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亡女孩在楼顶的绝望时刻
有媒体报道，近日，甘肃女孩遭老师猥亵跳楼案，一审已经宣判，涉事老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禁止其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教育培训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职业。就此判决，坠亡女孩的父亲表示不能接受，将继续上诉。
在看待这样的判决结果前，我们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案情的始末。据悉，2016年9月5日，坠亡女孩被涉事老师猥亵，之后，她被诊断患抑郁症和创伤性应激障碍，曾有四次自杀未遂。不幸的是，在2018年6月20日，女孩（19岁）还是在绝望中跳楼自杀。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女孩“被猥亵”到“跳楼自杀”并不是连贯性的因果。如果掰开来看，“被猥亵”导致“抑郁症”和“创伤性应激障碍”，而“抑郁症”和“创伤性应激障碍”触发“跳楼自杀”。所以，就“被猥亵”的事实与“跳楼自杀”的结果，也只能构成间接的原因。而这似乎也是法理无法“重判”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坠亡女孩”的父亲也强调，起诉的过程中，案件并没有把“被猥亵”的事实与“跳楼自杀”的结果联系起来。所以，就“甘肃女孩遭老师猥亵跳楼坠亡案”来讲，可以确切地讲，是“甘肃女孩遭老师猥亵案”，与坠亡没有太多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女孩坠亡自杀”起到推进办案进程的作用。
但是，公众在关注这起案件的时候，却是从整体性的视角上去看待的，这也导致，在舆论的图景中，“被猥亵”急转成为“被坠亡”。于此，我们才能听到，当这起案件被宣判的时候，舆论氛围中“判刑太轻”的呼声。因为，作为公众舆论来讲，主要关注的是正义，而不是残酷的真相。
所以，就“甘肃女孩遭老师猥亵案”到“甘肃女孩遭老师猥亵跳楼坠亡案”演绎过程中。本质上并非法理秩序在主导，而是道德正义在推进。因为，关于“性侵量刑”，或者周边案件来讲，不管法理规则中如何定性，人们都希望判得越重越好。因为，在基本的世俗逻辑里，品行不端正，就代表彻底的坏，而彻底的坏，就只配下地狱。
要知道，甘肃坠亡女孩跳楼自杀时19岁，那么意味着她被猥亵时17岁。并且，她被猥亵的事情，在跳楼坠亡后，才迎来更多关注。这就说明，对于“性骚扰”，“猥亵”等非强奸类性侵案件，整体社会的关注度，法理层面的打击度还不够广泛。
而且，从近几年类似案件的判处上，也能看出来相关法理规则的羸弱。所以，这就会导致在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性侵案件”上，往往舆论会陷入焦灼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无论是法理，还是法官，都是中立的存在。就算是有倾向，也会尽可能的“站在正义的一边”。
但是，当具体的法理，现实的环境无法支撑突如其来的变化时，“道德审判”，“媒体助力”，就会成为人们的首选。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争议案件宣判，肯定要经过舆论沉淀和媒体抄检后，最终才能落锤定音。由此来看，甘肃女孩遭老师猥亵跳楼坠亡案，依然会走这样的路子。
既然公众都能“看出来”量刑太轻，那么法官看不出来吗？当然不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剖析过，如果把“跳楼坠亡”和“被猥亵”切开来看，那么以强制猥亵罪论处，给出的判决合适与否，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法理程序，更强调事物之间的连贯性联系。
如果，就因为“女孩坠亡”，就要重判老师，显然这也不符合法理的基本逻辑。因为，作为案情的考虑，“被猥亵”和“跳楼坠亡”间隔将近两年。我们就算要追究主体的责任，也只能往“被猥亵”和“抑郁症”及“创伤性应激障碍”上靠。
至于“量刑问题”，自然也只能追究猥亵罪层面的考量。而不能因为有“跳楼自杀”的后续变化，就认定“量刑”存在问题。所以，对于“量刑太轻”的理解，还需要更为清晰的展开来看，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最终陷入乱炖模式。因为，作为案件的讨论，除却要释放正义的情绪，还要考虑普遍性案件的处置问题。
当然，人们希望“性侵量刑”更重一些，从受害人角度看，可能就是基于“贞操名节”在道德中的重量而言的。尤其，对于“坠亡女孩”来讲，被猥亵的时候才17岁。以世俗的尺度看，人家还属于黄花大闺女，怎么能就这样被玷污，而且还跳楼自杀。
所以，“严惩”自然是舆论中的基本需求。甚至，从“大因果的关系”来看，要是女孩不被老师猥亵，可能也不会得“抑郁症”和“创伤性应激障碍”。于此，作为涉事老师确实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就受害人的自我救赎过程而言，往往要看“小因果关系”，也就是要有“被猥亵”不见得要去寻死的反向救赎逻辑。
可惜的是，在“大因果的关系”的氛围中，不仅会杀死侵犯者，也会同时杀死受害人。因为，在性侵害的结果中，除却生理性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才陆续展开。这种精神的压抑，主要来源于道德层面的苛责。所以，就反性侵来讲，这方面的认知突破，可能更为迫切。
因为，在我们的“性认知”中，“性道德”对女性来讲，更多的层面是保守。也就是作为女性来讲，无论是主动的性行为，还是被动的性行为，只要不符合世俗的道德尺度，就会被打上“不检点”的标签。这导致，“受害者原罪”至今也是很大的道德困境。
说实话，如果“坠亡女孩”在性伤害的认知上，能更通透一些，可能被猥亵的事情，就只是其人生中的一段灰暗时光，并不能杀死她的全部人生。可惜的是，我们的“性伤害认知”环境中，道德属性比较强，这导致未经世事的少女，自然很难破壳而出。
于此，回到这起相对典型的“甘肃女孩遭老师猥亵跳楼坠亡案”中，我们除却要反思“判轻判重”的问题，更要反思“性伤害”认知的非道德化。当然，我们并非要完全去道德性，而是要在救赎受害人的性伤痛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陷入“贞洁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