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繁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竞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见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法收拾。机会终于来了，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们一起守城。我可以召来鲁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徭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
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呢？”叔孙通说：“五帝所用的音乐都有差异，三王不采用同样的礼制。礼制应该根据时代和人情的需要来制定，所以夏、股(商)、周的礼制都有所增减，并不相同。我可以广泛采纳古礼与秦仪，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新的。”刘邦同意试一试，并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定”。
叔孙通从鲁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刘邦派来学习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场地上排练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见练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来看。刘邦让他们演习了一遍，觉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学习排练，到十月(当时的元旦)举行大朝会时正式采用。
汉髙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官落成。十月日，诸侯和文武百官齐集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趋”(快步轻声上前)一声令下，百官鱼贯而人，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
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由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年俸)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主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个不毕恭毕敬。朝见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宫职高低，分9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就立即将他带出，整个朝堂中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刘邦好不得意，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他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赏给他500斤金子。叔孙通说：“我这整儒生弟子跟随我很久了，与我起排练了朝仪，希望陛下封他们为官。”刘邦全部封为郎。叔孙通将刘邦赏他的金子都分给了弟子们，这批生又当了官又有了钱，皆大欢喜：“叔孙先生真是圣人，懂得什么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汉高祖死后，继位的惠帝调叔孙通担任“奉常”(主管祭祀的官员),让他制定宗庙的礼仪，并继续制定各种礼仪制度。
如果说叔孙通所制定的还只是表面的礼仪，可以立竿见影地让刘邦见到成效的话，那么陆贾所坚持的就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通过他的努力，刘邦也接受了他的观点。
叔孙通最有代表性。他选择刘邦以前，已经当过秦朝的博士，为项梁、项羽效过力，但在投降刘邦以后，即使刘邦兵败逃跑，他也没有重新回到项羽边。这说明他已经作过比较，下了决心，所以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继续追随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可以暂不带儒生帽子，不穿儒生服装，甚至穿楚式短衣来迎合刘邦，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学识。他知道自己的学问和学生暂时没有用处，就尽量向刘邦推荐合适的军人，但并没有散学生或让他们也改行一旦发现刘邦对礼仪有了需要，他就及时提出建议，终于奠定了汉朝的礼仪制度。
或许有人认为叔孙通确定的无非是一些繁琐的跪拜仪式，有什么了不起？那就不妨看看另一个例子：
陈胜称王以后，原来和他一起当长工种田的伙伴来看他，见到宫里一进进的殿堂，一层层的帷帐，不禁高叫；“好大的气派！陈胜这王做得真够味。”他们在宫中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距，还大谈陈胜以前的事。有人向陈胜建议：“这批客人愚味无知，老是胡说八道，影响您的威望。”陈胜下令将这几个人全部斩了，吓得投奔他的故人都逃走了，更没有人再去投奔他。
刘邦做皇帝以后面临局面比这更严重，文武大臣中既有亲成朋友，也有患难与共的同事邻居，还有居功自的功臣猛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低微，或者本来就是盗匪，根本不知道朝庭礼仪为何物。刘邦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朝见时毫无规矩，在朝堂上酗酒斗殴，更担心皇帝的权戚无法树立，长此以往必定削弱自己的统治力。但他又苦于没有办法，因为大臣中没有几个像样的，连他自已也不憶以往的朝仪。如果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杀掉几个人树威，刘邦多半是会果纳的。后果如何虽不能假设，但肯定不会是积极的。
叔孙通的努力不仅解决了刘邦的难题，而且为整个汉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政权都带要自已的礼仪制度，与秦朝同样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汉朝自然不能例外。但叔孙通并没有照搬朝的套，而是根据刘邦的需要与可能，“损益之”(作了删减或增加)。从西汉初的君臣关系看，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肯定比秦始皇那一套简易；而从汉初定的朝仪基本不变地延续了400年来看，这套朝仪足以满足维持皇帝权威的篙要，是相当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叔孙通通过朝仪的制定，使刘邦认识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还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君权维护者。如果说此前的刘邦还只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为已任的话，此后的刘邦就真正进入了皇帝的角色。西汉初采取的系列加强君权的措施，对于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割据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无疑是有益的。朝仪制定和实行的成功，使刘邦对儒生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而儒生们也更加主动地争取刘邦的支持。在刘邦声称自己是“马上得天下”后，陆贸就敢于进行争辫，说明文治的重要性，使自己所写的《新书》有了推销的机会，为刘邦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