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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中英 |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
阮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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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數千年以來，人類的社會願景、政治圖景都與烏托邦理想緊密聯繫在一起，同時又往往被現實無情打碎。作者認為，烏托邦本身以反烏托邦的形式而存在，這是內嵌於人類烏托邦理想中最深沉的歷史悖論。但是，基於對苦難記憶與逼仄現實的反思，人類的烏托邦理想總是揮之不去，這便形成了關於烏托邦的第二重悖論，即儘管烏托邦不可能實現，但其理想恆久存在；而烏托邦一與現實接觸，便迅速遁化為反烏托邦式的存在。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是莊子的“無何有之鄉”，人類總是往返於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欣喜苦痛之中。但痛苦越深沉，烏托邦理想就越不息，這便構成了烏托邦理想的第三重悖論。
作者指出，當今世界的反烏托邦跡象日益凸顯：金融資本統治、社會普遍不公、資源過度開發、非生產性消費膨脹、生活習慣不健康、人口過度增長、恐怖主義擴散、各種歧視氾濫、勞工條件惡化、政府監管強化、自由和權利萎縮、網絡和信息商業化、失去公共道德和自由選擇、欺騙猜疑盛行、社會冷漠與個人麻木、技術不當使用、高科技專斷等等。那麼，出路何在？作者從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的烏托邦理想以及三種中國傳統語境中的文化理想入手，分別分析其得失，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智慧中以“道”為融貫的哲學體系，可實現理想與現實的動態平衡，或許能為破解烏托邦悖論提供啟發。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2期，轉自“探索與爭鳴雜誌”(tansuoyuzhengming)，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烏托邦弔詭及其解決之道
——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儒家的大同世界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2期)
▍何為烏托邦的悖論？
對現實和理想我們可以作如下區分：現實是不完美的和非理想的，而理想是完美的和非現實的。我們因此具有了相對於現實世界、作為理想國度的烏托邦的基本意義。但對於一個地方或國度而言，反烏托邦或惡烏托邦是什麼？它顯然是烏托邦的對立面，但它也可以是構思和概念上構建烏托邦的條件和動機，以及實現烏托邦的結果。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家園是一個荒蕪凋敝的壞地方，我們難道不希冀一個好地方或將壞地方變成一個好地方嗎？一旦我們實現了太平盛世，我們將充分享有這個美好環境。
然而，烏托邦並不總是一個已經實現或可以實現的理想。即使它實現了，它可能變成一個我們並非真正渴望和希冀的地方，因為我們也許會被自己所欺騙，也許對新興因素感到失望。
因此，實現烏托邦是矛盾的：我們希望建立一個理想的地方，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實現這樣的理想；即便我們終將理想實現，也許因為環境的因素它不可避免地會變得不是我們當初的理想。
一個範例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們會想要一個確保安全的地方，但是一個安全的理想秩序往往是一個一切都受到嚴格控制和密切監督的地方。一旦你擁有絕對的安全，你將從不受控制和監督的原初狀態下，失去舒適的自由。理想的秩序因為你對自由的渴望而成為反烏托邦。如果你想去一個絕對自由的地方，你會發現你可能又會回到一個“一切都可以”的國家，一個你不會稱之為理想的國家。人們總是希望將烏托邦定義為一切都是完美的和理想的地方，但通過對烏托邦悖論的反思，我們終於認識到，烏托邦是不可能通達和實現的。你可以稱絕對自由的國家為天堂，但你會發現，人們不可能使這個世界成為在一切方面都如人所願的天堂。
因此，對於烏托邦的概念，我們有兩種形式的悖論：
第一，烏托邦是與我們對理想的需要相關的相對價值，它在另一層面上可能是反烏托邦；
