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预警）
谈及明朝中后期的万历朝鲜之战（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但凡稍有了解的朋友，想必对这期间中日之间由沈惟敬与小西行长这二人主导议和的那段经历印象深刻。今天，本文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段看似可笑、实则却疑点重重的中日议和“闹剧”，希望可以距离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说到这段荒诞无比的中日议和“闹剧”，无论是从史书、历史小说或者当年明月所写的《明朝那些事儿》中，都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简直堪称奇闻趣谈。
即便是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通过本文的讲述，必定也会觉得这次议和实在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国际大玩笑。
纵观古今中外，一般来说，战争过后的议和，敌我两国必定是一番唇枪舌剑、勾心斗角，就算是相互平和一些的，表面上即便推杯换盏、其乐融融，到了谈判桌上，也免不了要为了自己一方而多从对方那边争取到一些利益，可谓寸土必争、锱铢必较。但是，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中日两国议和，却出现了简直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一幕：双方各自的两位议和主导人，竟然会“精诚合作”、“团结一致”，合作无间地共同欺瞒各自的本国：对方已全盘接受了己方所提出的所有议和条件。而实际上，两国所各自提出的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最终，也几乎差点儿便达成了实际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议和结果。今日看来，不可不说是一场十分精彩而又可笑的“闹剧”。
而最后，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议和“闹剧”以真相败露而收场，中日双方战端重开。
回首这段万历朝鲜战争中途颇让人哭笑不得的议和插曲，多少为这段战争历史增添了几分忍俊不禁的滑稽之处。不过，当我们再度认真地细看这段看似一场胡闹的历史时，却也很容易发现这场闹剧中一些难以掩盖的可疑之处：
作为中日议和主导人的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两人，到底为何不惜欺瞒己方的朝廷或者主公、也要不计风险地推进议和的达成？期间二人甚至不惜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对方所以出的苛刻条件。要说是卖国，纵观中外历史，又何曾见过这样颇有默契地一起“卖国”、各自向自己的母国隐瞒真相，只为满足对方要求的情况而相互一起“卖国”的先例呢？
更值得质疑的是，据记载仅仅是“市井无赖”出身的沈惟敬，怎么会说已经海禁多年的日本的语言？既然是市井无赖，又为何在明军主力抵达前不但被朝廷临危受命、而且还有着极高的“觉悟”，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营去与日军谈判停战？ 另一方面，小西行长作为丰臣秀吉的嫡系，为何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刻意欺骗蒙蔽自己的主公？
“同心协力”、两面欺瞒的议和闹剧背后，似乎隐藏着双方心中未被揭晓的暗中目的。看似双方南辕北辙的议和条件中，又到底有着怎样虚虚实实的真正原因与盘算。
今日，便以本文，从历史的记述中，通过对以上种种疑点的分析，试着揭开看似荒诞的闹剧背后，所隐藏着的历史真相。
在徐徐揭开历史真相面纱之前，首先，让我们再回到战争最初爆发之前，看一看议和闹剧前的历史背景，以及这场中日之间激烈较量与博弈的万历朝鲜之战。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疑点。
时间回到公元1592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年，刚刚基本结束日本战国乱世的丰臣秀吉，妄图“假道伐明”，征服朝鲜、中国、乃至印度，于是，在与朝鲜交涉未被理睬后，首先便对朝鲜发动了大举进攻。自1592年4月14日釜山登陆后的日军，很快如入无人之境般横扫武备废弛的朝鲜八道，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先后攻破王京汉城、拿下开城，至6月15日前后攻克朝鲜三都中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平壤，短短两个月间，朝鲜便几乎全部沦陷，朝鲜国王只能一路北逃至鸭绿江边的小城义州，向宗主国明朝不断求援。
