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即使「法律直接审判」，也只是诉讼业务不再需要律师介入，社会依旧在非诉业务中需要律师。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可能是受到影视剧的影响，很多人眼中律师的作用就是「打官司」。
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错误，诉讼业务的确占律师业务的半壁江山，但同时律师业务中亦有相当比例的非诉业务。
依据司法部《2018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2018年全国律师办理各类法律服务1068万多件，其中诉讼案件497.8万多件。
即使所有的诉讼案件均无需律师参与，仍有大量的非诉法律服务需要律师介入，社会仍然需要律师，这是第一点。
二、律师是当事人的「代理人」，可以在授权范围内代替当事人作出决断，而法官则需要保持中立。因此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势必有部分工作需要依赖于专业律师。
举例而言，同一个案件中，被告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可能竞合，此时主张侵权还是违约有不同的举证义务，也可能对应不同的诉请金额。
这种情况中，即使如题主假设，法律规定十分明确，事实情况十分清晰，诉请和诉讼策略依旧需要当事人自行抉择，这是处分权的体现，也法官所不能代替的工作。
再譬如说，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诸如诉讼时效之类的问题，法院依法不能主动释明，如果当事人并不了解相关规定，就只能依赖于律师。
法官中立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的矛盾使得一些案件中律师不可或缺，这是第二点。
三、法官主动调查有其局限性，过度依赖于法官主动调查其实是以公共的司法资源满足少数人私利。
题主提出了一个「法律简单明确，不需要律师，法官直接审判」的世界，必须指出，这不是臆想，它曾经真实地存在过。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法官马锡五首创的「马锡五审判法」。
「马锡五审判法」就是由法官深入群众、主动调查，程序简便、无需律师介入参与的一种审判模式。
对比「马锡五审判法」适用背景（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与当前社会，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种法官主动调查、承担全部环节工作的局限性——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客观环境是法律文本较少，案件纠纷较为简单，且边区群众属于熟人社会，互相知根知底，实地调查足以了解大部分实施情况；而当前社会中，法律文本纷繁复杂，案件纠纷种类多样，熟人社会被打破，外部调查成本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旧将事实发现的工作完全交托给法官，势必会占据巨量的公共司法资源，而大多数民商事纠纷其实是当事各方间的私人争议，以公共资源满足少数人私利有欠公平，这是第三点。
4、律师未必在任何案件中都起决定性作用，有时更多是一道无形的「保险」。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指定辩护律师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所谓「超过80％的律师没有任何举证，仅有一名律师提出质证异议」未必都是律师怠于履职，在部分特殊类型、侦察机关和公诉机关已经充分调查的案件中，律师的发挥空间并不大，其法律服务更多起到一个保障、辅助作用。
在事实清晰、法律明确，又不涉及当事人处分权的案件中，律师的作用就更近似于一道「保险」，通过外部专业意见对自由裁量提供制衡，最大限度地维护个案和社会公平，实现司法的最优配置。
不能因为这种作用是无形的，就说它没有必要；恰相反，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善莫大焉。这是第四点。
最后多讲一句：
法律人团体中，实务工作者有时会被称为「法匠」，虽然这个词有时偏向贬义用，但大家完全可以以此构筑对律师行业的职业印象。
虽然因为法律与生活息息相关，律师行业的曝光率相较其他行业更多一些，但本质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律师理解为适用法律技术、提供法律服务的「技术工人」。「法匠」和「木匠」、「修车匠」也没什么实质区别。
每一个行业都有翘楚贤达，也有害群之马，没有必要把律师行业特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