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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歷史，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每當社會發生危機時候，思想文化就會呈現繁榮景象。有危機才有生機，往往在亂世時候人們更願意去改變動亂的環境，從而去思考與反思，所以亂世出的思想家肯定比治世多。
一起看看歷史上的幾個亂世時期的思想文化情況，以佐證此以上觀點：
春秋戰國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
宋遼金元時期
近代軍閥混戰時期
1、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代，王權衰落，奴隸制度解體，奴隸主貴族獨佔文化的局面被打破。諸侯爭霸，各國開放政權以延攬人才，又因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難，社會發生劇變。這一時期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等，提出瞭解決的辦法和思想。個人利害與國家之間的利害交互運用，相互影響，標新立異。各種學說，思想紛紛出現。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申、韓為代表的法家，以及兵家、農家、 陰陽家、縱橫家、雜家等紛紛登場，演繹了諸子百家爭鳴的文化盛宴。諸子百家的智慧為民族精神的養成提供了充分的養分和基礎。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觀念許多都是出自於諸子百家學說中，秦漢及其以後的很多歷史人物的人生觀也都深受諸子影響。
2、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鎮壓黃巾起義過程中，漢王朝大權旁落，中國從此進入分裂和民族危機的大變動、大動亂時期。先是魏、蜀、吳三足鼎立，隨後是西晉的短暫統一。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為“五胡亂華”提供了機會。隨著匈奴、鮮卑、羯、氐、羌等異族鐵騎的衝擊，代表華夏正統的西晉王朝滅亡，衣冠南渡，建立起偏 安_隅的東晉王朝。廣大的北方地區則成為民族廝殺的戰場。五胡十六國你方唱罷我登場，人民流離失所，顛沛播越，文明遭到極大破壞。其後北方逐漸被鮮卑人統一，建立了北魏王朝，此後北方的北魏、 東魏一北齊、西魏一北周與南方的東晉、宋、齊、梁、陳形成了南北朝對峙格局。從東漢末年的分裂到隋一統天下，其間大約經歷了近400年，這是中國分裂時間最長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華夏文明遭受極大的衝擊。在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社會動盪面前，個人的命運尚無從掌控，傳統文化和道德就更是遭到肆意踐踏和無情背棄，思想界也陷入極度混亂之中。這一時期，儒家思想名義上雖然仍被奉為正統，但實際上約束力已根本談不上，人們不斷尋求思想慰藉的良方。從魏晉玄學到佛、道的興盛，這一時期的中華文明是在民族融合中發展，在文化碰撞中演進。
玄學開闢了一個思辨時代，名士們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在論辯中有通（正面解釋議論）、有難（發難致詰）、有勝（辯論取勝）、有屈（辯論失敗），由此形成清談風格。清談的起源應上溯到魏晉之交的“竹林七賢”，比如山濤、嵇康、阮籍等人。他們流行清談宇宙觀、歷史觀、政治、倫理，並以辯析其中哲理為目的，用前所未有的規模進入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鑄造了中國士人玄、遠、清、虛的生活情趣。
南北朝開始中國佛教進入興盛發展階段。南北朝時佛教已遍佈全國，出家、在家佛教徒數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中寺廟鼎盛時達到1367所， 而北方的長安僧尼過萬，南方的建業也有佛寺數百座。著名代表事高僧釋道安。
魏晉南北朝是道教發展的重要時期，是道教逐漸走向成熟、定型的時期。這一時期，道教經過分化與改革，使道教從早期道教那種比較原始的狀態發展為有相對完整的經典、教義、戒律、科儀和教會組織的成熟宗教，並由早期民間宗教團體逐漸轉變為官方承認的正統宗教。代表人物有葛洪，陶弘景，寇謙之和陸修靜。
詩歌方面，建安詩人的代表有曹操父子、建安七子和蔡琰等。陶淵明的作品是田園詩的代表。山水詩派的開創者是謝靈運。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很發展，官家很重視修史，私家修史之風也很盛。最著名的史學著作有劉宋時范曄的《後漢書》和西晉陳壽的《三國志》。還有南朝梁時沈約撰《宋書》，南朝梁時蕭子顯撰《齊書》，又名《南齊書》。
魏晉南北朝的地理學有很大的發展。除正史中的地誌之外，專門記述州郡地理、名山大川、地區風物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最著名的為酈道元撰的《水經注》。
3、宋遼金元時期――作為亂世的宋遼金元時期，儘管宋朝在軍事方面趨於被動挨打的弱勢，但在文化上卻是中國古代的繁榮時期，儒學復興運動蓬勃開展，宋朝時期理學勃興。宋儒積極吸納 佛、道特別是佛家的思想，完善發展了儒家的心性之學和義理之學，使得儒家倫理思想體系更思辨、更系統也更科學，開啟了理學時代。宋代理學則是“對先秦諸子的一次重大的覺醒一復興一揚棄” ，是對異質文化挑戰的“創造性回應”和對傳統儒學的“系統性提升”宋明理學堪稱傳統儒學的高峰，是中國傳統哲學史的重鎮。北宋理學開創者即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集大成者朱熹。陸九淵為主觀唯心主義理學派別的重要代表。