第二，烏托邦國家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在所有方面都完美無缺的理想國家，但這種國家必定不會存在，因為如果它的確存在，它就不能是完美的。
結合上述兩者，我們可以將烏托邦的悖論闡述為如下命題：烏托邦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它是完美無缺的理想，它將不可能存在；如果它確實存在，它將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只能是相對有意義或實際上是反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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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烏托邦總是導向反烏托邦？
那麼，烏托邦的意義和吸引力是什麼？正如上述一例所示，為了獲得安全，我們可能不得不壓制我們的自由去創造安全的地方，然而這個安全的地方可能變成奴役壓迫之地。因此，雖然我們可以在某些地方消除一種形式的壞與惡，但我們也會在同樣的地方引入另一種形式的壞與惡，我們甚至還將這種壞與惡理想化為完美的善。這意味著理想之地仍然是一種壞，只是它的壞體現在不同的方面罷了；這也意味著作為一個完美和完善的好地方的烏托邦不可能存在。
即便如此，烏托邦仍然是我們可以夢想和渴望的東西，因為現實生活是不理想和不完美的，而烏托邦賦予了現實生活以追求的意義和目的。我們還必須看到，與現有的反烏托邦相對的烏托邦，能夠通過消除現有的反烏托邦而轉化為另一個反烏托邦。一個弔詭的事實是，烏托邦必須作為一個不能實現的願景被一直保持下去，因為一旦烏托邦被實現了，它將不再是烏托邦，並可能轉變成一個新的反烏托邦。這也意味著反烏托邦可能引發對烏托邦的希冀與渴望，並因此產生出為烏托邦而奮鬥的條件。另一個要點是，由於失去對烏托邦的信心與信念，可能會導致反烏托邦，從而使烏托邦失去了價值並切斷了與現實的聯繫。
現在的問題是：一旦我們有一個烏托邦的目標，我們是否能夠以及如何實現它。有一個關於理想形式的形而上學問題值得一提：正如我們從柏拉圖那裡得知，本體論真理在於否認運動變化和保存不變的形式。但柏拉圖同樣將國家治理的理想之真理政治化：這裡我們有一個理想國家的形式和一個理想統治者的形式。
如何實現烏托邦目標的問題，變成一個理想的統治者在治理一個理想的國家時，這些理想的正義和完美的智慧如何才能被實現的問題。柏拉圖講述了通過哲人王的治理方式，它代表著體現在一個完美的人或他的行動中的完美的理性。這是我們如何擁有烏托邦——一個美麗或者善的理念的西方起源。
在強調中國哲學並沒有明確的“烏托邦”觀念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說，在諸如“大同世界”“內聖外王之道”這樣的術語中，類似的觀念也已經形成。在莊子的《逍遙遊》中，“無何有之鄉”的概念只是一個沒有具體政治表達的想象空間，這的確是理想主義文學的話題。根據理想形式的形而上學，烏托邦的根本問題是，當它被應用到理想之地去生活時，我們如何將烏托邦落實在現實之中。答案是，
只有人類才有烏托邦的觀念；如果這個烏托邦是可實現的，只有人類才能實現其烏托邦。在這裡，我們必須做一些關於人性和人類心靈的心理假設。作為一個人，如果不是僅僅為了我們夢想的東西，我們需要追求生活的未來目標。然而，在通常情況下，要麼我們追求理想時過於現實，要麼我們對未來可以獲得的東西過於樂觀。此外，我們是否能夠獲得我們夢想的東西，這經常一方面取決於我們的能力，另一方面依賴於我們可能無法控制的環境。因此，一個對未來有預期目的的人可能會經歷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如果一個人對於他的夢想或對烏托邦的希望完全幻滅，就當前生存狀態來說，他可能成為反烏托邦的一部分。
就人們對一個烏托邦國家的信念如何做出的反應而論，有如下幾種可能性：
他相信烏托邦永遠不能實現，因此烏托邦失去了對他的吸引力。
他雖然使得這種烏托邦得以實現 ，但發現它不那麼理想，他感到幻滅、困惑和憤怒。
他可能繼續努力使烏托邦成為現實，但這些努力可能最終仍然毫無進展，烏托邦理想將再次失去它的吸引力。
他雖然已經使烏托邦成為現實，但是實際上已經不能再維持它了，並經歷了因現實帶來的逆轉。
他可以讓自己在一個理想的迷夢中沉睡，但現實可能將他從這個迷夢中喚醒，使得他必須面對殘酷的現實。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烏托邦可能導致我們處於一種精神的反烏托邦狀態，如果這種反烏托邦不是社會或經濟的反烏托邦。