虽然丰臣秀吉妄图入主中国乃至印度的计划堪称完全不切实际、天马行空的单纯幻想，但毕竟当时日本也摸不准明朝的真正实力与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把偌大的大明当成了纸老虎，而且当时的日军历经战国时代多年的战争洗礼、作战经验丰富，所以开战前有此妄想、也能理解。
而开战后的最初战局，也似乎印证了这个宏大的战略计划完全可以实现：承平已久的朝鲜官军一触即溃、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日本基本不费吹呼之力，就将几乎整个朝鲜收入了囊中。而更让丰臣秀吉以及众多日军感到兴奋的是，不但朝鲜官军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就连大明派来的所谓天朝军队，似乎也是不堪一击，根本难以撼动势头正盛的日军。
当然，最初明军失利的实际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朝朝廷起初过度的轻敌，把这次丰臣秀吉的大举进犯等同于倭寇海盗的骚扰而已，因此仅仅派了少许部队前去剿匪，结果导致了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意识到此番来犯的敌军并未寻常毛贼的明朝朝廷，随即立刻调集了精锐主力，由李如松担任统军主将，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战局也被随即扭转，具体战争过程这里不展开多说了，简单来说：自明军主力入朝之后，短短百余日内，先后攻克平壤、收复开城，并迫使陷入困境的日军撤出了汉城、龟缩回朝鲜东南一隅的釜山。战局随着明军主力的参战，基本又打回到了日军刚刚登陆的起始状态。。。
就这样，在明军主力的强大攻势下（当然也有朝鲜当地义军风起云涌般的奋起抵抗，与以李舜臣为首的朝鲜水军的海上补给线袭扰多方面的压力），也算是让当时的日本领教了明朝的真正实力，同时彻底破灭了最初妄以为可以一举攻入大明、乃至印度的幻想。至此，第一次侵朝战争（文禄之役）到此基本结束。
之后，军事上失利的日本对于战事有些乏力，而明朝方面也因为军费开支、补给线过长、兵力分散等各方面原因，难以在短期内一举将龟缩在釜山的大量日军彻底荡平。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大明议和主导人的沈惟敬，以及日本方面议和主要负责的小西行长，正式登上了两国之间的主要舞台，共同策划了这场看似荒诞不经的议和“闹剧”，开始了对于各自本国的欺瞒。
讲到这里，就有必要先介绍说一下此番议和的两个焦点人物：小西行长，以及更为传奇的沈惟敬。
首先是小西行长，此人在日本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奇葩。
其本是为商人出身，而且后来还信奉外来的基督教。后来履立功勋，逐渐在丰臣秀吉手下升为了大名，受封二十余万石领地，算是当时日本不大不小的实力人物。虽然此人军事能力评价不高，但在征伐朝鲜的战争中，小西行长却担任日本九大军团中第一军团的主将，担当开路先锋的重任。而在基本攻占朝鲜八道后，把守前线头号重镇——平壤的任务，也由小西行长担当。而在这场战争中，从小西行长的表现来看，似乎此人始终对于议和之事乐此不疲。作为一介武将，居然会对议和之事如此情有独钟，所以说，小西行长也算是日军将领里的一个奇葩了。当然，看完本文之后，或许你便会对其这样的行为有更深刻的理解。
下面再来看一看另一位传奇人物——沈惟敬。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形象地称呼其为“大忽悠”，虽然可能不太准确，但对于这个形象却描写得极为生动传神。
至于史料记载，现在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其出身嘉兴。关于此人的来历，史料上众说纷纭，史料记载他是“市中无赖也”。
而此时的两国议和，也已不是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第一次接触了，可谓早已成了熟人。其实，原本早在明军主力入朝之前，沈惟敬就曾展现过其擅长“忽悠”的高超本领，谈判的对象也正是小西行长。当时日军兵锋正盛，攻占平壤又击败了明军偏师的几次进攻后，随时都有兵临鸭绿江、进攻大明本土的可能。而当时明军的主力尚在集结和调动之中，为了实行缓兵之计，于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这个所谓的“市井无赖”沈惟敬，因其会说日语，便临时授予其游击将军的官职，让其去和日军谈判停战。希望暂时拖住日军不要继续进攻，以为明军的集结准备争取宝贵的时间。
