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几种批判观点
人们对一个思想体系提出反对意见，往往是因为它缺乏内在逻辑性。
首先人们对康德的宗教思想提出了批判。我们在这里列举出几个代表性的意见：“康德就像一个杂耍艺人，他从一顶空帽子里（从义务的概念里）变出了一个上帝，变出了不朽和自由。”“在康德那里，我们就像是在一个集市上。那里是应有尽有：意志不自由和意志自由……无神论和有神论。”“但康德却揭露了思辨神学的无根据，在另一面反而没有触动通俗神学，甚至在淳化了的形态中，作为以道德感为支柱的信仰还肯定了通俗神学。这种信仰后来却被搞哲学的先生们歪曲为理性的领悟，为上帝意识，或为悟性对于超感性之物，对于上帝的直观，等等；而康德在他破除陈旧的，为人所尊重的谬误却又看到这事的危险性时，反而只是以道德观点的神学临时支起几根无力的撑柱，以便赢得走避的时间，不为危房的倒塌所伤。”
一位传记作家描述了康德在利用它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将宗教置于死地之后，和他的老仆人兰培一起出去散步，他发现，那位老人的眼睛里满含着热泪，“于是康德就怜悯起来，并表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于是，他考虑了一番之后，就一半善意、一半诙谐地说：‘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么实践理性也不妨保证上帝的存在。’”
这些反对意见所表达的是同一种声音。康德在写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此提供的佐证：“尽管我对自己的许多思想深信不疑，但是我却永远也没有勇气把它们说出来，对此我也感到满意；不过如果我没有思想，我也永远不会乱说。”
如果我们把康德视为伪装的无神论者，认为他只是在说出最后的结论面前而感到胆怯，这或许对他是不公平的。从青年时代到老年，康德的所有言论都表明，他对宗教确实有一种需要。对于康德的整个批判事业，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正如康德自己所说：通过悬置知识，而给信仰腾出地盘。
其次，人们对康德的政治思想提出了批判。特别是，康德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欢迎，而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提出了指责。著名的法学家费尔巴哈（他是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父亲和画家安瑟尔默·费尔巴哈的祖父）在他于1789年发表的《反霍布斯》一书中就特别指出了康德思想的这一问题。
第三，人们对康德的物自体提出了批判。康德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第一，一切经验的唯一的原始材料就是被给予的感性直观，我们只能认识作为现象的事物；第二，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是在先天的形式中加工这些材料的，先天的形式——空间、时间和范畴——只在现象世界中才有效，在此范围之外它就毫无意义。康德是如何想到物自体的呢？他是经过如下的考虑：如果感官向我们传达感觉，那么在我们自身之外肯定存在某种能够影响感官并刺激感官的东西。关于这种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知道很多。但是，“肯定有某种东西存在”，这是一种从原因（物自体）到结果（感觉）的推论，是一种因果性的结论，是一种范畴（因果性）的应用。它是超越现象世界之外的。
康德在世的时候，雅各比和舒尔策就已经对康德的物自体提出了异议，并且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康德并没有得出如下结论：我们所能获得的首先就是感觉；至于是否存在某种引起感觉的东西，对此我一无所知。如果是那样的话，意识就完全在自身之内兜圈子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也不可能以“人自体”（homo noumenon）为根据，为他的道德和宗教以及自由的信念找到根据。
2．康德对于哲学的意义
在这本简短的哲学史入门书中，我用了这样长长的一章来讨论一个哲学家，这样做是否合适，只能让读者自己对此做判断了。在作判断的时候，他不仅要考虑到康德在欧洲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康德之后几乎没有一种哲学思潮不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他还必须注意到，“十九世纪哲学史主要就是对康德思想的接受、传播、斗争、改造和重新接受的历史”。
这不仅是针对那些没有创造力的哲学模仿者来说的，关于他们，席勒有言：
就像是有一个富人，
要喂养一大群乞丐！
当国王要建造宫殿时，
那些打零工的人就有活干了。
这也是针对那些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来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所有人都至少把一条腿踏进了康德的思想世界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把康德哲学对后世的影响的展望省略了。对于他们所有人以及对于今天的哲学家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谁若想在哲学方面创立某种独立的新思想，就不可能问心无愧地回避康德的批判哲学。“哲学将再也不可能像从前的纯朴时代那样幼稚了，因为有了康德，哲学必须变得更加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