宋代在繼承發展唐詩成就基礎上發展了 詞牌創作，創造了絢爛瑰麗的宋詞。婉約派的代表人物有李煜、柳永、晏殊、歐陽修、秦觀、周邦彥、李清照(宋代最著名的女詞人)等；豪放派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
宋人注重修史，並不拘於傳統的官修史書的撰著，而勃興了私人著史的新風尚。在史書的體裁上也是門類齊全，包括起居注、會要、長編、實 錄、筆記、國史等多種形式，涵蓋了通史、斷代史的相關內容。
4、近代軍閥混戰時期――鴉片戰爭打破了清朝閉關鎖國的迷夢，使中國被動地融入到全球一體化的衝突中。由於長期的閉鎖和落後，近代中國始終處於被動挨打境地。原有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受到嚴重衝擊，中國由封建社會進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危機激勵了先知先覺的人士開始努力瞭解西方文化，同時反思傳統文化，尋找救亡圖存之路。從林則徐的“睜眼看世界”到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從洋務運動到“中體西用”從維新變法到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在五四運動前，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鬥爭。但由於傳統文化內在危機沒有解決，儘管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 但中國落後的社會狀況仍未得到根本改變，民族危機仍在不斷加劇，民族復興之路艱難而崎嶇。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被動地捲入戰爭，但作為戰勝國之一卻仍要在巴黎和會上簽訂屈辱條約（最終因迫於國內五四運動的壓力，中國代表團拒絕簽訂屈辱條約），因而激起了五四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五四運動不單單是一場政治運動，同時也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是在思想界中將辛亥革命未竟事業繼續推進。 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正式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
在五四運動中，文化主將們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用“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反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特別是封建儒家禮教思想。應該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張“打倒孔家店”批判和抨擊封建吃人禮教是有著非常大的進步意義的，對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文化是系統工程，五四運動不僅在思想層面掃清封建思想，而且在制度層面和器物層面也進行了大刀闊斧、改天換地的變革。如在國體上，廢帝制，創立民國；在政體上，廢除封建官僚體系，實行總統制和責任內閣制；在教育上，廢科舉，興辦新式學堂；在社會生活等方面，移風易俗， 廢除剃髮、裡腳等陋俗，實行剪辮、易服、放足。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反封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對其成 就也不宜估計過高。從以張君勱、丁文江為首掀起的科玄論戰到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三次論戰， 從晏陽初、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到國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運動，從自由主義文化派與現代新儒家學派的興起 到馬克思主義的壯大，這些五四文化高潮中一個個思想解放和文化繁榮的浪花。正是由於近現代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和傳承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使得中華民族在直面危機時煥發出新的活力。正如湯因比所說的：“從鴉片戰爭一直到共產黨人奪取政權為止，中國遭受了巨大的恥辱；假如你受到過侮辱，那麼你就會用相應的攻勢來進行反抗。在中國，肯定有這樣一種想法，即中國必須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力量。” 而這種力量就是面對危機的民族抗爭精神，並因這種精神而將民族文化推向一個又一個新的高度。
