從本質上講，崇禎本人有很大的性格缺陷，劉宗周曾經對他有過極為精闢的分析評價：“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太輕。”正是性格上難以扭轉的操切偏激，嚴苛多疑，讓崇禎皇帝在推行政策時，每每舉措失當，用人乖繆，加上缺乏可行的治國方略，內外客觀形勢又步步緊逼，在他的統治下，終於導致大明覆滅。
其次，崇禎碰到的是一個王朝末期遇見的普遍性問題，利益集團坐大，且彼此爭鬥加劇，蠶食和削弱了國家實力。滿族人口不見得比明軍規模大多少，猶如西夏與北宋，軍事失利是表象，內政問題才是核心。內地富庶程度遠遠超過未充分開發的東北，內政稍微調整，能夠依靠綜合國力，以持續消耗的方式進行碾壓。因為對明末具體情況不瞭解，也不能用上帝模式選拔某人，總的思路是調理內政、修養生息。
再者，女真族建立的後金，早在萬曆末年，就已經強勢崛起，和蒙古人構成的邊境威脅不同，後金的政治野心顯然更大，能量也顯然更強——由於地處土地肥沃的遼東，加之早在明成祖時期，明王朝就開始在遼東設立衛所、都司等軍事機構，防禦蒙古襲擾的同時，展開互市，而明朝中後期開始的遷移居民潮，更是令關外地區進入了人口與經濟的快速增長期，這些因素，都為後金加強戰爭動員能力，積蓄充足兵源、武裝，提供了有利基礎。
這也是努爾哈赤能夠在薩爾滸之戰中，一舉擊潰明朝數十萬大軍，而後席捲遼東的最真實原因，說白了，他的軍隊比蒙古軍隊人更多，給養也更足，所以也就更能打，也就更適應長期化的戰爭。崇禎擁有一個領導不該有的所有特徵：自己不敢擔責任，害怕罵名，畏畏縮縮，自己想做的事都不敢做，試問他祖宗朱棣害怕罵名嗎？刻薄寡恩，孫傳庭大功不賞，小過重罰；導致忠臣心寒，左良玉軍便利用崇禎弱點，剿而不滅，以剿要餉，坐大一方。
沒有分辨事實的能力，相信所有彙報，先是輕信，然後，繼續重罰。他本來就不應該繼承皇位，從小也沒受過專門的君主教育，更沒有接觸過基層。你說，他能做什麼？在他的這個思維框架下，他做什麼都是錯的。明朝滅亡，亡於崇禎，不是亡於他具體做錯了哪些事，而是亡於崇禎是導致出現明亡一切因素的根源崇禎怎麼做可以為明朝續命？只有一個，生了兒子，如果怕不保險生了兩個兒子之後。
立刻去煤山之上找到那棵樹把自己掛上去，留下一個絲巾寫上：諸臣非亡國之臣而君為亡國之君、今君自死請眾臣協力共舉賢者攝政以救國難如此，大明換個能幹的權臣上來，沒了昏君亂政，或許明朝能得續命幾年。整肅綱紀，打擊貪官汙吏沽名釣譽之輩，這是第一步，減免稅賦，賑濟災民，加強對女真人的警惕，最後，如果是說李自成已經達到了京城外，可以立馬遷都，然後再施行德政，明朝或許可以續命。
首先你要了解明末的核心問題不是沒有敢戰的軍隊，問題是經濟基礎徹底崩潰，北方災荒起義，南方稅源萎縮，國家沒錢了，維持九邊都吃力，怎麼維持精銳部隊？其次是政治徹底失靈，不管是東林還是閹黨，整個行政體系腐敗不堪，你能保證精銳部隊的招募，補給都沒有貪汙？在文官的盤剝下，武官能潔身自好，不吃空餉，不喝兵血？皇帝在明末做的多就錯的多，越想改變越被這個體制勒緊，這是一個死解。明代歷史就表明了皇帝和文官是有利益衝突的，不然不會出現廷杖、怠政、皇帝猝死、大儀禮等。所以皇帝是無法徹底擺脫文官控制的，期待文官老老實實的配合皇帝建立近衛軍可能麼？這符合他們的利益麼？行政本來就是他們控制，這根本就不是利益交換。
最後，皇帝還要有所擔當，關鍵時刻一定要勇於承擔歷史責任，而不要總想著讓屬下背鍋，比如，當李自成的起義軍逼近北京時，他想遷都南京就應該自己提出來，而不是一再暗示大臣出來提議遷都，做一個皇帝，應該要有對應的歷史責任感，而不是成功了就陛下英明，失敗了就諸臣誤朕！當然，歷史沒有假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末的那種內憂外患，任何人坐到崇禎的那個位置上，可能未必處理得比他更好。至少他做到了“君王死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