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版的難得糊塗

500多年前,伊拉斯謨寫下了一部廣受關注的作品,《愚人頌》。

歐洲版的難得糊塗

書裡說話的是一位自稱“愚夫人”的女神,她嬉笑怒罵,調侃諷刺了各個階層的人士,特別是社會里的頭面人物,比如哲學家、政治家、教士、主教、學者、文法學家等等,諷刺他們的勢利、諂媚、虛偽、還有自我欺騙、驕傲自大和狂妄無禮。

在她眼裡,這是一個瘋癲的世界:從教皇到鄉村牧師,從富翁到乞丐,從淑女到村婦,從學者到販夫走卒,他們都不用上帝賜給他們的大腦思考,而是一味接受貪婪、虛榮和無知的擺佈。

他們是世俗人眼裡的聰明人,聰明人善於察言辨色,人云亦云,他們用別人的眼光看世界。然而,“聰明”其實是指“耳聰目明”——如果一個人感受世界,不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又怎麼能稱真正的“聰明”呢?

反觀“愚人”,他們是自然人,他們看世界,不管是對是錯,都是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在伊拉斯謨眼裡,愚人反而要比所謂的“聰明人”更聰明。

在伊拉斯謨創作《愚人頌》和《王子教育》的時候,意大利和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已經進入了晚期。

正如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說的,“那個時代,無論是在佛羅倫薩,在意大利,還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國的時代;君主政體正在上升,方興未艾;共和國毋寧說是時過境遷了。”

我們甚至可以說,那是一個君主專制的黃金時代,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讓人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幸福的盛世,但過著的卻是一種因循守舊,醉生夢死的生活。

15至16世紀米蘭歷史學家伯納迪羅·克里奧 (Bernardino Corio) 說,在1494年以前,“人人都相信和平已經來臨並會長存;人人都忙著發財致富,到處都有這樣的機會。到處是歡飲和作樂。世界顯得前所未有的穩定”。

可是這樣的美夢並沒有持續多久,大部分人們,尤其是人文主義者們,很快就從這樣的美夢裡醒過來了。《愚人頌》就是其中的代表。

《愚人頌》用愚人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看出了它的虛假和醜陋。

諷喻作品都喜歡運用傻子和愚人這樣的角色。《愚人頌》裡的那個說話的人自己就是一個愚人,是一個在權威秩序之外的不認同者和不合作者,一個冷眼旁觀的、聰明的傻子。

他之所以可以被容忍站在一邊冷嘲熱諷,完全是因為他不過就是一個誰都瞧不上眼的傻子,他的話都被當成是瘋言瘋語。沒有誰會拿傻子當回事,傻子也對此毫不在乎,他的獨立特行讓他的譏誚嘲諷和玩世不恭有了一種反抗的意義。

《聖經·新約》的“哥林多前書”裡面說,“上帝挑選了世上的愚蠢之事來挫敗聰明人,挑選了那些柔弱的來挫敗那些強悍的。”

愚人,就是上帝挑選來挫敗權威的弱者。之所以稱他們為“弱者”,是因為他們無力挑戰、無法反抗權威,只能選擇戴上“愚”的面具。

所以我們說,大部分人裝傻都是為了存活下去。

作家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說:“傻了要比死了強”。

這樣的“愚人”通常不是真傻,往往是一種拒絕合作、暗中反抗的策略。這樣的“愚人”,跟那些被“洗腦”,或因懶得動腦而真正變傻的人相比,到底誰才真的“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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