可是，大好形势下，日军会答应停战吗？使者只身前往，这不是羊入狼穴、与虎谋皮吗？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此番出使之人必定是九死一生、难以全身而退。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朝廷的正式官员都没人敢担此重任，这才轮到了名不见经传的所谓“混混”沈惟敬。大概在朝廷看来，反正这种小人物被日军杀了就杀了吧，死了也无足轻重。而临危受命的沈惟敬，竟然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任务！如同当年关云长单刀赴会一般（而且沈惟敬当时估计还没带武器），悠然自得地只身进入了当时被日军占据的平壤。而在数日后，就在众人以为其已经遇害之时，又在小西行长等日军彬彬有礼的热情欢送下，大摇大摆、完好无损地出了平壤。同时，竟然还顺利带回了小西行长对于暂时停战的承诺。。。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自此之后，沈惟敬也算是奠定了其对日议和“达人”的角色，凡是之后需要议和之事，基本都会有他参与其中，并几乎实际主导了整个的议和过程。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在现在看来，其实沈惟敬当时所创造的所谓“奇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达成停战协定，实际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日军其实根本无力继续北进鸭绿江。由于苦于朝鲜各地风起云涌的义军，需要时间去清剿，猛地吞下整个朝鲜，总要消化个一年半载的，再加上陆地上虽然势如破竹、但是海上的交锋却是处于劣势，海上补给线不断受到李舜臣等朝鲜水军的袭扰，补给困难，本就难以继续勉强进军，不然根本不用等沈惟敬来谈停战，日军早已趁势继续打到鸭绿江了。而另一个原因，便是沈惟敬的确运气不错，碰到的是谈判对象恰好是商人出身、乐于和谈的小西行长。试想，如果沈惟敬碰到的是第二军团的加藤清正（以悍勇著称、政治和智略相对底下），估计很可能就被直接大卸八块当做下酒菜了。。。
总之，沈惟敬出色地完成了其第一幕亮相的优秀表现。不过，计划却赶不上变化，就在沈惟敬回来之后，明军的主力已然集结完毕。面对沈惟敬深入敌营达成的停战协议，明军主将李如松当即不予接受，甚至扣押了极力主张议和而不是兵戎相见的沈惟敬，理由也很简单：议和不过是权宜之计，现在明军兵强马壮、本将奉旨讨贼，还和日军谈个球？本着能打就不BB的风格，李如松率军直接兵临平壤城下，拉开了明军反攻的序幕。
说到这里，其实，反观一下当时沈惟敬的这第一轮出场。细细想来，实际有三个很值得考虑的重要疑点：
第一，从很多资料的记载，以及其被指派去和日本人和谈的事实上看，沈惟敬想必是会说日语的。这就很奇怪了。若沈惟敬真的只是一个嘉兴的所谓“市井无赖”，又怎么可能会懂日语呢？
即便是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恐怕嘉兴市的地痞流氓里估计也没几个会说日语的吧。而且，当时的明朝自1523年的宁波之乱（又称“争贡之役”）后，就断绝了与日交往、开始了全面海禁。即便是到了后来隆庆皇帝登基后推行新政、开放月港、解除了几十年的海禁，也是针对日本以外的国家开放贸易，但对日本的贸易却始终处于严禁状态。凡是胆敢私自前往日本的商人，明朝朝廷都以“通倭”之罪论处，面临斩首的严刑。不过，尽管如此，因为贸易利益的驱使，依然有不少人铤而走险，暗地里进行对日民间贸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法的走私贸易。
算起来，从开始全面禁止对日贸易的1523年，到沈惟敬出使的1592年，已经足足过了差不多有70年时间。期间所有对日贸易全部都是朝廷严禁的非法走私贸易。由此可以推断，沈惟敬会说日语的几乎唯一一种解释便是：沈惟敬此人曾参与过对日走私贸易，不仅到过日本，而且很可能不止一次。退一万步讲，即便其本人没有去过日本，也一定和经常涉及对日走私贸易的商人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否则，又如何能够学会与大明隔绝已久的日本的语言呢？只有这样的经历背景，才能解释其会说日语的事实。
这样看来，与其说他是一个普通的市井混混，倒不如从其会说日语这点来进行推断，其身上更多的是对日走私贸易商人的影子。
以笔者个人看来，朝廷在当时很可能也从沈惟敬会说日语这一点上，觉察到了其很有可能有着走私商人的背景。不过，大敌当前、朝廷内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正值此会说日语的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派其出使了。
第二，沈惟敬为何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临危受命前去议和？ 无论是一介商人，或者即便是一个嘉兴的普通无赖，似乎都比较难以说通能有此等慨然为国捐躯的高尚觉悟，更和其后来一味欺瞒明朝朝廷的“卖国”行为大相径庭、判若两人。但是，考虑到以上我们所分析出的沈惟敬身上极为深厚的对日走私贸易商人背景，一切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巨大的风险背后、必定有着巨大的利益驱使。
