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審美到讀書趣味，從貿易爭端到社會禮儀，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認知差異很大。比如在中國，早戀是一件受到社會抵制的行為，但是在西方卻不是。那麼，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差異呢？現在，我就從倫理學的角度，來分析一下中西方對善惡好壞評價的不同。
首先解釋一下倫理學這個概念。倫理學也可以稱為道德哲學、倫理哲學。倫理學研究什麼呢？簡單來說，就是讓你回答三個問題：你幸福嗎？你是個好人嗎？這事你應該這樣做嗎？這三個問題分別對應著倫理學研究的三大論題：幸福觀，善惡觀和權責觀。今天我就帶大家看看中西古代倫理學是怎麼回答這三個問題的。
幸福觀：你幸福嗎？
在中國先秦時代，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就是幸福。你自己幸不幸福無所謂，關鍵是你的家庭，整個社會是不是和諧穩定，這才是重點。
儒家宗師孔子認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也就是說，幸福這個詞，首先說的是整個社會幸福。而社會的幸福，其實就是社會和諧穩定，不打仗，鄰里和睦、尊老愛幼什麼的。要和諧穩定，就要求社會里的每個人是君子。要成為君子，那麼每個人的行為就必須達到“仁”的標準。所謂的“仁”，你可以簡單理解成愛人。如果大家都互相愛著對方，整個社會當然就和諧穩定了。要愛人，孔子認為必須學一大堆繁瑣的禮儀約束自己。這就相當於給你套一個緊箍咒，你一旦有了什麼破壞和諧穩定的想法和行為，禮儀就馬上發揮作用把你拉回來。所以說，孔子給的方案是：犧牲自己的慾望，讓自己的心態行為達到“仁”的標準，讓家庭和社會和諧統一，那麼整個社會就幸福了。
先秦儒家的另外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也覺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好約束自己才是王道。不過兩個人的論證思路不一樣。孟子覺得，人跟禽獸的唯一區別就是人天生就有仁義禮智的品德。只不過生下來以後受到社會的汙染變成惡人，所以需要教育，把人的天性重新教育回來。荀子跟孟子相反，他認為人天生都是王八蛋，只有通過教育，才能讓人變好。孟子和荀子對於人性是善還是惡的看法相反，但是結論一樣，就是通過好好教育，把人培養成仁人君子就對了。這兩個人說的教育可不是我們現在的素質教育、應試教育什麼的，而是想辦法把你的思維框在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的範圍內。說白了，
還是要你犧牲自己的慾望，追求“仁”的境界。這種犧牲自己、提高境界的思維方式在那個時代也是大部分學派的觀點。比如說有個學派叫管仲學派，你可以理解為那個時代比較重視商業發展的學派。他們認為人天生就有趨利避害的本性，但是這種本性不好，要通過各種方法去壓制他，調整人性。還有一個學派叫法家學派，他們也承認人天生就有趨利避害的本性，但是他們的解決方案比管仲學派更狠，主張用嚴刑酷法毀滅人的這種本性。沒有了人性，也就談不上什麼幸福不幸福了。從以上可以看出，先秦的哲學家認為不管人的本性是善是惡，都需要後天的教化，都要壓抑本性。只有壓制住自己的快樂，通過克己、節情、寡慾等修養活動將個人的本能和慾望嚴格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每個人都扮演好社會賦予的角色，才能建立和諧的大同社會。也就是說，先秦的論理學根本不在乎個人是不是幸福，或者說個人的幸福不是重點，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才是最關鍵的。每個人都應該犧牲自己的幸福早日建成和諧社會。
而在古希臘，情況完全相反。古希臘倫理學認為：個人幸福是要放在第一位的，你先好大家才會好。我們來具體看看。
其實在很早的時候，古希臘對於倫理道德的看法跟先秦時期的哲學家看法差不多。都是覺得家族、社會的和諧穩定最重要。但是到了公元前七世紀，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政治家梭倫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城邦奴隸制，在雅典實行民主政治。這次改革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發展私有制，徹底毀滅家族社會的世系組織，個性和人格得到解放。這也就使古希臘的倫理學從重視家族社會轉變為重視個人。從這以後，中西方的倫理觀點走上了不同的路。
古希臘倫理學誕生了很多思想，比如伊壁鳩魯的自然主義幸福論，蘇格拉底的唯心論理學，還有斯多葛學派的宗教倫理學等等，都討論過幸福的問題。各個學派對幸福的理解不一樣，但是根基都是一樣的，就是你自己的幸福快樂是最重要的，你的思想行為要是能讓你覺得幸福，那麼這種思想行為就是道德的。古希臘沒有像先秦的學派一樣，在人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惡上花太多功夫。而是爽快的承認慾望和利益是道德的來源和行為準則。也就是說，
