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是北宋散文家、史學家、政治家。曾鞏出身儒學世家，祖父曾致堯、父親曾易佔皆為北宋名臣。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超群，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年十二即能為文。
曾鞏的先祖曾參是恪守儒學的典範，曾鞏的祖父、父親也堅持以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因此，孩童時代的曾鞏就深受儒學的薰陶。從曾鞏祖父曾致堯的遺訓"無以佛汙我" 便可窺見其整個家庭儒學修為的一斑。曾鞏青年時代樹立的雄偉志向，也正是以儒學作為指導方針，所以，也就不難理解曾鞏前段人生會持有如此堅決鮮明的排佛態度，當然這種態度也導致其對佛學的認知停留在感性的層面。
首先，曾鞏認為佛學其"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了宣揚佛法，僧徒將佛學的教義與儒學的觀點相比較，並聲稱佛學勝於儒學，從而導致了儒釋之間的尖銳對抗，宋代依然是如此。如《龍舒淨土文》記載："長蘆賾禪師作《勸孝文》百二十篇……後二十篇言：勸父母修淨土，為出世之孝。蓋世間之孝一世而止，尤為孝之孝者；出世之孝無時而盡，以父母生淨土，福壽不止如恆河沙劫，此莫大之孝也。"契嵩也認為："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入之，以佛神之，其孝至大矣！" 則是在否定儒家之孝，而肯定佛家之孝，但這種論述的目的是為了推廣佛法。在曾鞏看來，佛學著眼點過於狹隘，因此"不足以盡萬事之理"佛學的根本目的是讓世人脫離俗世苦海，但這種出世和不作為的思想恰恰與儒學的入世和積極作為的思想相悖。曾鞏對此也措辭十分激烈："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 在曾鞏看來，佛學之道不足以達到"安且治"的效果。
其次，曾鞏認為"其(佛學)時節經營，皆不自踐"給國計民生所帶來的危害非常巨大。曾鞏對佛家不務常業的批判，實際上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曾鞏所處時代，佛教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相當繁盛時期。太祖、太宗兩朝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對佛教採取既扶持又打壓的策略。但是到了真宗朝，情況為之大變。據《宋會要輯稿》載："天禧三年(1019)……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四十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僧二十三萬一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 這是一個可怕的數字。而"(神宗)熙寧八年(1075)，在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諸州軍僧一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九人。(熙寧)十年(1077)，僧二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同樣極其可觀。宋高宗趙構曾言："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非毀其教，絶滅其徒；有喜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大盛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放，十數年之後，其徒當自少矣！"一語道出了釋氏的真正威脅。而曾鞏所言："百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則是其親身感受到的威脅。因此，從經濟利益上看，排佛也是勢在必行之事。
最後，曾鞏認為"其(佛學)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其中國化趨勢日益明顯，但其核心依然是普度眾生至極樂世界。佛學的終極目標雖然充滿了玄幻色彩，在民間卻有著廣闊市場，但"子不語怪、力、亂、神" 則是將儒學與民間尚神鬼的風俗隔離；而佛教則不然，其諸多教義不僅被闡釋為與儒學有著本質的共同點，還迎合民間的神鬼風尚。北宋曾鞏所處的年代，朝廷面臨著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巨大壓力，其直接後果就是百姓生活的負擔加重，而與"怪力亂神"有著緊密聯繫的佛教與道教卻似乎給了百姓一絲光明和希望。在這種背景下，曾鞏所言："至於浮圖，人雖非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很明顯是世人在儒學之外尋求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曾鞏認為根本行不通。
曾鞏的前段人生可謂坎坷，其間也曾羨慕過陶淵明，一度有過放棄功名的想法。但是在科舉考試失敗的時候，歐陽修依然鼓勵著他。在生活極其困頓的時候，杜衍、劉沆都曾極力相助。這些都讓曾鞏對自己的人生懷有希望。39歲一舉上榜，又使得曾鞏獲得了實現理想的機會，增添了對於所執理念的信心。因此從孩童時代到通判越州前，曾鞏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所以其排佛立場便一直比較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