对于一介对日走私贸易背景深厚的沈惟敬而言，面对巨大的风险，极有可能是更大的利益驱动在作为他的动力来源。若是利益足够巨大，生命的风险也就暂且可以看得不是那么重了。对于很可能曾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过朝廷严禁的对日走私贸易的沈惟敬来说，这样的解释也完全合乎情理。
不过，沈惟敬这样做，难道真的只是仅仅代表了其个人的利益吗？
这也是最后一个疑点：无论沈惟敬其实是一名对日走私贸易的商人，还是所谓的市井无赖，都很难直接接触到当朝兵部尚书石星这样的高层，更不要说被找出来作为大明的使者了。那么，到底是谁，或者说是哪股巨大的幕后势力，将其举荐给了朝廷、成功推上了当时的风口浪尖，并最终成为了足以左右中日两国命运的重要人物呢？ 野史中有各种各样的记载，比如是石星家中出身嘉兴的小妾举荐了沈惟敬，诸如此类。但是个人以为都不足采信。
真正的关键，在于沈惟敬其后的一系列行为，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沈惟敬后来所推行的计划一切顺利，最大的获利者，便是将其推上这关键位置的真正幕后主使。而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得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同一股势力——
江浙商人集团。（或者说江浙财阀商团）
这里，我们先不细表，而是再次将目光移回到之前讲到的第一次侵朝战争基本结束，两国开始正式进入议和之时。
也就在这个阶段，议和闹剧正式开始上演。首先，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也是当时日本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丰臣秀吉，针对两国的议和，再次发挥了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提出了七条极不切合实际的条件。笔者习惯称之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为了方便各位理解每一条背后丰臣秀吉的真正含义，会在每一条下面括号中另外加以个人的备注解释，具体如下：
1，迎大明公主为日本天皇皇后；
（宣示自己赢得了战争，为自己在日本国内获取声望，提高威信，加强丰臣家的统治力。）
2，恢复朝贡/勘合贸易；
（恢复中日之间已断绝多年的朝贡贸易往来。）
3，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
（握握手，示意自己热爱和平，也有和大明平起平坐的意思。）
4，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
（扩张领土，犒劳征伐朝鲜的参战大名）
5，朝鲜送一王子至日本作为人质；
（朝鲜的地位变为日本附属国）
6，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
（显示自己的议和诚意）
7，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
（同以上第5条，朝鲜的地位变为日本附属国）
说完这“梦幻七条”之后，再简单总结一下，除了第三条和第六条多少可以认为是日本的示好行为外，丰臣秀吉的要求其实主要是四个方面：
·为天皇迎娶大明公主
·恢复/发展中日朝贡贸易
·朝鲜南部四道的领土要求
·朝鲜成为日本附属国
对于以上的“梦幻七条”或者说“梦幻四条”，我们暂且不去说其如何不切实际、狂妄自大，其实仔细地分析一下，所谓谈判，从来就是双方有来有往、讨价还价，最终尽量达成一个各让一步、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在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与谈判洗礼中深谙此道的丰臣秀吉，必然清楚这其中的道理。因此，在总结出的这“梦幻四条”之中，很可能也有丰臣秀吉的狮子大开口，也就是对方若全盘答应当然最好，但若有反驳，其实四条中也有可以妥协退让的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其实在丰成秀吉的心中，也对这四条议和的要求有着优先级的排序。部分条款，很可能是可以退让的筹码。
可以确定的是，最关键的谈判底线和随时都可以退让的谈判筹码，都包含在以上总结出的四条之中。那么，丰臣秀吉最为重视的谈判底线，又到底是其中哪一条呢？
这里我们先不直接说出答案。而是继续看事情的发展。
负责议和的小西行长向中方代表沈惟敬传达了丰臣秀吉提出的这“梦幻七条”。可以想象，十分清楚这些过分条件根本就是丰臣秀吉一厢情愿、痴人说梦的沈惟敬，心中想必只有两个字：“呵呵”。通晓中朝语言以及明军实力的小西行长，恐怕很有可能也明白这“梦幻七条”基本就是在做梦。