人從本性上來說無所謂善惡。因此，道德的首要問題就不是對大是大非進行什麼判斷，而是先滿足個人的需要，得到幸福。那要滿足哪些個人需要呢？最基礎的當然就是世俗的慾望。古希臘哲學家認為，肉體的快樂和感官的快樂是一切快樂的起源和基礎。但是肉體和感官的快樂是短暫的、沒有什麼價值的，縱慾和貪得無厭會給人帶來更大的不幸福和痛苦。所以說，追求快樂最可貴的是心靈的平靜，只有精神的幸福與快樂才是持久的。那怎麼算是精神的幸福快樂呢？就是為國家、集體的利益去堅持正義、公正、勇敢、智慧，把自己的幸福和城邦、別人的幸福聯繫在一起，這樣就幸福了。這個觀點是古希臘倫理學的核心觀點，非常有代表性。古希臘哲學家的幸福觀不用你去壓制慾望和情感，而是首先要求個人幸福，在此基礎上追求整個社會的幸福。
如果單看結論，其實古希臘和先秦倫理學都把維護國家利益，為社會盡義務作為最高的道德。但是他倆的實現路徑剛好倒過來了。如果說先秦的幸福觀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古希臘的幸福觀就是“我好大家才會好”。先秦的幸福觀就是集體主義的幸福觀，古希臘的幸福觀是個人主義的幸福觀，這種幸福觀在今天依然是中西方的主流幸福觀。
中國先秦和古希臘的幸福觀不同，直接導致了中西方對宗教神學觀點的分歧。很多人都很好奇，為什麼中國人不信宗教？沒有創造出就像基督教、伊斯蘭教那樣的教派體系？原因當然有很多，下面我從幸福觀這個角度來講講這個事。古希臘幸福觀的基礎是建立在個人之上的，也就相當於把追求幸福這種信仰都寄託在自己身上。這樣做的好處是自己會很自由，但壞處就是信仰一旦崩塌就很容易失去自我，轉而會向宗教求溫暖。中國先秦的幸福觀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先秦的幸福觀是建立在社會的基礎上的，所以一旦你遇到什麼讓你毀三觀的事情，甚至國破家亡，但你一直都知道還有一個和諧社會要我們去構建，那麼那些事也就不算事了，也就不需要宗教來安慰。舉個例子：古希臘的幸福觀類似於只要努力就能幸福。但是萬一努力了你還是不幸福呢？這種“只要努力就能幸福”的信念就崩潰了。古希臘歷史上還真發生了這樣的事。在古希臘歷史上，前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有亞歷山大大帝和羅馬奴隸主的殘暴統治，給人們帶來深重災難，這些痛苦肯定不是單個人的努力就能消除的。當嚴酷的現實生活不能滿足人們幸福快樂的慾望時，個人往往會失去心理平衡，喪失理性或自制能力，從而輕而易舉地投入宗教的懷抱，去尋找精神的寄託和靈魂的安慰，使宗教成為自己最後避難所。所以說從這個角度講，古希臘哲學最後往宗教上面走是必然的。
中國剛好相反。中國近代經歷了鴉片戰爭、列強入侵等大事件，但是不論列強怎麼打，中國總是能起死回生，殺多少人都無濟於事。就是因為中國人民的幸福觀不是個人的幸福觀，而是社會的幸福。只要社會不和諧穩定，中國人民就不能倒下，不會喪失信念。因此，中國在任何時候都不需要宗教來作為精神寄託，也就沒有產生宗教神學的可能。
善惡觀：你是個好人嗎？
對於先秦的哲學家來說，所謂善惡觀，實際上就是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善是怎麼來的？先秦哲學家認為，作為道德的善是不言自明的，是天命賦予社會和個人的本性。也就是說，你理所應當向善，沒有為什麼。在《周易·文言傳》中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意思就是善是理所當然的，你要是質疑的話你就是個小人。那怎麼算是善呢？這個就有分歧了。對於儒家來說，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於道家來說，是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對於法家來說，是絕對服從。各有各的說法。但是他們有一點很統一，就是
不管你是善還是惡，都跟你的學問多少沒多大關係。也就是說，善是學不來的。既然學不了，那豈不是說人一出生就定好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並不是。先秦哲學家認為，善是學不來的，但是能悟到。也就是說，你要做的不是拿筆紙寫作算題，而是閉上眼睛打個坐，修身養氣，在實踐中體悟善道。體悟到什麼時候算成了呢？就是達到“仁”的標準。道家其實也是這個意思，只不過對於“善”的標準不大一樣。總之，對於先秦的倫理學家來說，善是第一位的，要做到善，不要學習，要修身養性，用體悟的方法達到“仁”的境界。
古希臘論理學家完全相反。總的來說一句話，要想當好人，先得有學問。對於他們來說，善來源於知識。蘇格拉底淪理哲學的第一命題就是“美德即知識”。一個人之所以善良，是因為他有關於善良的知識，惡源於無知。他的徒弟柏拉圖和徒孫亞里士多德都是差不多的觀點。尤其是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智慧被界定為“最完善的知識形式”。可以簡單的理解為，你只要具有理性和科學知識，你就是好人。放到現在，大概就是說，你要是不懂力學三定律就跟你不懂禮貌是一個意思。就算是到了古希臘發展的後期，也就是希臘化和羅馬時期，幾乎所有的哲學派別依然都在強調智慧對道德的決定作用。那個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學派，叫斯多葛學派，他們認為有了智慧，才沒有了虛榮心和偽善。因此，古希臘倫理學把求真和求善統一了起來。當整個社會把求知作為追求至善的活動的時候，其實也就是把求知視為人生的基本目的，從而也就塑造了尊重真理、熱愛科學的人格和民族特性。而中國是重視修行體悟，因此沒有發展出科學體系。