烏托邦既可以鼓舞我們的精神，但有時也可能削弱我們的精神，這就是烏托邦的悖論所在。它有助於在一段時間內提升我們的精神，但卻不能真正地滿足我們，因為只有當烏托邦被實現時，我們才能最終得以滿足。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一種理想的烏托邦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它喚起了我們努力奮鬥以將其實現的渴望和行動；但如果我們不能實現烏托邦意義上的理想，我們必將感到失望和幻滅。烏托邦弔詭的地方在於，如果經過反思，理想不可能成為現實，並且也沒有現實的方法去實現理想，那麼，我們如何允許烏托邦理想激勵著我們對理想的希冀與渴望。
▍黑格爾的失敗
在我看來，黑格爾恰恰犯了如下錯誤：即他將實在與理性存在者相互比照。他意圖通過設定或斷言實在就是現實的，理性存在者是理想的，來消解烏托邦的悖論。然而，他也可能知道，兩者之間的差異將產生一個巨大的鴻溝，這在理論上會使人們對烏托邦的著迷的情感崩塌。但他希望通過斷言他的否定和揚棄的辯證法，即將實在肯定為理性存在者，並將理性存在者肯定為實在，來形成一個形而上學的飛躍。
問題是，兩者之間誰是主要的規定？如果我們使實在成為主要規定，我們發現所有是實在的東西必須都被認為是合理的，說A是合理的指的就是，A應該被接受和遵循為實在的或被相信是實在的。但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接受、相信或遵循作為實在的或被證明是實在的被給予我們的東西。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使理性存在者成為主要規定，我們必將對現實失去信心，因為它不同於我們所謂的理性。
“理性”這個觀念越嚴格，我們越可能對我們的現實不滿意。要麼我們必須摧毀我們的現實，以符合理性；要麼做可能是激進的事情，以追求理性。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都會對現實造成破壞，我們將不信任理性存在者。然後，我們可能陷入精神錯亂或漠不關心的狀態，失去了實在與理性存在者的意義。因此，也存在一個作為理性存在者的烏托邦之悖論。如果我們用理性存在者來代替任何價值術語，如善的、美麗的、有福的、真實的，等等，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到烏托邦的悖論在陷入長期的混沌狀態之前（在此狀態中，諸種價值的對立會失去其原有的含義），該悖論本身會對吾輩產生多大的影響。
在本文中，通過指出中國哲學中《易經》的變易哲學，以便我們可以追求我們的價值目標，但需要調整我們的目標和我們朝向目標的態度和行動，從而最終提出一個解決這個悖論的途徑。換言之，我們必須看到我們的目標是靈活的，而不是根據我們的現實和我們為了達成理想的努力而不能夠改變的。同樣，我們必須根據我們所設想的理想目標改進我們的方法。此外，我們還必須將這看作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因此是一個相互生成和相互決定的過程。我們可以將這種方法稱作“本體論一生成學的詮釋學循環的方法”，這已被用來定義我們的理想，並制定我們的方法來實現我們的理想。所牽涉的哲學原則是基於我們“與時俱進”的力量與 “生生不息”的原則。
▍烏托邦的哲學體系
在這裡，我將重點分析幾個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學家的眾所周知的烏托邦思想，並展示烏托邦的悖論如何使它們失效。我將談到柏拉圖和他的超越的烏托邦，以及他的現代評論者卡爾·波普爾。然後，我將談論作為辯證烏托邦主義哲學家的黑格爾。接著，我將重點關注作為強大的烏托邦發言人的馬克思，因其提出的理想的、無階級差別的社會是一個影響深遠的理念，這是唯物主義辯證法中的烏托邦主義。
在黑格爾那裡，人們可以看到他的烏托邦主義如何在19世紀中期作為理性存在者的實在的辯證法應用於德國政治改革。獲得的教訓是，我們不能等同兩者，也不能將兩者分離為無關的。我們應該尋求兩者之間的創造性和動態平衡。馬克思的政治行動的實用主義與黑格爾有所不同，但他堅持一個完美的社會（如果有的話）的描述是隨後緩和對現實的必要調整的一個因素。在此之後，我將考慮中國哲學作為對西方烏托邦主義的出路而提出解決方案。
我們可以具體考察西方烏托邦悖論的三種基本類型或模式，以及中國思想提供的走出悖論的三種模式。
（一）柏拉圖：理念的超越
蘇格拉底對於政治正義和依照法律與道德的人們可接受的其他行為進行了本質的追問。柏拉圖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理想國的理念。他想建立一個理想形式（理念），人們必須依照這種模式去追求和努力。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有一個哲學王，既有非凡的智慧也有敏銳的洞察力來建構一個國家，更有能力治理一個已經按照理想被建構的國家。根據希臘的古典教育理想，柏拉圖設計了一個哲學家的教育方案，最終將對最高的善的終極洞察作為治理城邦、使事情有序的所有行動的來源。這無疑取決於他的辯證法，一個未來的哲學家通過包括學習數學在內的訓練，將他的靈魂從一個感官世界提升到一個抽象理念世界。