面对日本方面这样无理取闹的苛刻条件，沈惟敬自然清楚带着这“梦幻七条”回去，朝廷肯定不会同意，必然是再度开战的结果。于是乎，经过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二人的合计，闹剧上演了第一幕：
首先是小西行长回报丰臣秀吉，说明朝使者已基本同意“梦幻七条”，但是使者毕竟没有全权，需要日本派使者到大明首都北京，进一步征得大明皇帝的亲自批准。
而另一方面，沈惟敬对明朝朝廷的回报，则是谎称已和日本达成了初步的议和条件，具体如下：
1，日本向明朝称臣。
2，日本请求大明封贡（即：册封与开展朝贡贸易）。
3，日本撤出盘踞在釜山附近的军队。
看到这里，想必大多数朋友都已看出了这闹剧的可笑之处，沈惟敬和小西行长都在各自蒙蔽自家的主公，所回报的情况乍一看也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南辕北辙。
但是，请各位再仔细想一想，无论沈惟敬还是小西行长，两人肯定都不是傻子，对于不可行的计划，自然不可能会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去故意欺瞒自己的主公。尤其是小西行长，为何会同意沈惟敬如此汇报，轻而易举地便否认了丰臣秀吉所提出的“梦幻七条”，甚至在向明朝的报告中提都不提，这不是等于在给自己挖坟吗？与其如此花样作死，还不如就直接实话实说，大不了议和破裂，自己也没又太大的责任，毕竟是对方的要求太过分。
不过，二人却默契地选择了同心协力地各自欺瞒自己国家的当权者，这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同样参照之前所说的那句话，巨大的风险背后、必定有着巨大的利益驱使。虽然已经身为大名、但同样是商人出身的小西行长，又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利益驱使，而甘愿和沈惟敬几乎成为了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呢？
对于这个问题，请各位再回过头来，仔细看一遍上述二人的回报。
真相已经不远了。
首先是小西行长，其实小西行长对于丰臣秀吉的汇报就很有水平：虽然说明朝使者答应了您的“梦幻七条”，但却并未得到明朝朝廷和皇帝的最终确认。换句话说，丰臣秀吉所指示的四个主要要求，明朝方面估计还会有所反对，派出使者到北京后，很可能要为了达成主要目的，而必须要放弃其中一些次要条件。借着即将派出日本使者（使者自然也是议和负责人小西行长的家臣）的机会，小西行长很可能提前向丰臣秀吉请求面授机宜，希望确认这四条要求的优先度排序，以便在北京进一步议和时，力争保证主要目的的达成。甚至到了万不得已、四条之中只能保住一条时，究竟哪一条才是最核心的底线？
那么，丰臣秀吉心中希望借助此番议和所要达成的最重要目的，究竟是哪一条呢？
答案，就在经过和小西行长秘密商议之后，由沈惟敬提交回报给明朝朝廷的议和条件里。。。
没错，如果仔细再翻看一下沈惟敬所回报的日本已答应的议和条件中，其实并不是全盘隐瞒了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而是暗暗地保留了其中的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
恢复中日之间的朝贡（勘合）贸易。
毕竟，如果四个方面一个都达不成的话，作为负责人的小西行长的议和任务也就算是彻底失败了。若是这样的话，从任何一个角度分析，此时实话实说才最符合小西行长的利益，否则最终根本难以向丰臣秀吉交待。
而唯一的解释便是，小西行长已经清楚，只要最终可以达成了恢复朝贡（勘合）贸易这条，自己就可以向丰臣秀吉交差、完成议和任务。因此，只要沈惟敬提交给明朝朝廷的这三条“非常合乎情理”的议和条件得到了明朝的认同，一切就都将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除了议和之外的其余三条，小西行长之后其实也根本难以欺瞒。明朝公主和朝鲜王子虽然理论上可以找人冒名顶替，事实上小西行长和沈惟敬后来也合伙假造过一份日本的“降服书”，作为日本称臣的依据。但是，真人毕竟比不了一纸空文，何况是堂堂公主和王子，几乎不可能瞒得过去。而领土要求更是连假冒都不可能，毕竟到时丰臣秀吉会派人前去接收领地，绝无瞒住的可能。
因此，小西行长很可能在这时就已然做好了盘算：待明朝确认之后，便禀告丰臣秀吉，北京方面态度强硬，次要的三条都没有答应，但毕竟达成了您所交待的最重要的一条：即恢复朝贡（勘合）贸易。这样的话，自己也能顺利交差。
至于朝贡（勘合）贸易为何对于丰臣秀吉如此重要，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展开细谈。
这里先要强调的是，小西行长这样做，毕竟是冒着欺瞒自家主公丰臣秀吉的巨大风险，其中必定也有弄不好自己掉脑袋的可能。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驱使着小西行长敢于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去和沈惟敬合作搏了一把呢？
