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正面和侧面:稳定的世界体系正变得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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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于1776年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具备资本冒险精神,这受益于荷兰“郁金香泡沫”背后的可贵的商业气质和商业文化——荷兰人和欧洲人将他们的商业精神带到了纽约:一个最初名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这个名字再清楚不过地喻示,在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中,纽约最好地继承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包括他们的投机文化。

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如此直言不讳地写道:

“至今仍渗透在纽约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的商业精神或许是推动纽约成长为世界大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英国和英国人的精神和思想更是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受惠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一个组建于1707年的联合王国,再加上《大宪章》的力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当时的法国和德国还尚停留于封建家族企业。

在美国建国的同一年,苏格兰人的亚当·斯密,一位道德哲学教授,深深植根于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观察,出版了他的巨著《国富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部开创性的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著作。

更准确的说,与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作为道德哲学教授的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经济学在其形成初期本就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1776年,亚当·斯密结束了在欧洲大陆的三年游历,回到苏格兰开始潜心写作论述国家财富起源的巨著《国富论》。《国富论》一出版便备受推崇,也令亚当·斯密名声大噪。在这本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观点,主张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

正如戈登说,“作为一个新生国家,美国没有那些古老社会里难以消除的特权对生产力的束缚”,“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也为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理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使得美国的经济和美国主要的资本市场(华尔街)的发展受益于政客们最小程度的干预”。而1787年的美国制宪大会,使得美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

不仅仅如此。美国和美国人还懂得如何在重复性博弈中获取多方的利益,而非零和博弈,就如同当初的英国和英国人做的那样——许小年教授在题为《为什么英格兰会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一文中就指出:“工业革命的产权靠宪政民主制度来保护,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仁慈的君主,只有在多元力量形成平衡之后,建立起游戏规则,靠这些制度来保护产权。所以,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而纽约和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历史本身,就是波澜壮阔的博弈史。

尽管18世纪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时代。但在这个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这一切得益于那个时期“美国共识”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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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不仅有赖于那些勇敢吃螃蟹的实干者们,而且也有赖于思想家们的碰撞和探讨。正如18世纪英国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一样,当他们面对资本冒险精神和商业精神与文化开始兴起的时候。

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到“苏格兰常识学派”,从大卫·休谟到詹姆斯·穆勒父子,他们的思想成果不仅播及英格兰及欧洲大陆,并深刻影响了大洋彼岸寻求独立的美国。苏格兰文化之勃兴,正值英国的“日不落时代”,源自苏格兰的智慧也汇入英国文化之主流,随之走向世界。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类历史的洪流中,对于“常识”的宣扬和思想哲学的坚守,犹如一盏明灯一样,照耀着人类的前行。准确的说,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启蒙”,这种“启蒙”远非表面上的现象所定义的,而是努力探究现象背后的思想逻辑以及由现象所引发的人类思考。越是狂热的时候,越需要常识。这有利于“秩序”和“文明”的推进。这是英美国家的思想家们给人类的贡献。

一个永不磨灭的历史光辉是这样的:1740年至1800年期间,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们主要集中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阿伯丁的大学里,他们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社团、学会、俱乐部,如择优学会、文学学会、政治经济俱乐部等,彼此之间交流紧密,思想激辩不断。

以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里德和亚当·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思想家群体,为现代社会思想的奠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让苏格兰发生了巨大文明进步,同时影响了整个英国、美国和整个世界。

此后的19世纪、20世纪…思想家们的力量在人类每一次的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时候,不仅从没有缺席,而且还大放异彩。他们的思想,在人类的世界秩序构建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伟大作用。而这正是人类的伟大贡献。

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首先使用蒸汽机,人们从此可以通过借助机器的力量,指数级的提高了人在单位时间内的效率,而财富就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红利,重新分配在首先使用蒸汽机的国家,英国从一个岛国逐渐成为统领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成为世界的霸主。