柏拉圖的這種烏托邦思想面臨許多問題和責難。首先，我們要問如何證明一個哲學家是否已經達到了他知道至善的頂點。其次，他怎麼知道通過他的抽象思維實現人民之間具體的正義。我們需要保證如何從現實世界上升到理念世界，以及如何從理念世界下降到現實世界。然後，最為關鍵的一個問題是：關於如何使理想國家成為現實。柏拉圖並不提倡實現這樣一個理想國家的革命。很明顯，可能要有一個賢明的國王能夠通過權謀來規避改革與重組，因此提倡改革的想法實際上已經循環地預設了理想國家的存在。然而，為了有一個更自由的社會，我們必須一方面成為人，另一方面成為理性的人，以便擁有的變革力量。
建設烏托邦國家比維持它相對來說更容易。卡爾·波普爾因此批評柏拉圖創造一個封閉的社會，不允許新的元素，也不允許人們轉變角色。波普爾的這個批評是正確的，因為理想國仍然鎖定在理想的形式之中，它不允許任何角色發揮作用。
（二）黑格爾：絕對精神的前進
雖然柏拉圖對於理想的城邦沉浸於一個理想狀態的辯證上升的優勢，黑格爾試圖應用他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將真實的人類歷史變成一個絕對精神的世界。雖然柏拉圖涉及理念的超越力量，但黑格爾開始使存在的邏輯起點在本質上作為歷史運動的源泉，這種歷史運動是內在於歷史之中的。這意味著根據黑格爾的觀點，歷史有其自己的目的，並根據絕對理性的法則前進。這也意味著邏各斯、絕對精神或上帝將有權力將現實轉化為理念，從而在現實世界中實現理念。
有了這個設置，人們會想知道我們如何確定我們樂意看到的從現實中可以實現的理想。如果一個人有自己的烏托邦想法，我怎麼知道它是否屬於絕對精神的計劃？沒有人會知道，直到理性在他的揚棄運動中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所尋求的實現。1841年至1843年期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普魯士，德國改革運動成為缺乏在右翼黑格爾主義（現實主義）和左翼黑格爾主義（理想主義）之間做出選擇和決定的程序的很好的例子。因此，左與右之爭失去了它的意義，也切斷了與現實的聯繫。黑格爾自己的哲學必須是超越的，也就失去了與現實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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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克思恩格斯：改造世界
19世紀中期，黑格爾的理念論發展到了極致。但是由於回到現實的需求，即超越現實的和合理的辯證法，逐漸失去了與現實的聯繫。
1841年，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首次批判了黑格爾神學。4年後，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再次對黑格爾哲學進行了批判，明確提出要用行動“現實地改造世界而不僅僅只是理解世界”。藉此，馬克思、恩格斯回應了在當時尚且屬於純粹理論範疇的烏托邦。烏托邦設想本身的空洞性已經先行地決定了它很難成為真正具有現實歷史意義的實踐。然而問題在於，社會現實正在急切地呼喚一種類似於烏托邦的理念。那麼，除了關於烏托邦不切實際的設想，是否存在其他可以真正推動現實變革的力量呢？
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它不僅向馬克思主義者展現了一種全新的烏托邦樣式，而且為實際的革命行動提出了現實的指導綱領。然而，問題依然存在。階級鬥爭真的能夠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嗎？歷史告訴我們，烏托邦自身所暗含的矛盾性必然會導致烏托邦的相對化甚至是覆滅，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對人類思想進行更深一層地挖掘。就這一點而言，我們不得不承認，馬克思與黑格爾分享著相同的立場。二者均認為，推動變革的力量之源應該在歷史的視域中而非如柏拉圖所示在理念之中被加以考察，而現實的社會歷史無疑既是現代的、又是理性的。
（四）《易經》：現實與理想在道之中的動態統一