五四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有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劉師培、辜鴻銘、魯迅（周樹人）、錢玄同、吳梅、劉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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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出英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橫空出世，戰略家思想家層出不窮，切不一一細說。三國時期戰亂頻發，群雄割據，獨霸一方。東吳孫權，西蜀劉備，三曹父子獨霸中原文人墨客聚首憂國憂民，能出來扶政的屈指可數。文人也好，政客也罷。都希望自己的國家繁榮，國富民安才是他們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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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如明鏡，照見世間百態與每個人心底角落！
縱觀 中國五千年，思想文化最繁榮的歷史時期有兩個，一是春秋戰國，二是隋唐兩宋。前者主要是分裂，從前770年到公元221年，誕生了眾多的學術思想，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百家爭鳴
主要是因為當時社會處於大變革大動盪時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招賢納士。經濟上，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在科技上，天文學，醫學等科技取得較大進步。在文化上，私學興起，形成許多學者和思想流派。這是百家爭鳴形成的原因。諸子百家的學說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這個時期，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歷史由分裂走向統一，針對社會的急劇變化，各學派熱烈爭辯，著書立說，闡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張。
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詰難，於是出現了思想領域裡"百家爭鳴"的局面。
同時在當時出現了眾多的思想家，典型就是各家學派代表，比如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管仲、吳起、商鞅皆名噪一時。
而文化上，儒家學派就是當時的代表學派之一。倡導君權神授、民貴君輕，以“仁”為宗旨，相對中庸。同時在彼時的南方，也不乏《詩經》、《楚辭》這些先秦的經典著作。
春秋戰國之後，思想文化相對繁榮的就是隋唐兩宋。
文化繁榮
這時期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各種文化，民族繼春秋戰國之後第一次開始大融合，也因此兩相碰撞之間，擦出了很多思想上的火花，也因此這時期成了中國歷史上公認的封建社會巔峰，加上科舉制這種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的出現，彼時社會階層渠道流通良好，因而讓很多普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學術、做官不再是貴族的專利，晚唐詩人劉禹錫在《烏衣巷》中所提到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即可說明。到了兩宋，這種制度更加成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北宋著名詩人汪洙的名句。
早上還是農家子弟，可能因為中舉，下午就穿上官府躍於朝堂、成為新貴。
我們至今也思慕三蘇一門三傑的家風。因此唐詩宋詞至今讓我們嚮往，思慕。
著名大儒陳寅恪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科舉之風，甚為濃烈，現在全國各地遺留的很多書院也主要建成於這段歷史時期。仔細來看當時也不乏大儒，典型如唐宋八大家，名留千古。
中國歷史上這兩個思想文化最燦爛的時期，一分裂，一統一，前者側重於思想，後者側重於文化，但其實綜合來看，無分彼此，思想文化燦爛繁榮，和治亂關係不大，主要是有產生他們的土壤。
春秋戰國能誕生百家爭鳴，主要是因為當時歷經上古的血緣貴族政治，很多士人也開始活躍起來，尤其是因為大分裂時期，各國人口流動加劇，一些相對有見識的士人開始周遊列國，傳播學術，比如以”儒、墨、道、法”為首的眾多學術流派無不如此，在當時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一些諸侯為了爭霸、兼併小國，就會採取他們認為有用的學術來作為自己的治國思想，比如秦國用法家迅速崛起，最終橫掃六合；比如稷下學宮當時不乏孔孟大儒；又或者直到漢初還採用了遺留下來的黃老政治。
而隋唐兩宋能產生優秀的思想文化，也是因為彼時的文化學術開始流入中下層，做官也不再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導致很多平民子弟，可以接觸到知識，加上較為寬鬆的言論環境，相對自由的社會制度，自然而然思想學術如井噴一樣，蓬勃發展。只是因為後者更加側重於文化，思想家略遜於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