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想让周恩来当女婿被婉拒后,仍助其留学,周总理:对他很感激

1916年5月,南开中学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作文比赛。这一年,中华民族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袁世凯如跳梁小丑般兴风作浪,各地军阀势力暗潮涌动。

南开中学创办人、校董严修深知“少年强,则中国强”的道理,所以这次的作文比赛,他就是想看一看学校的年轻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正性,学校做了一个特殊的要求:交上来的作文一律先密封住姓名。当天,一篇这样的文章被送到了严修的面前:

《诚能动物论》(节选)

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无量数生物分子以成人。人者,万物之灵也。各具本能,感拥仁智,发挥其固有之天性,以角逐于天演界中。优者胜,劣者败。强有力者统一部分之人民而驾驭之;庸愚者慑伏于权威之下,无敢或动;暴烈者不甘居受治之地位,思起以代。于是相动以干戈,相搏以血肉,胜者得存,仆者继起,辗转相寻,有争无已。呜呼!芸芸众生,相率以入此潮流中,争生死存亡之道者夥矣……

文章洋洋洒洒,一共千余字,现只节选了其中一段。严修不是第一个看此文的,在他之前几位国文老师已经阅过,交到严修手上时他们都赞不绝口。严修一口气读完后,马上不淡定了,当场就用“宰相之才”形容此文的作者。

他没想到他的中学里还有能写这出此等文字的年轻人。毫无疑问,第一名非他莫属。学生的姓名被揭开后,看着上面“周恩来”3个字,严修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是的!以他对学生们的了解,参赛的这200多人里,但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必然是这位周同学。

对于这位来自南方的穷小子,严修的印象是很深的:一方面,这位清瘦的穷学生,虽然长期穿着几件旧衣服,但他却有着一般学生没有的才华;另一方面,早在一年前,这位周同学就曾找自己题过字。

严修想让周恩来当女婿被婉拒后,仍助其留学,周总理:对他很感激

图:少年时期的周恩来

虽然南开中学创建的时间不长,但凭着严修的威望,它在天津很有名气。天津地界上、甚至全国范围内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想各种办法,要让孩子念这所中学,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冲着曾在清朝翰林院供职多年的严修来的。大家都觉得光绪帝都经常召见的文化人,办的学校肯定不会太差。

可惜要进这所学校,一直就不是拼谁的钱更多。南开中学推行的是新式教育,入学时除了要考国学和数学,还要考英语,一切以分数说话。别的不说,光是英语这一项,就让不少人打了退堂鼓。为了让孩子们进这所学校,家长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恶补,家里条件好的就送孩子去各种考前补习班,条件差的就只能自己默默地“费灯油”了。

对于家境差的孩子来说,国文和数学还能借到一些书来读,但英语却让他们头疼得很,毕竟他们是没钱请外文老师来教的。周恩来显然属于穷学生行列,好在他一向有语言天赋,恶补了一段时间后,他居然真的考上了。

说起来周恩来并非刻意要考南开,早前他一直在东关模范学校上学,15岁的他之所以会来天津,是因为四伯父调到天津来工作了。既然那来了天津,又恰逢南开在招生,他自然是要试一试的。

真的考上了,四伯父自然为侄儿开心。但对于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却很头疼。在此之前,周恩来的生活费基本都由他资助。但现在在天津这样的地界,他的工资显然也是杯水车薪。他不是不想再管这个有出息的侄儿了,而是确实无能为力了。

所以从入学校那天开始,周恩来便开始为学杂费忧心。幸运的是,南开真的是一所有温度的中学。学校给周恩来介绍了各类兼职,抄讲义、刻蜡版这些活儿他都干过。就这样,周恩来的功课照样出奇地好。

从第二年开始,学校就免去了周恩来的学杂费,这是当时南开中学唯一的一次,如果没有校董严修的批示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可帮了周恩来大忙了,这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时间做他真正想做的事:好好办他的“敬业乐群会”。在这个学生组织里,这群年轻人讨论着各种时事,他们演话剧,在天津越来越有名气。