依據上文的論述，人之為人的本性乃烏托邦賴以依附的首要前提，那麼我們就必須回到人性的維度中，尋求化解烏托邦自身矛盾的路徑。解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要用理想代替真實，或者用理想將真實消解掉。理想與真實同等重要，在價值生成的運動中維繫著彼此間的動態平衡。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烏托邦的力量來自現實的基礎，就像真實的吸引力必須來自它的核心理想。這意味著它們都屬於一個創造性的源泉，我們可以稱之為太極，以陰和陽的形式產生真實和理想。正是在陰陽之間的相互作用，現實可以變得更加理想，同樣的理想可以變得更加現實。正是鑑於這種相互轉化的關係，共同的善才可以實現，有意義和持久的機構才得以建立。
正是由於人們具有能夠理解自然及其轉化與動態的平衡的視野，我們到達了這樣的一種平衡，使真實和理想同樣充滿意義、影響深遠並富有價值。這意味著驅動現實的力量同樣是驅動理想的力量，這樣的力量來自外部，正如它也來自內部，因此，我們不能僅僅依靠柏拉圖的形式、黑格爾的上帝甚至馬克思的歷史自身。進步或改善的力量必須在自然或客觀之中尋找，人類或主體是自然或客觀的一部分。因而，真正的創造力必須來自自然和人之間的真正融洽與和諧，而我們必須通過積極的努力去認識他們。
（五）老子：作為關係和復歸本源的道
在公元前1200年周代初年，“易”的範式和願景通過卦辭的符號系統清晰地被表達出來，道教和儒家思想都屬於這樣一個智慧傳統。這個系統在公元前6 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孔子及其弟子兩代人的易傳十篇評註中被哲學化。同時在公元前6世紀，老子和孔子都不得不處理如何以可持續和令人滿意的方式發展和維持個人生活和國家文化的繁榮與和諧的問題。
對於老子，正如他在《道德經》中指出的，最為關鍵是不要使理想超越道的自然過程，應該以自然的方式實現自然的事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鍵在於如何利用現實來實現理想，使得理想不至於說是從外部強加給我的。我們確實需要仰望理想併為之努力奮鬥。但要達到此目的的前提是，首先保存你的起源，並回歸到你原來的根和它的自然環境上去。這在某種意義上是通過反思理想是服務於什麼目的的方式來批評理想。這表明，我們不應該使我們的生活過度人造化和技術化。在治理中，我們需要問的是：我們是希望使我們的生活和組織成為精確的工具，還是希望讓它以自然和協調的方式達到其目標。在所有與人類生存和人類生活有關的事情中，緊要的是認識到與整體、過程、終極的激勵和起源相關連的重要性，進而認識到，道和德、現實和理想之間沒有根本的衝突和矛盾。
（六）孔子：整合與和諧
儒家相比於道家更多地致力於在整合與再整合、和諧與融洽的永無止境的過程中，尋求改善和完善個人和集體生活。我們的本性和感覺是基於對天的創造力的理解、提供世間萬物秩序的終極現實的理解。只要符合這樣的本性和感覺，就可以實現和諧的統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如何提出一個擺脫烏托邦的悖論的辦法。人們應該尋求達到一個理想，但這個理想必須被視為與人的本性的起源和實際根源沒有根本的不同。至於在理想被認為是從原始生根的自然和連接的出現，人們應該繼續尋求整體和根源的統一。除了每個作為宇宙起源的人共享的開放整體之外，沒有其他中介。
當孔子開始思考我們如何恢復“禮”制時，這種“禮”制給予建立在天道自然秩序的人倫秩序以秩序和權威。他也在理智和心靈中尋求一個基礎。孔子提出了仁是恢復禮的基礎，而且仁不是難以達到的，也不侷限於不同水平的人的有限關係之中。作為仁慈的綜合及和諧的“仁”的觀念，適用於在深刻的、有無窮創造力的現實感的基礎上建立理想。這表明《易經》對孔子的影響是多麼得深遠。
在孔子被邀請在本國擔任公職時，在他作為老師和士大夫工作的日子裡，他接受和吸取了《易經》中深刻的思想。在這裡，我們不僅看到天和人的統一，而且是人自身內部和外部的統一。它最終導向於知識和行動的統一，統治者和人民的統一。此外，這裡也有漸進主義的意義：我們可能很容易地發現一個歷史真相，但要繼續行動則需要考慮起源、教化過程和宇宙基礎。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孔子尋求一種在“道”和“仁”不被放棄的同時，使現實變得更加完美的方式。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達到烏托邦，因為烏托邦已經植根於我自己或我的天性之中。
因此，孔子設想一個大同世界，每一種類型的人都會在這裡找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對每一個人來說世界是和平與和諧的，每個人都可以享受生活和進一步發展，人們不斷努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培育更美好的現實。在這個意義上，理想並沒有完結，理想植根於時間並且在時間中與現實一同生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大學》所說的至善，被認為可以通過一個人的內在美德、努力去愛他人、為人類的繁榮興旺而努力等方式來實現。
