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老一輩革命家任作民同志誕辰120週年。任作民是任弼時的堂兄 ,1899年9月出生於湖南湘陰縣塾塘鄉(今汨羅市弼時鎮)。1920年12月，任作民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4月 ,他與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羅亦農等湖南青年一道赴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1922年，經劉少奇、羅亦農介紹，任作民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任作民回國到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後擔任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山東省委書記等領導職務。任作民同志曾兩次被捕，在監獄裡度過了近7年的鐵窗生涯。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作民同志被黨營救出獄。 之後，任作民同志任湖南特委書記、省委宣傳部長、統戰部長、組織部長等職。1939年底奉調赴延安 ,任西北局秘書長。1942年2月在延安病逝 ,去世時任作民年僅43歲。
1922年1月，23歲的任作民向黨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獻給祖國和人類的解放事業，獻給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任作民踐行了自己的諾言。無論是在上海、河南、山東還是延安;無論是在鐵窗裡，還是在鐵窗外，他都做到。甚至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然在重複“自己再為黨工作20年”。他信守對黨忠誠的諾言，一生一世。
青年任作民
身可烙血可流 對黨忠誠不可摧
1927年8 月，任作民被派往開封，擔任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長(當時的省委書記是周以慄，省委秘書長是趙天明)。1928年的春天，軍閥和國民黨特務到處捕人殺人。鄭州、許昌黨的地下組織首先遭到破壞，有兩個叛徒被敵人帶到開封來破壞河南省委機關，特務們抓捕的目標直接指向了省委領導人。
1928年4月15日一大早，特務們包圍了周以慄的住宅。周以慄，趙天明和幾位工作人員被捕。早飯後，任作民去找周以慄， 一進門也被捕了。當天下午，敵人派來一個兇暴的法官審訊任作民。任作民根據已準備好的口供回覆： “我姓張，名德富，湖北廣水人，因有朋友在北平，想到那裡託他謀事。我是銀號店員，由漢口動身的時候，一個朋友要我替別人帶封信到開封，昨天才到。今早上街找人，問錯了門，遭錯捕。”敵人並不相信他的說法。幾次交鋒下來，敵人就已經失去了耐心。審訊的法官讓法警將任作民揪上老虎凳，用麻繩捆住雙手，脫掉衣服，再用毛巾堵塞嘴巴，命令五條大漢，拼命用力壓槓子，任作民昏過去了;鬆開後，任作民甦醒過來，再問，無結果;又動刑，仍無結果。
不得已，敵人提審趙天明出來對質，趙拒絕承認認識任作民。 敵人用皮鞭抽打趙天明的背脊，坐老虎凳，從鼻孔灌水，將鐵製通條燒紅，烙趙背上和腰的皮膚，用香火燒趙的肋窩，燒得趙死去活來好幾次，但趙天明什麼也未講。趙天明被架走了，敵人又來審問任作民，要他交出省委機關和領導人，任作民回答什麼也不知道。敵人又將對趙施用的那一套刑法，用在任作民身上。任作民比趙天明身體虛弱，一動刑，就暈死過去，一連施刑4次。最後，任作明從老虎凳下來時，皮開肉綻，全身血肉模糊，兩腿已伸不直了。皮鞭可以抽傷任作民的身體，卻不能動搖他對黨忠誠的信念。在非人的折磨面前，任作民沒有透漏自己的真實身份，更沒有透露任何黨的機密。
最後，敵人命令兩個法警將任作民架回牢房。這兩個法警在送任作民到牢房時，伸出大拇指讚揚任作民是硬骨頭好漢， 悔恨他們不該吃這碗喪盡天良的飯。大約過了10天，在獄友的細心照顧下，周作民才勉強可以坐起來，脫離了死亡的危險。但身體上的疼痛並不能熄滅任作民的鬥志。為了保護省委書記周以慄，避免原來不認識他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任作民主動承擔支部領導工作。他是獄中我黨組織工作的總負責人，對外與黨組織發生聯繫;對內聯絡各監號，組織學習，傳遞政治消息，開展絕食鬥爭要求改善政治犯的待遇等等。由於任作民等人在獄中的積極工作，教育和鼓勵了很多青年同志，爭取和團結一大批青年學生，提高了他們的鬥志和對革命勝利的信心。
與此同時，黨組織一直沒有忘記這些在獄中的共產黨員。經過組織的積極營救，最後法院只判處任作民和周以慄有期徒刑各一年。1930年1月6日，任作民等服刑一年後終於被釋放，離開了監獄，和周以慄取道海州乘船去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當任作民和周以慄來到黨中央報到時，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和秘書長李立三等領導同志都對他倆表示慰問。他們聽取了任作民、周以慄關於獄中鬥爭的彙報，看了他倆身上的斑斑傷痕，均讚歎他們對黨的絕對忠誠。
知難而進 對黨忠誠不遲疑
1932年10月，任作民被派往山東濟南成立山東省委，擔任省委書記。當時，山東有兩個大叛徒王天生和孫秀峰。這兩個叛徒都認識任作民，因此到山東去工作的風險性非常大。不過，當任作民接到中央要他去山東的通知後，他沒有半句推辭。他一邊考慮如何能做好山東的工作，一邊讓自己的妻子做好最壞的打算。做為一名共產黨員，此刻對黨的忠誠就是知難而進，將個人的安危排在黨的事業之後。
1933年2月27日上午，當任作民到東關聯升街11號董炎家給省委辦的短期訓練班作報告時，剛一進門，便被早已埋伏在那裡的特務堵住。當日下午2時許，在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官長會客廳，由國民黨特派員張葦村主持對任作民的審訊。張葦村開始說了一套“恭維”話，聲聲稱呼“閣下”，敬茶送煙，問姓名，來山東何干?