结合小西行长日本豪商之子的出身，一切似乎就顺理成章了：中日贸易如果顺利重开，将同样给小西行长带来的巨大利益。或者换句话说，甚至有可能，小西行长的背后也有着日本商人势力集团的暗中支持，大家都想从中分取一杯羹。
试想，中日重开贸易之后，日本方面具体会由谁负责两国之间的朝贡和贸易？似乎再没有比通晓汉语、又是恢复朝贡贸易最大功臣的小西行长，更加合适的人选了。而如果小西行长或者其代表的商人集团掌握了日本一方的对中贸易，对于小西行长的实力而言也将是巨大的增长和飞跃。
那么，中日贸易如果重开，对于明朝方面呢？明朝朝廷似乎一向对贸易不太感兴趣，但是对于江浙一带的商人而言，这将意味着原本被朝廷严禁的对日贸易转为了合法化。原本偷偷摸摸、将脑袋挂在腰间的走私贸易终于可以正大光明起来。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日本穷乡僻壤，而中国地大物博，有必要非和日本进行贸易吗？
其实，提及当时的中日贸易，也就是走私商人们冒着巨大风险从日本运回的主要“商品”，正是一种对大明王朝其实也同样重要的物品——白银。
之前笔者曾在另外一篇文章（永乐通宝：大明彼岸日本战国时代趋之若鹜的硬通货？还是影响大名们兴衰命运的无情魔咒？）中涉及过这个问题。由于明朝国内白银越来越多地作为货币使用，尤其是张居正改革之后，政府的税收由实物之征走向货币（白银）之征。在这样的“征银”政策推动下，明朝社会从上至下对于白银的需求更加与日俱增。日本的白银虽然产量丰富，不过，在宁波之乱后，加上后来由于东南倭寇引起的不良印象，明朝对日本采取敌视和戒备态度，而另一个白银输出国、同时也是当时的海洋强国——西班牙逐渐来到了远东地区，甚至还占领了位于东南亚的重要贸易中转站——马尼拉，借着西班牙强大的海洋实力，其在拉美殖民地秘鲁开采的白银也被大量运到了马尼拉，在对华贸易中继而大量流入明朝。因此，明朝的主要白银流入来源便从原来的日本逐渐变成了西班牙。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当时间来到了1592年万历朝鲜之战爆发之时，情况其实又不太一样了。在数年前的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阿尔马达海战中被英国击败，昔日的海洋强国地位开始衰落。就在西班牙海洋实力摔落的同时，也再也难以继续稳定维护其从秘鲁到中国这几乎绕了大半个地球的白银运输航线。因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西班牙向明朝的白银输入自此开始日渐减少。但是明朝国内对白银的需求却依旧在增长，而白银的海外供应却愈加短缺，导致通货紧缩的情况日渐严重，白银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也难怪有走私商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去日本，将白银运回国内，牟取暴利。
但是，走私贸易毕竟是小打小闹，何况还极度危险，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对于对白银需求最高、也在暗中涉及对日走私的江浙商人集团而言，将中日贸易合法化，自然便成了一件十分看重的事情。
中日开战后的两国议和，自然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最佳契机。
这也很可能就是作为被江浙商人集团这一幕后势力推上历史舞台的沈惟敬敢于冒险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日贸易得以恢复的话，江浙商人集团将会有巨大的好处：不仅解决了输入白银的巨大需求，也能在对日贸易和合法输入白银的过程中谋取巨大利益，同时借由引入的白银进一步增强了江浙地区的商品贸易发展。
因此，由此可想而知，当小西行长和沈惟敬得知恢复中日贸易才是丰臣秀吉心中最优先的条件时，想必也是十分的兴奋。两个人、或者说是彼此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随即一拍即合！也正因为两人所代表的利益几乎完全一致，有着共同的目的——开通中日合法贸易，原本身为敌对国家的二人迅速便建立了深厚的“战友”同盟关系，团结合作，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此过程中，甚至不惜欺瞒自己国家的朝廷或主公。
如果说利益决定了立场。那么巨大的利益便决定了此刻二人不顾风险的坚定立场。
对于恰好都是商人出身的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而言，因为中日贸易巨大利益的驱动走在了一起，自然会彼此配合、尽全力促成此事，所以，与其说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莫名其妙地共同演了一出议和“闹剧”，倒不如更准确地说，二人为了打通中日贸易，确立了攻守同盟、进而相互进行地精诚合作。
下面，让我们再回到议和这场正式开始上演的“闹剧”上来，相信各位已经对于这场奇特议和的背后真相已经有了更多的理解。那么，再让我们看看事情后来的进展，同样是跌宕起伏。