權責觀：這事你應該這樣做嗎？
如果單說權力和責任的關係，主題有點大，而且很偏向於政治哲學。政治哲學我們已經講過了，沒有看過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的一篇文章：為什麼你看不懂中國政治？中西古代政治哲學對比。我打算以中庸這個概念為突破口來講這個關係。
一說到“中庸”，大概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中國特色的東西，中國“四書五經”裡面有一本就是《中庸》，專門講這個概念的。我們對中庸的概念其實也不陌生，簡單來說就是恰到好處，不要過激的意思。其實，在古希臘也有這個思想，而且起源的也很早。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提出中庸思想的是雅典的梭倫，他覺得按照中庸之道對待人生才是有智慧的人。比如說不要太富和太窮，只有中等財富才能使人健康幸福。這意思跟馬雲說一個月掙兩三萬的生活最幸福差不多。後來的哲學家表達的意思也都差不多。亞里士多德最後系統地表達了中庸的思想，他把這種思想稱作“中道”，“道”是“道理”的道。意思就是不管幹什麼要合乎理性、適度，感覺跟儒家中庸思想也差不太多。但是儒家的中庸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分別把中西的政體推向了反面。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他們對一個問題的回答不一樣。這個問題就是：中庸這種品質是怎麼產生的？儒家回答，中庸是天生的，每個人生來就是中庸的人，所謂“人受天地之氣而生”，“人氣便是天地之氣”，後天學習是學不了的。所以，為人處世的時候實行中庸之道是你的責任和義務 。中庸是實現“仁”的手段，那麼實現“仁”也是你的責任和義務。“仁”又是建立和諧穩定社會的標準，那麼，建立和諧穩定社會也應該是理所應當的，是必須乾的。但是很多人不這麼覺得，他們還想追求和諧穩定以外的東西。該怎麼阻止這些人呢？那就是建立一個集權政府，強制執行和諧穩定的願景。所以說，中國古代的權責觀實際上有責無權觀，你所做的都是在履行責任，你沒有權利去反對。
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就不同。他覺得，中道不是天生的，是後天習慣培養出來的。既然是培養出來的，也就意味著不用每個人都非得朝這個方向發展。如何確保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發展呢？那就必須確保人人平等、公平，能夠自主的選擇自己的發展路線。為了保障這種權利，亞里士多德認為要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古希臘的權責觀更多的偏向於權利，讓人們能夠保有一定的選擇權。
東方“仁”VS西方“人”
以上就是我們總結的古希臘和先秦倫理學觀點的異同，咱們最後總結一下。從幸不幸福這個角度來說，先秦倫理學認為大家幸福才是真的幸福，要犧牲自己成全社會。因此，中國人的幸福信仰依託於整個社會，所以信仰不會崩潰，更不需要到宗教裡找安慰，所以沒有發展出西方的宗教神學。古希臘倫理學也認為大家幸福才是真的幸福，但是要首先讓自己幸福，才能成全社會。因此，西方人的幸福信仰完全靠自己，所以一旦信仰崩塌，就會跑到宗教的懷抱裡找安慰，所以古希臘哲學朝宗教方向發展是必然趨勢。從善惡這個角度來說，先秦倫理學認為善是第一位的，它的存在沒有原因，要通過修身養性去悟道才行。古希臘倫理學認為真善合一，有了知識才會有道德，才會變善去惡。正是因為這個差別，西方發展出了尊重真理、熱愛科學的民族特性，中國卻在近代迎來了船堅炮利。最後，從權利和責任的關係來看，先秦倫理學重責任輕權利，是把中國推向專制統治的重要推手。古希臘倫理學重權利，是西方發展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礎。
上面我們總結了中西古代倫理學觀點的異同。其實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總結一下。下面是我多年學習的一個總結，說出來供大家討論。如果非要把中國先秦和古希臘倫理學的核心概括為一個字，我覺得那個字應該是是“ren”。對於中國來講，是“仁義”的那個仁。對於古希臘來講，是“人類”的那個人。
中國的倫理學強調的是“仁”，幸福不幸福，要看是不是達到了“仁”的境界；是不是好人，要看行為是不是符合“仁”的要求；在“仁”的要求下去行使權利，履行責任就是正確的，其他的都不對。這就是中國古代倫理學的三個核心觀點，用“仁”就可以概括。
相對的，對於古希臘倫理學來說，回答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人”。幸福不幸福，要看你個人的感受怎麼樣；是不是好人，要看自己掌握了多少知識和智慧。凡是能夠在不違反你的意願的情況下，維護公平正義的行為就是你應該做的。這就是古希臘倫理學的三個核心觀點，用“人”就可以概括。
從中西方不同的倫理觀出發，相信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你眼裡的好人是我眼裡的壞人”這句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