之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让美国站到世界舞台的新中央。到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革命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是信息的无边界化,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也加速了中美之间的竞合速度。始于西方的全球化,实际上出现了失衡。

于是,整个世界处于新旧秩序的交替之间:旧秩序的根基正在发生着摇晃,而新秩序的建构处于不断的量变之中。“稳定的世界体系正变得岌岌可危。”《第七感》的著者雷默如此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受到冲击。

雷默在他的《第七感》一书中这样写道:

几百年前,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力量动摇了旧秩序的根据。自由、解放思想、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些强大的理念层层递进,相互促进。它们像潮汐一样,冲击着王国体制和欧洲的信仰,在革命、创新、毁灭与创造的过程中终结了一个时代,并开始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这些力量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社会:火车串联起新的市场,科学将生命延长了两倍,民主解放了政治。在这无法抵抗的压力面前,鸿沟产生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现代经济学家称之为“收敛俱乐部”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熟练运用时代工具并将其改良,使国家工业化、民主化、科学且富有。他们将国王和封建君主的时代、炼金术士和大祭司的时代抛诸身后。而世界的另一边则是“趋异俱乐部”。这些国家错过了本质转变之机,陷入困境。陈旧的观念、无用的权力习惯、无法逃避的历史——种种桎梏使他们无法完成突变达到更高级别的新平衡。对于中国、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和非洲而言,真正完成现代化的飞跃是相当困难的。时至今日,他们仍在艰难前行,意欲赶上。

中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重大变革。今天,我们处于又一次变革的初始阶段,这次变革有可能比上一次更要影响深远。

……随之而来的便是革新性的融合——这完美地诠释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的精髓……不断拓展且密布的网络可以被影射,当所有网络汇集到一起时,就形成了“网络力量”。…网络力量的词义更广,它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全面掌控,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将几十亿相互连接的人和几百亿相互连接的传感器、机器包含其中......级联效应、急速蔓延效应和交互作用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种种效应的碰撞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革新,如遗传学与数据库的结合、恐怖主义和移动讯息传输的交织。

雷默说,研究网络的科学家将这种改变成为“爆炸渗流”,即系统迈向连接的临界点时,其本质发生的瞬间转变,就像前一刻是还可以喝的水,下一刻就结成了冰。

“未来,我们在安全、金融、政治领域面临的正是这种相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将不同于即将逝去的时代,正如启蒙运动时代不同于中世纪一样。”

雷默如此直言道。

疫情之下的世界,其实就处于相变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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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务实的,并且为此不遗余力。就像“二战”结束前后的“美国人如正午的阳光,光辉灿烂,而英国人则夕阳西下,后面拖着长长的背影”。美国借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让英国人体面地让出首席。

按照《图书金融史》的作者李弘的说法是,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威灵顿公爵,英国人当年可是威风凛凛,把老牌帝国打翻在海洋,夺取了天下霸权。可美国人,这个“二战”中与自己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仅仅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华尔街,甚至一张美元,就轻而易举地得到霸权。当时的凯恩斯心里其实很明白,英国哪里还有实力与美国讨价还价。强权易位这件事,已是冰冻三角非一日之寒。

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所谓的仁慈国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美国也是如此。在过去的数十年历史中,美国在与世界的合作与对抗中,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打出各种牌。

第一次是“冷战时期”。马歇尔计划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初期实行的,大量的美元进入欧洲,以支持欧洲的复兴。这个计划不仅让欧洲在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也为美国打造了40年的冷战格局。如果说这些大笔的美元能永远留在美国门外,西方世界自然皆大欢喜。但随手发生了美国外贸逆差增加的事实,欧洲人不想要美金了,先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吃掉了美国黄金储备的5%,然后一年后又一大口吃掉了美国黄金储备的10%。这还得了?美国急了,开始推出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用各种办法封堵欧洲,包括没收老百姓手里的黄金。有金融学家观点早就称之为“这恐怕比今天公众所能接受的任何货币管制都不讲理。”