也在這個意義上，通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經典，我們看到，我們不應忽視我們的本性中的理想元素，因為理想的元素只不過是潛在力量的更新以及創造和再創造。正是在這種方式下，烏托邦的悖論不再是一個悖論，因為理想與現實之間不僅沒有擴大的差距，理想還被看作是我們自然本性上與永恆創造性的天的全面性的“道”有關的必要的驅動力，是《易經》哲學中構想的創造性變易的終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理想的渴望和向美德典範的高層次追求，已經是實際存在的理想的保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即使我們最終沒有達到理想目的，也不是非常要緊。因為這種驅動的力量將在未來繼續和更新自己。我們發現這種持續的革新和再創造力也在《易經》“既濟”和“未濟”的最後兩個卦中，它們的並置表明了理想和現實、過程和終點、真理和實踐的永恆的統一。
▍出路何在？
在當今世界上，我們發現了許多反烏托邦的跡象，例如：金融資本主義的統治、社會的普遍不公正、群眾的愚昧、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自然資源的非生產性消費、不健康的生活習慣，甚至是世界人口的過度增長、恐怖主義的擴散、種族和性別歧視的泛濫、發展中國家工作條件的惡化、更廣泛的政府監督和控制、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萎縮、互聯網和信息的市場化、將自我全身心投入到機器之中、失去公共道德和自由選擇（包括尊重隱私，社會和政治操縱），欺騙和相互猜疑的盛行、社會和個人的冷漠與麻木、人類的悲觀和被動、技術的過度使用、溝通障礙、沒有獲取許多基本信息的免費且簡單的途徑、在後民主世界沒有直接途徑與他人接觸、高科技和時間商業化的獨裁、新社團主義中看不見的腐敗。
換言之，在生活、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宗教、個人、道德、自然和科學技術的所有領域內，都有許多反烏托邦跡象。我們還能看到烏托邦改進的跡象和改善的努力嗎？我努力地去發現他們，並且我自己也受到許多動人故事和仁慈、正義和追尋善的事件的鼓舞。但是我所有的感情都被反烏托邦所佔據，而非烏托邦。我不知道我是否會把這個時代和世界稱為後烏托邦時代和後烏托邦世界。不！我希望仍然區分理想與現實，以使我能夠在中國哲學的啟發下，使理想與現實和解，在這一和解的基礎上取得進步和提高。烏托邦的悖論仍然在我們身邊，而悖論的出路也一直向我們開放著。讓我們將反烏托邦視作一個警告，將烏托邦作為一種激勵。也許我們可以回應《美麗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說：“戰爭是戰爭，和平是和平，真理是真理，謊言是謊言。”
—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史正富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
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
嚴 鵬
04.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
劉炳輝
05.公共衛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
曹東勃 葉子輝
06.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
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
牛 可
09.美國工會怎麼了？
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
張玉友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
黃婧怡
▍新國史
12.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啟示
趙 崢
▍觀察
13.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
管世琳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2期，原題為“烏托邦弔詭及其解決之道——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儒家的大同世界”。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