后来,周恩来还张罗着办起了《敬业》杂志。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力,周恩来想到了让严修给杂志题词。一个外地来的穷学生,要去见大名鼎鼎的校董,一不小心就是要闭门羹的。但结果却让大家没想到,55岁的严修一听周恩来的来意,当场就给他题词了。

严修想让周恩来当女婿被婉拒后,仍助其留学,周总理:对他很感激

图:严修

虽然从那以后,严修很少再见到周恩来,毕竟他是校董,具体的教学工作他并不负责,但他一直没忘记这个孩子。此次作文比赛,周恩来的夺冠,让他对这个孩子愈发珍视起来。他专门给周恩来做了一个旗子,上面亲笔写上了“含英咀华”4个大字。

“含英咀华”这个成语是1000多年前大文人韩愈送给自己的学生们的,是希望孩子们读书时能吸引书中的精华。严修将这4个字送给周恩来,体现的自然是一位长者的鼓励。

无论找他题词的事,还是作文比赛,都让严修对这个有着“宰相之才”的孩子刮目相看。在他看来,周恩来就是南开第一名的学生。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欢,他做了一个让大家没想到的决定:要让周恩来当自己的女婿。

对严修来说,这个决定并不难下。以他多年的识人经验,他很确定周恩来将来必成大器,他要做的只是在金子还没有发光前先发掘他而已。

但在旁人来看,严修的这一做法显然是冒险的。周恩来家虽然早年也是书香门第,但如今却早已没落,到了他这一代连学费都交不上了。

当严修托人把这个想法透露给周恩来时,他婉拒了。至于婉拒的原因,据后来周恩来的同学张鸿诰回忆称,周恩来曾和他讨论过这个事,他表示:

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就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推辞了。

很多人都把这个拒绝的原因,理解为内心的自卑,但在笔者看来却并非是这样。这一年才18岁的周恩来,在南开大学早就很有名气了。从那时候留下的很多文字来看,他并没有过自卑的情绪,哪怕在那些有钱的同学面前。这时候的周恩来,思考得更多的是家国大事,他真的还没有谈感情的心思。

也有人认为,周恩来这个理由多少有点儿辜负了严修的好意。但其实早就懂事的周恩来,对各种人情世故看得是很清楚的,一旦进了严修这样的名门望族,对他来说将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身不由己。他得学着扛起一个家族的兴衰,对这些,周恩来是没有兴趣的。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不能因为一时的感恩就答应,这样对女方、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18岁的周恩来,很明白这一点。就这样,一个连学费都交不上的穷小子,硬是拒绝了当校董女婿的机会。

严修想让周恩来当女婿被婉拒后,仍助其留学,周总理:对他很感激

图:周恩来

对于周恩来的婉拒,严修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后来也从未再提过这件事。既然欣赏一个年轻人,就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不是用校董的身份去压他,这一点严老做得很好。

这件事过后,很多人都觉得严老多少会对这个孩子心有芥蒂了,至少不会再力捧他了。但随后大家就发现严老值得人敬重的一面了,他不但没有为难过周恩来,还处处护着他。

一年后,周恩来以平均分89.72的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这个成绩在学校是绝对的优等生。但当时南开还没有办大学,他不得不离开恩师们重新找出路。

那时候大多数从南开毕业的孩子,其实都能上个不错的大学,但给周恩来的选择却并不多,原因是他没钱读,所以他报考了日本官费学校。在日本求学的经历,周恩来晚年很少提及,但我们可以从他做的学习计划中,看出他当时有多刻苦:

每天读书13.5小时,休息和其他事3.5小时,睡眠7小时。

可是就算这么刻苦,周恩来在日本的学业仍进行得不顺利,原因是最后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用在留学生爱国运动上。才20岁的他,已经意识到要想这个国家好,死读书是没用的。这一点,和当初在日本的鲁迅是一样的。