即使美国如此,也没有办法继续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履行承诺了。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名无实了,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因为,由于美国经济恶化,美元贬值,无法维持1盎司黄金=20美元的官价,而美元贬值,很多国家就用美元去美国换黄金,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而美元发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少了黄金储备,美元就少,所以,美国只能是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自然解体。

当时一位耶鲁大学的国际贸易专家,把美国蛮横无理的贬值视为对人民的犯罪、对友邦的犯罪,竟主张以刑事罪起诉美国。

很显然,欧洲被玩了。但聪明的欧洲人,一方面看着贬值的美元,一方面根据自身的实际利益与美国讨价还价。尽管美国不讲承诺,但毕竟是世界“老大”,同时当时整个世界正处于东西方阵营的较量之中。

第二次则是上世纪80年代。1985年美英法德与日本签署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动大幅升值,日本国内股市房市吹起了泡沫,海外资产相比之下全都成了便宜货。按照资深金融专业人士李弘的说法是,“购买美国”的资本流入,帮助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平衡了贸易项下的逆差,弥补了财政赤字,也为日本的热钱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赚的机遇。这应该是二战后日本人最扬眉吐气的日子。但很快日本的好日子不再,陷入了失落的10年。于是,日本有些人抱怨说,自己是上了美国的当,民粹的美国人绝不会让资产被日本人买走。

类似的例子还有南美的阿根廷。上世纪八九年代,美国通过资本流入第三世界国家,而产生了华盛顿共识。阿根廷每年都能从国际市场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外资。但1998年资本突发退潮,这个国家也随之吃够了四年衰退的苦头。

第三次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一个共识就是肇始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信贷扩展所引发的。而用中国人的钱去弥补美国的赤字,也成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异动。但美国却对中国大加指责。实际上是,2003—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畸形的繁荣,金融衍生产品大量产生,金融泡沫愈演愈烈,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资金链断裂,银行不断破产,国际债务飙升,导致2008年美国以及全世界陷入自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失业率高涨,社会动荡。而中国在08年金融危机时,出手“阔绰”,号称四万亿,不仅“救了”全球市场,而且也为自己留下了“后遗症”。

根据刘尚希在其《大国财政》中的说法,08年金融危机差一点让世界各国退回到“孤岛”的时代。为了加强国际联合应对这场空前严重的“金融海啸”,美国政府还将原有的“二十国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组织”(即二十国集团)的活动级别升格为“金融峰会”,积极推动在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举行了三次“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这些峰会的成果尽管有限,其实施效果更往往大打折扣,但对于稳定各国应对危机的信心、协调各国应对举措,避免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临危机时各国以邻为壑、竞相转嫁危机的悲剧,促使各国经济企稳回升的作用仍值得充分肯定。

美国人的“务实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同时,美国人的“反抗”精神也是超级强悍的——这一点,水哥此前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反抗》,具体请见链接:《我反抗》。

或许,这亦是美国力量的真实源泉,同时也是创新涌动的本源。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所说,思想要素的市场才是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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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今天,因应2020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引发的世界时局的摇晃和不确定,美国显然再次“出手”了。这一次,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凶猛”,甚至开始形成了新的“铁幕”,国际形势变化万千,稍有差池,将万劫不复。当然,这一次原因更加的复杂和多变。

美元货币大规模放水,流动性“泛滥”,现在潮水已经涌来。据说,美国投放货币可能会超过6万亿美元。按照某些专家的观点称,美元会成为一种“冥币”,会用这种没有信用和实物支撑的“冥币”,收购世界的商品、资源、股权,增加和投放的巨额美元的流动性,会成大发各国国难财的“收割机”。而防冲击、防掠夺,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非常严峻的任务。

全球化的浪潮远不像人们说的那样,让投融资的两方“共赢”——“你死我活”的场面,正在逼近,世界的时局将何去何从?

这一次,新的“美国共识”——一致“对付”中国,是否也已经形成了?而世界能否“去中国化”?!(可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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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韦三水

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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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

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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