对于沈惟敬所谎报的三个议和条件——撤军、称臣和请求封贡（册封和朝贡贸易），送回北京后，万历皇帝就表示很怀疑：怎么日本会开出如此优惠的条件，这么容易就甘心俯首称臣？会不会这其中有什么猫腻？加上对于沈惟敬本就不太相信，于是又另外派了亲信大臣去和日方派来的使者当面确认一下。而日本派来的使者，乃是小西行长的亲信家臣内藤如安（史书记载多误称为“小西飞”）。既然是小西行长的人，自然也就等于是和沈惟敬穿一条裤子的。面对明朝大臣的盘问确认，内藤如安对答如流，再三和明朝朝廷确认，这三条就是丰臣秀吉的全部要求。甚至恭恭敬敬地进献了提前假造好的“降伏书”，以消除明朝朝廷的疑虑。
如此一来，明朝朝廷终于不再怀疑，或者说连日本使者都当面确认了，也实在找不出别的什么问题来了。于是经过商议后，明朝给出了最后的议和条件，并降旨下诏，准备另派使者去日本向丰臣秀吉宣读圣旨。
而当得知这经过明朝朝廷修改的最终三条议和条件时，沈惟敬和小西行长都不由得傻眼了：
1，日军在受封后迅速从朝鲜彻底撤军；
2，对日本只册封而不准求贡；
3，令日本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
其实，这第一条和第三条都没啥问题，关键是第二条的后半句：
不准求贡。
换句话说，明朝朝廷等于将沈惟敬在汇报中仅保留下的丰臣秀吉的最后一个要求，也是底线要求——恢复朝贡贸易，也一并回绝了。。。
这下，算是彻底玩儿砸了。。。
而就在这时，另一个疑点也随之出现了：小西行长在明朝使者等一行人到达日本后，想必已经从随同使团一起前来的沈惟敬处知晓了诏书的内容中，明朝朝廷并没有答应朝贡贸易的条件。既然知道诏书中已不能实现朝贡贸易，那么小西行长为何不立即向丰臣秀吉如实汇报呢？
可以试想，这其实是他最后一个实话实说的机会。如果这时讲出实情，完全可以把责任一股脑儿地全部推给明朝朝廷：是因为明朝皇帝在最终确认时又全盘否定了明朝使者当初答应的条件。这样一来，小西行长虽然议和失败，但毕竟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至于太严重，毕竟明朝皇帝的最终决定，小西行长也没有办法。
但是，小西行长却没有这么做。这到底又是为何？
答应诏书里这无论对日本还是自己都看似毫无利益的条件，继续蒙骗下去，完全不符合小西行长的利益，还不如就现在实话实话更加划算。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展开讲一下：
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其实还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两国官方之间的贸易——又称为朝贡（勘合）贸易。宁波之乱以前，日本是十年一贡，也就是这种官方贸易每十年一次。日本方面每次都能赚个盆满钵满，而宁波之乱就是日本两个大名之间为了独占朝贡贸易的巨大利益，在宁波大打出手，结果导致最后明朝朝廷干脆禁止日本再来朝贡，两个大名谁也没有捞到好处。
第二种，就是民间的贸易往来，由商人们驾船在两国之间进行。虽然数量级肯定比不上朝贡贸易，但毕竟也占到了两国贸易之间的一定比例。
因此，很有可能在沈惟敬看来，虽然官方之间的朝贡贸易被朝廷回绝了，但是一旦有了对于丰臣秀吉的册封（日本国王），也算是名义上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家和丰臣秀吉的正统地位。而
获得明朝的官方认可，就可以视为针对中日民间贸易解禁的一个重要信号。毕竟，丰臣秀吉和日本都成为了明朝认可并册封的统治者和个人，就等于为两国间的贸易解禁做好了政治铺垫。只要议和顺利完成，日军全部撤军后，再由代表江浙大商人集团利益的部分文官进行一番政治运作，就很有可能进而开放民间贸易。虽然，这只是个人的分析，并没有什么证据（两人之间的秘密商议想必也不可能会留下什么引火烧身的证据），但似乎也只有这个动机和利益驱动，可以促使小西行长不说出真相，而是将闹剧继续蒙骗下去。
同时，讲道理，在明朝使者正式向丰臣秀吉宣读诏书之前，小西行长必定是要向丰臣秀吉提前报告一下，明朝答应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诏书里到底答应的是什么条件。
从丰臣秀吉在闹剧真相败露前对明朝使者的热情招待来看，丰臣秀吉应该是对小西行长的提前汇报比较满意。那么，小西行长在提前汇报时，到底禀告了明朝答应哪些条件。虽然没有历史记载，但是我们也可以完全分析得出来：
正如之前所总结的丰臣秀吉的四条要求里：朝鲜南部四道的领土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瞒得过去的，毕竟到时派人去接收时就会立刻露馅；而关于明朝公主和朝鲜王子的虽然理论上可以假冒一下，但是太容易被拆穿。所以，并不傻的小西行长肯定不会谎称明朝答应了这三个自己明知根本瞒不过去的条件，不然即便议和顺利完成，始终将丰臣秀吉蒙在鼓里，最后自己也根本无法收场。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小西行长应该是向丰臣秀吉汇报道：