1919年3月,在日本困顿不已的周恩来听到了一个让他振奋的好消息:南开学校成立了大学部。一接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当下做出决定:回国。出发前,他给好友张鸿浩等人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突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诗其实早在去日本留学前,周恩来就写了,这次再次赠给同学,可见两年的艰难生活并没让他改变初心。后来很多年里,世人读到这首诗,往往仅看到了这位年轻人意气风发的一面,为他的豪情所感动。但大家却似乎都忽略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字:穷。

贫穷其实一直伴随着周恩来的读书生涯,正是因为自己受过苦,他才会发出“济世穷”的感叹。后来任总理期间,周恩来每次吃完饭,都会夹起一片菜叶往碗底一抹,把油抹干净,最后再一口把菜叶子吃了,这个习惯一直伴随着他。

回到天津后的周恩来,找到了久违的亲切感。与上一次考南开中学相比,这一次进南开大学轻松了很多,学校直接给他免试入学了。为了办好这所大学,严修曾多次去美国考察,四处奔走,捐了不少书、不少钱。在他的教育理念里,再好的教师资源、再先进的教学设备,都比不上一个有志气的学生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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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严修

对于这个曾拒绝与他成为翁婿的年轻人,严修仍似从前一样器重。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周恩来一定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文化名流。可惜,这个年轻人并没有按他预想的道路走。在学校期间,周恩来积极组织各类学生运动,成为了南开最有影响力的爱国学生,也成为了最让政府头疼的人物。

多次警告无效后,当局痛下决心逮捕了他,22岁的周恩来在狱中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出狱后,南开大学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对于这个入过狱的年轻人,他们是否该开除了事。这个问题,让严修很为难。

如果不开除他,南开将会承受来自政府的各种压力,很多普通学生就无法在安宁的环境下上课的。但要开除自己最欣赏的弟子,对他来说是万般不愿意的。最后,他还是痛下决心了:开除。

因为这件事,严修也受到了不少进步人士的质疑,在他们看来严修就是个“迂腐老文人”,是一个懦夫。南开庶务主任马千里更是把他好好地嘲讽了一通,然后愤然离职。

其实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完全是能理解严修的选择的,他只是南开的校董之一,一个教育家有什么力量与那样一个政府抗争。开除周恩来,他的内心比谁都痛。

对于这个弟子,他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安排,这个安排让我们看到了严老智慧的一面。他在南开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这个奖金学以他个人名义设立,是专门为优秀学生去欧洲深造所设,他自己首期就捐了7000银洋。而周恩来和同学李福景,成了这个奖学金的首批受益人。

李福景能评上这个奖学金是很正常的,他是南开教员李琴湘的儿子,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但花钱送已经被开除的周恩来出国,这是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这也正是严老的魄力。既然天津当局容不了周恩来,他要给这个孩子更好的未来。

临行之前,严老还专门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去了一封信,信中把周恩来的各种事都说明了,并再三叮嘱对方要多关照他。

外交牛人顾维钧虽然不了解周恩来,他也并不理解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不是出自达官名门,背后也没什么大人物撑腰,为什么就值得严先生这般为其铺路。但严老一生桃李满天下,顾维钧是很敬重他的,所以他的话顾维钧是能听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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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顾维钧

1920年冬天,周恩来乘上了去欧洲的邮轮,那里有另一片天地等着他。

欧洲的一切,都让各国的留学生们觉得新鲜,当大家都醉心于别具风情的建筑、完全不一样的异域文化时,周恩来第一时间给严修写了这样一封信:

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严老的回信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从这封信来看,他并没有看错人,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欧洲当时存在的问题,看到了百姓之苦,这副悲天悯人心肠什么时候都没有变过。

