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簡單介紹一下春秋戰國時期的那些事兒。
春秋戰國時期是咱們大中國奴隸制度走向崩潰、封建制度逐步確立的時期，也是由諸侯割據向中央集權過渡的時期。
春秋時期在生產方面，逐漸普遍地使用了鐵器，並推廣了牛耕，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由於墾荒能力的加強，一些奴隸主成了佔有私田的地主。
在奴隸怠工、逃亡和起義的打擊下，他們開始逐步採行適合於當時生產力水平的租佃剝削的方式，以提高奴隸的勞動興趣。
於是，這些奴隸主變成了地主，而他們的奴隸則變成了佃農。這意味著封建的生產關係已在奴隸制的母體中孕育形成。
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一經生產，便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地主經濟逐漸取得合法地位，公元前 594 年，魯國實行“初稅畝”，公元前 408 年，秦國實行“初租禾”。
奴隸制國家為了多徵稅而逐步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
新興地主階級隨著經濟力量的增強，便逐漸產生了要在政治上佔據統治地位的要求。他們通過自下而上的奪權和自上而下的變法，變奴隸制國家為封建國家。
這個過程始於春秋末年，而大致完成於戰國中期。
春秋後期，列國卿大夫在爭霸戰爭中不斷髮展自己的實力，並逐漸攫取了自己的政權，列國陸續出現了卿大夫專政的局面，如魯國的三桓，鄭國的七穆，衛國的孫氏、寧氏，宋國的華氏、向氏，晉國的六卿等。
逐漸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過渡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各國的卿大夫有自己的世襲領地，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和家臣，逐漸成為一國之君。
春秋後期的歷史實際上是列國卿大夫相互兼併的歷史，同時也是我國封建社會逐步確立的歷史。
戰國時期，爭霸的局面進一步發展。
戰國之初見諸於史書的尚有二十多個國家，僅僅經過二百餘年的時間，便由秦最終統一了中國，可見戰爭之慘烈程度。
劉向在《戰國策序》中評論戰國時期的特點時說：戰國時期，周天子降同小國，連名義上的共主也不是了。同時，由於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並立，戰國時代也沒有像春秋時期那樣的霸主。戰場上的勝敗，往往決定著每一個國家的存亡。與春秋時期相比，戰國時期的戰爭的規模普遍擴大了。
春秋時期，戰爭雙方在一場戰爭中投入的兵力最多不過數萬人，而戰國時期，戰爭雙方在一場戰爭中投入的兵力少則十餘萬人，多則數十萬。如著名的長平之戰，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就達四十餘萬，王翦伐楚也曾興兵六十萬眾，足見當時戰爭的慘烈程度及其對當時社會的巨大影響。
因此，各國無論是為了自保還是為了繼續擴大自己的權益，都必須要以富國強兵為要務。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戰國時期，各國相繼進行了變法，對原有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變革。變法成為戰國社會的政治潮流。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內容是大體相同的，即打擊舊的貴族勢力，加強王權，削弱或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富國強兵政策。
總之，戰國時期，人們對於西周以來的政治制度已經不再是修修補補，而是大刀闊斧的改革了。
西周時期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諸如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國野制度，在戰國時期，隨著變法運動的興起，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在列國進行的變法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變法的社會效果也不盡相同，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秦國的變法。商鞅變法以後，秦國迅速富強，成為七雄之中最為強盛的國家。最後，也是由秦這個變法最徹底、經濟、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統一了中國。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大變動時期。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深刻變革，各派社會力量對人與天的關係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重新進行了估價，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論和觀點，展開了空前激烈的論爭，許多卓越的思想閃光竟相出現，猶如滿天璀璨的繁星，令人目不暇接。中國的思想文化領域進入到了空前繁榮的局面，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也進入到了全面產生的歷史時期。如果說：“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後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
“那麼，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也可以與古希臘媲美。以後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社會的一切思想，幾乎都能在它那裡找到淵源。倫理思想也是一樣。”
這一時期，倫理學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派別。概括起來，當時影響比較大的倫理學說主要有四大流派：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
各個流派又分化出不同的支派，不同支派間有其基本的共同點，又有其不同之處。
儒家學派是春秋末年孔子創立的學派，是當時百家爭鳴中重要的一家，居十家之首。儒家倫理學說的基本觀點是以“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作為價值訴求，以“善惡”來解讀和建構人性，將“以義制利”和“樂群貴和”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將“成仁成聖”、“修齊治平”和“天下大同”作為自己戮力以求的目標。
可以說儒家思想為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墨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諸子百家之一。歷史上有前後墨之分。前期墨家主張“兼愛”、“非攻”、“非樂”、“非命”、“尚賢”、“尚同”、“天志”、“明鬼”、“節用”、“節葬”，與儒家展開了一系列論爭，反對儒家親疏有等的等差之愛，強調道德生活不能脫離功利，明確指出“義利合一”，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功利學派。
後期墨家克服墨子“天志”、“明鬼”等唯心成分，在自然科學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墨學在戰國時與儒家中分天下，並稱“顯學”。
秦漢以後，墨學衰微。
道家是中國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中另一個重要的流派，為“九流”之一。
老子死後，道家分為兩大派：一派是以莊周為代表的老莊一派；一派是以齊國道家為首的黃老道家。
道家可以說是儒墨的反對派，他們以“自然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將自然無為作為道德的原則。其中老莊一派雖也講道德，但對儒墨所言仁義道德卻採取了“絕仁棄義”的態度，而是張揚一種自然素樸之德，他們以返璞歸真作為人生理想，視功名利祿為糞土，將眾皆平等設定為自己的價值追求。
可以說，源遠流長的道家倫理學說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因子，並且推動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平穩發展。
法家是先秦時期主張法治的一個激進學派。《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九流”之一。
法家起源於春秋時期，形成於戰國年代，發展於秦王朝的鼎盛時期，西漢後，法治思想與儒家思想融合，獨立的法家逐漸消失。
法家有前期與後期之分。
前期法家以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為代表，他們的特點是：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
後期法家以韓非為代表，他綜合前期法家的學說，成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法家倫理思想的共同特點是，在“人皆自為”的人性理論基礎之上，提出“法治”論。
特別是晉秦法家，更是極力鼓吹“法治”至上，他們既不贊成儒家的德治理論，也不贊成道家的無為主張，而是主張“唯法為治”。此外，他們還確立了重利輕義的價值原則和立公廢私的價值模式，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內涵。
可以說，法家是戰國時期影響最大、取得成績最大的一個學派。它對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分裂割據局面的結束和統一局面的達成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其思想之中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侷限，如對道德的輕忽、對人的人格與尊嚴的漠視。
除了上述四大流派之外，在先秦倫理學說發展史上還有一些流派，如陰陽家、農家、雜家等等，同樣對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