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即使「法律直接審判」，也只是訴訟業務不再需要律師介入，社會依舊在非訴業務中需要律師。
這是一個老問題了，可能是受到影視劇的影響，很多人眼中律師的作用就是「打官司」。
這種看法不能說完全錯誤，訴訟業務的確佔律師業務的半壁江山，但同時律師業務中亦有相當比例的非訴業務。
依據司法部《2018年度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統計分析》，2018年全國律師辦理各類法律服務1068萬多件，其中訴訟案件497.8萬多件。
即使所有的訴訟案件均無需律師參與，仍有大量的非訴法律服務需要律師介入，社會仍然需要律師，這是第一點。
二、律師是當事人的「代理人」，可以在授權範圍內代替當事人作出決斷，而法官則需要保持中立。因此為了保障當事人的處分權，勢必有部分工作需要依賴於專業律師。
舉例而言，同一個案件中，被告的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可能競合，此時主張侵權還是違約有不同的舉證義務，也可能對應不同的訴請金額。
這種情況中，即使如題主假設，法律規定十分明確，事實情況十分清晰，訴請和訴訟策略依舊需要當事人自行抉擇，這是處分權的體現，也法官所不能代替的工作。
再譬如說，為了保障當事人的處分權，諸如訴訟時效之類的問題，法院依法不能主動釋明，如果當事人並不瞭解相關規定，就只能依賴於律師。
法官中立與當事人處分權之間的矛盾使得一些案件中律師不可或缺，這是第二點。
三、法官主動調查有其侷限性，過度依賴於法官主動調查其實是以公共的司法資源滿足少數人私利。
題主提出了一個「法律簡單明確，不需要律師，法官直接審判」的世界，必須指出，這不是臆想，它曾經真實地存在過。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法官馬錫五首創的「馬錫五審判法」。
「馬錫五審判法」就是由法官深入群眾、主動調查，程序簡便、無需律師介入參與的一種審判模式。
對比「馬錫五審判法」適用背景（抗日戰爭時期的陝甘寧邊區）與當前社會，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這種法官主動調查、承擔全部環節工作的侷限性——抗日戰爭時期邊區的客觀環境是法律文本較少，案件糾紛較為簡單，且邊區群眾屬於熟人社會，互相知根知底，實地調查足以瞭解大部分實施情況；而當前社會中，法律文本紛繁複雜，案件糾紛種類多樣，熟人社會被打破，外部調查成本極高。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舊將事實發現的工作完全交託給法官，勢必會佔據巨量的公共司法資源，而大多數民商事糾紛其實是當事各方間的私人爭議，以公共資源滿足少數人私利有欠公平，這是第三點。
4、律師未必在任何案件中都起決定性作用，有時更多是一道無形的「保險」。
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指定辯護律師的工作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所謂「超過80％的律師沒有任何舉證，僅有一名律師提出質證異議」未必都是律師怠於履職，在部分特殊類型、偵察機關和公訴機關已經充分調查的案件中，律師的發揮空間並不大，其法律服務更多起到一個保障、輔助作用。
在事實清晰、法律明確，又不涉及當事人處分權的案件中，律師的作用就更近似於一道「保險」，通過外部專業意見對自由裁量提供製衡，最大限度地維護個案和社會公平，實現司法的最優配置。
不能因為這種作用是無形的，就說它沒有必要；恰相反，防微杜漸、未雨綢繆，善莫大焉。這是第四點。
最後多講一句：
法律人團體中，實務工作者有時會被稱為「法匠」，雖然這個詞有時偏向貶義用，但大家完全可以以此構築對律師行業的職業印象。
雖然因為法律與生活息息相關，律師行業的曝光率相較其他行業更多一些，但本質上，我們完全可以把律師理解為適用法律技術、提供法律服務的「技術工人」。「法匠」和「木匠」、「修車匠」也沒什麼實質區別。
每一個行業都有翹楚賢達，也有害群之馬，沒有必要把律師行業特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