不过在想这些大事时,周恩来最苦恼的应该是自己的生活问题,学费虽不需要自己解决,但吃饭问题总得自己来。第一年的生活费,出发前严老已经给他一张支票,让他带在身上。但在物价高涨的欧洲,这笔钱很快就会用完。他也可以和从前一样勤工俭学,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学业必然要受到影响,这是严修不愿看到的,所以他又一次伸出了援手。

他在严家的账目上专门为周恩来设立了一个户头,每半年给周恩来汇一次钱,后来的3年里从没有间断过。

有人可能认为,严老应该是个很有钱的人,这点钱对他来说应该只是毛毛雨,但事实并非如此。严老虽出身名门,23岁就中了进士,后来又历任清朝翰林院编修等职位。最开始办新式教育,他确实可能受到了光绪帝的财经拨款,但后来清朝都倒台了,为了创办南开大学他只能自己想办法。

那段时间,他把自己的家底掏出来办学,还把藏书都拿出来了,甚至连家里的地他都捐了6亩。但这样还是不够,他还放下读书人的面子,奔走各地筹款。我们能想象一个花甲老人,四处求人的样子。年轻时为了心中的理想,我们不得不放下身段,但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后,这个身段一般人是放不下的,这是严老值得人敬重的一面。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严老资助了周恩来4年。在这4年里,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相差38岁,并不影响他们沟通学术。

在此期间,还发生过一个插曲,1922年春节期间,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还专门去了一次天津,目的就是当面对严修表达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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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劭纲

这个老实的读书人,应该没有想到儿子会受到天津城这个大人物的青睐。对自己这个儿子他真的已经帮不上什么了,无能为力,但作为父亲他觉得自己还是要去看看儿子的伯乐。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父亲,一个是天津城的教育名人,他们对周恩来都有无限期许。他们像天下间所有长辈一样,想象着这个孩子的美好未来,要是能在政府当个大官就更好了……

可是周恩来,却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道路,他在欧洲加入了共产党,决心为苍生立命。

消息不胫而走后,有人找到了严修,劝他不要再资助周恩来了。严修自己并非是共产党人,他只是一个民主人士,他的平生所愿就是教育兴国,所以他从一开始对周恩来的期许就是一个“宰相之才”,只是没想到这个孩子最终还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面对这种劝告,严修说了4个字:

人各有志

说完这个话,钱照样汇过去。

很多人喜欢用“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来形容严修对周恩来的感情,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恰当。伯乐之所以发掘千里马,是因为他要用对方。但严修为周恩来所做的一切,是一种单纯地不求回报式的欣赏。

你不愿娶我的女儿,我尊重你,仍助你留学;你不愿走我给你铺好的未来,我尊重你,并希望你一切都好。这种欣赏是平等的,是有风度的,这也是周恩来一直敬重他的原因。

1929年3月,严修病逝,在他身后南开大学已经屹立于最优秀的大学行列。而此时,被他资助多年的穷学生周恩来,已经投身革命多年,成为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之一。虽然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穷,但他不再孤单,他找到了一群和他一样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拼命。

严修想让周恩来当女婿被婉拒后,仍助其留学,周总理:对他很感激

图:周恩来和同学

严老离世多年后,已经任总理的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带来了一张严修的老照片,拿给总理。周恩来把照片拿到手上看了又看,然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周总理虽然是一个外交天才,但他对于自己的感情却并不善于表达。哪怕是对自己的父亲周劭纲,他在1964年当着亲属的面说的也只是“我对父亲是同情的”。但他对于严老,却用了“对他很感激”这几个字眼。周恩来心里很清楚,对于严老这样的清朝进士出身的官员来说,要资助一个投身革命的年轻人,是很不容易的。

遗憾的是,这句感激的话严老至死都没有听到,他也没有看到周恩来当上总理。又或许对他来说,这句话并不重要,他对周恩来的感情从来都是一个长辈对优秀后生的欣赏,这种欣赏不太讲原则,也自然不图什么感激,只求问心无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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