任作民回答：“我叫王敬功.河南信陽人，去高密路過這裡。”
張葦村見這幾套軟的全然無效，便頓時露出了殘害共產黨人的醜惡嘴臉。他讓兩個特務將任作民衣服脫掉，強迫他跪在地上在他腿上壓槓子，開始站上兩個人，接著再站上兩個人。上刑時，任作民怒斥他們“是荼毒同胞的罪人”。
幾個特務氣極了，又用刑，任作民暈了過去。鬆下來，潑醒任作民，任一言不發;再次上刑，暈過去，還是一言不發。任作民痛苦地咬緊牙關忍受著，決心以死和他們硬拼。
第4天晚上，叛徒王天生把任作民找去，向他提出了各種問題要他回答，妄圖從精神上摧垮他，搞得頭暈腦漲時亂說。
任作民卻始終保持鎮靜，只講原來擬好的口供，不多說話。 王天生胡纏亂磨，直到第二天早晨4點，敵人看到任作民氣息奄奄，只好作罷!
1933年3月5日上午，敵人將任作民等押送到省公安局拘留所，第二天又押送到濟南市西關地方法院看守所。在這之後被關押的四年多里，任作民仍然沒忘記自己的黨員身份，他和其他共產黨人一直進行獄內鬥爭。還提出了把監獄當成共產黨人的學校和修養所的理念。即使高牆，也關不住共產黨人嚮往自由的蓬勃鬥志。
1937年7月7日，抗戰全面爆發，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國民黨釋放了一批關押的共產黨人。 10月6日，任作民等也被釋放。
只要一息尚存 對黨忠誠不變
1937年11月初，出獄後的任作民和妻子丁祝華帶著長子任啟良來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這時，中國共產黨在武漢成立了長江局，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周恩來是負責人。在武漢辦事處周恩來接待了他們一家。任作民向周恩來表示：“是依靠黨組織的力量，我才能堅持鬥爭;是黨的營救，我才能昂首走出敵人的監獄。今天，我要加倍工作，來彌補這些年失去的時光。”在那之後，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任作民到湖南擔任特委書記。到任後，他首先抓了黨的組織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在湖南特委領導下，湖南健全和建立了兩個區委、 24個支部，參加組織生活的黨員有201人。1939年2月，正式選舉產生中共湖南省委，高文華任省委書記，郭光洲任組織部長，任作民任宣傳部長。後任作民又兼任統戰部長、組織部長、長沙市委書記等職。春夏之交，任作民代表徐特立出席了國民黨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召開的統一戰線工作會議，第一次公開他的共產黨員的身份。由於國民黨日益走向反動，派遣特務到處破壞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眾運動。這時，任作民在湖南開展革命活動已有相當大的困難。10月，黨中央給任作民發出電令：“攜眷赴延。”
任作民(後排左一)、任弼時(後排左二)與家人合影
歷時3個月，1940年2月，任作民和妻子丁祝華帶領其他人才到達延安。到達延安後，他先後看望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 陳雲、李富春、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領導同志。1942年2月14日是除夕，任作民和林伯渠、蕭勁光等幾個西北局領導人一起共度中華民族的傳統佳節。席間，大家一起回顧了幾十年來的革命征程。而任作民卻說：“我參加革命二十年，為黨工作卻只有十三年，有七年系身於牢獄。我相信能活到六十歲，再為黨工作二十年。” 不料春節剛過，任作民便因偶感風寒，突然病倒。2月19 日清晨，病情加重，診斷為急性肺水腫;此時，他說話已沒有了氣力，卻仍喃喃地重複著幾天前剛剛說過的話：“我相信能活到六十歲， 再為黨工作二十年。”到了晚上，任作民的病情再度復發。1942年2月20日凌晨，任作民闔然長逝，年僅43歲!兩次被捕，嚴刑拷打，長期的鐵窗生涯，嚴重地摧殘了他的身體。他的過早病逝，正是這種嚴重摺磨所造成的後果。2月24日，延安軍民召開了悼念大會，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彭真、楊尚昆、林伯渠、蕭勁光、謝覺哉、吳玉章等中央和西北局的領導人以及3000多名幹部、戰士、各界群眾和青年學生參加了追悼大會。毛澤東親自為他的墓碑正面題寫了“任作民同志墓”，下面署“毛澤東書”。這是毛澤東所題寫的為數不多的墓碑之一。墓碑的側面朱德題：站穩立場革命廿年英勇貫終身，林伯渠敬題:始終為黨的事業奮鬥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