明朝答应且仅仅答应了恢复朝贡贸易的条件。同时附有撤军、册封、不侵犯朝鲜等其他条约。
从宣读圣旨前丰臣秀吉对明朝使团还算周到的高规格接待来看，虽然不清楚他心中对此是否满意，但至少也是一个对小西行长所汇报的条件可以接受的态度。
这里，也算是再度佐证了，恢复中日朝贡贸易，才是丰臣秀吉最为看重的底线条件。
同时，小西行长也没有闲着，要想继续隐瞒下去，还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其一，就是宣读诏书时不能露馅，毕竟诏书里写的是不准朝贡。其二，就是后续要做出已经按照条约开通贸易的样子。
关于第一条，不少资料都有小西行长威逼利诱替丰臣秀吉读出圣旨的日本僧人的记载。诏书毕竟是汉语的，但丰臣秀吉又不懂汉语，所以一般都是请通晓中日两国语言的日本僧人来进行翻译。而小西行长威胁读圣旨的僧人的目的，就是想借以掩盖住诏书中不能朝贡的真相。
而第二条，就是后续能营造出已经开通中日贸易的假象。关于这后续的一点，因为上述第一条就没有成功，所以也无法看到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为这第二条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个人分析，两人的暗中计划可能是一方面借由沈惟敬背后江浙商人集团的政治运作，来尽快打开民间贸易，即便比不上官方朝贡贸易的规模，至少先让中日贸易运作起来；而后再继续为进而真正实现朝贡贸易，来做努力。并且，按照中日之间以前都是十年一贡的惯例，也为二人留有足够拖延官方朝贡贸易的时间。按照丰臣秀吉当时的身体状况，肯定是不够再活十年的了。
但是，二人这大胆而又周密的计划虽然在几年的议和中瞒住了几乎所有人，却在几乎就要成功之际，功亏一篑。。。
在宣读圣旨的当天，帮丰臣秀吉翻译的日本僧人并未按照小西行长威胁的那样，隐瞒下诏书中明文不准朝贡的语句。（同时也有一种当时没有现场翻译，后来丰臣秀吉又找僧人来替自己翻译一下的说法。）这样一来，真相大白，丰臣秀吉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原来一直蒙在了鼓里，不禁大怒！而这场持续了数年的议和闹剧，也终于因此彻底败露。。。
一场看似荒诞的闹剧，终于彻底收场。
讲到这里，议和之事，算是基本结束了。
回首再看一下被某些人叱责为“卖国贼”的沈惟敬，其实深究起来，沈惟敬也并没有割让一寸土地、答应一两赔款。而如果这个瞒天过海的假议和真的可以实现，中日贸易重开的话，随着日本的大量白银流入明朝，势必可以缓解当时西班牙白银流入减少而带来的白银短缺。如今不少文章都在分析，白银短缺导致的通货紧缩，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沈惟敬主张的开通中日贸易，虽然未必能使明朝起死回生，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货紧缩带来的社会贫富分化与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沈惟敬似乎又是一个目光深远的爱国者了。
所以，客观地说，沈惟敬的行为其实应该都是出于其自身和幕后势力的利益考虑，无所谓卖国、也无所谓爱国。不过，从个人主观情感上来谈，笔者倒是更愿意相信沈惟敬或许真的隐隐看到了明朝经济日益严重的内部危机和巨大的海外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笔者个人所写的小说中，或多或少地给了这个人物更多的正面描写。
好了，希望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思路和角度，重新理智地看待这段所谓的历史“闹剧”。以上的个人分析或许并非就是完完全全的历史真相，但是这样的解释，至少比原本传统中的记载——“沈惟敬仅仅是一个冒着危险来忽悠的市井无赖、小西行长糊里糊涂地也跟着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坑骗自己的主公丰臣秀吉”，要更加合乎情理。
最后，这场荒诞的议和虽然失败了，但关于万历朝鲜战争的历史谜题，却依然在继续。同样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议和失败后，在第一侵朝战争（文禄之役）失利、已经明知正面战场难以以军事力量取胜的丰臣秀吉，又为何执意再度出兵？丰臣秀吉作为从一介平民起家、最终基本统一日本的一代枭雄，难道这仅仅是议和失败、面子受损后一时兴起的冲动决策？
丰臣秀吉死后执掌日本大权的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又是如何处理与明朝的关系，采取了哪些措施？前文所讲到的朝贡/勘合贸易到底对于日本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以至于丰臣秀吉和后来的德川家康等都如此看重？
因为这次的篇幅已经过长，下回有时间，再和各位继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