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东三省风雨飘摇，民不聊生，是的，民，不聊生，上层阶级依然活得很好，中国第一个电影院、第一个交响乐团，都诞生于哈尔滨，百姓们苟且偷生，而统治层阶级拥有自己的诗和远方，他们每隔半个月就能看一场新进口的西洋电影。
人类强行的把同类分成了三六九等，可是在大自然面前，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所以你会看到北洋首席医学教授法国人迈斯尼与普通人死于同一场瘟疫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1909年，老字号瑞蚨祥家开始卖皮货了，当时貂毛少，因此，有人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适当加工旱獭（土拨鼠）皮毛，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新宠，达官显贵独爱它，时尚人士人觉得旱獭大衣既御寒，又时髦。
清王朝最后的冬季异常寒冷，中俄有钱人的衣柜里都缺一件旱獭大衣，需求带动供给，今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上涨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很多商人招募工人捕杀旱獭，这一年赶上山东、直隶两省接连遭灾。关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北上闯关东，加入了猎旱獭队伍。
工人们毫无捕猎经验，不但捕捉病旱獭还食其肉，当地人都知道吃它会得瘟疫，他们不但不吃患病旱獭，有经验的猎人还知道患病的旱獭行动迟缓，耳目不灵，并且不怕猎人和猎犬，别的旱獭也不敢与之接近，因此一旦发现此类旱獭往往避而远之，时刻保持警惕，所以当地人很少被感染，尽管皮货商人了解其中的危害，但是利益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唉！假冒伪劣商品害死人呐！
当地人口中的瘟疫就是鼠疫，曾有过 3 次大流行。
第一次是在公元6世纪，从非洲传到欧洲，拜占庭帝国因此死了三分之一的人，然后又传到了亚洲，大约有1亿人因鼠疫而死。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始于公元14世纪，直到公元17世纪才结束，在300年的时间里，造成了1亿以上的人员死亡。仅欧洲1346年到1353年，就死了2500万人，一共死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史称黑死病，因为患者身上出现很多黑斑。
第三次大流行起于公元19世纪末，1950年发现抗生素后才真正的结束，1850年清军去云南作战，把鼠疫带到了云南，造成200万人死亡，鼠疫路过广东，1894年的时候来到了殖民地香港 ，防疫部向国际求援，那时候细菌学刚诞生 ，很多科学家跑到香港一探究竟，其中就有日本一流的免疫学家、 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还有一位名气不大的法国人耶尔森。
经过一番研究，耶尔森率先发现了这个危害人类几个世纪的病菌——耶尔森氏菌，它的传播途径是老鼠→跳槽→人。
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香港的疫情得到了控制。可是，这并没有结束。它去了趟印度，带走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又一番奔波来到了东三省。
这次的鼠疫是怎样开始的呢？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在官方的各种文件中 , 关于瘟疫起始之日基本上是以胪滨府的报告为准）：根据胪滨府知府张寿增报告 , 在距满洲里 130 里的俄境大乌拉站(Dawoolya)有一个中国把头叫张万寿, 向来靠招工为业 。 1910年 10 月初的一天, 他所管理的工棚内突然有人暴毙 。 俄国人知道后判断是瘟疫发生, 为断绝疫根, 就驱逐工人、焚烧工棚及所居住工人的衣物 。 10 月 19 日 , 有两个被驱逐的木工来到满洲里站 , 寓居于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内 , 10 月 25 日疫发相继死亡 , 同院的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 、郭连印也遭传染于同日身死, 瘟疫自 此开始在满洲里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种（著名的防疫专家及鼠疫研究专家伍连德，采用的是全绍清的说法）：全绍清的报告。 他不但参与了防疫 , 还到满洲里实地调查鼠疫初起时的情况 。 在调查中 , 他广泛接触到了当地的中国居民、 鼠疫患者、 猎獭人、大乌拉站的中国把头本人以及俄国的防疫人员 。 根据全绍清的报告: 大乌拉站距边境线 6 英里左右 , 据中国把头张万顺称, 9 月 16 日 他工棚内的六七个木工突然吐血而死。 瘟疫在满洲里被发现之前 , 早已在大乌拉出现, 被大乌拉的木工及猎獭者感染并带到了满洲里 。 另外 , 也有满洲里本地的居民告诉全绍清 , 10 月 10 日 , 有两个寓居此处的木工吐血身亡 , 而这两人正是来自大乌拉张万顺的工棚 。 随后 , 与这两个木工住处毗邻的吴奎良的小旅馆住的 20 多个苦力中突然也有 9 个人发病吐血, 其中一个被送到俄国开办的铁路医院内 , 诊断后发现患的是肺鼠疫。 当天晚上 , 吴奎良的旅馆内即有两人死亡 , 其余的人惊慌逃走, 分散到市镇各处 , 瘟疫自此传播开来。
第三种： 哈尔滨出版的《远东报》在 1910 年 11 月 5 日 的一份的报道称 , 东清铁路总医士查明瘟疫之起源, 起初在俄罗斯境内的斯列勤斯克及黑河一带 , 后来传至阿穆尔及尼阔里斯克 。 10 月初间由轮船将患病者从尼阔里斯克带至伯力 , 渐达于海参崴。 这一说法 , 目前未发现其他材料佐证。
1910年12月初，哈尔滨彻底沦陷，每日死亡人数达到100多人。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更可怕的是，当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中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疫情可以沿交通线迅速蔓延。
灾情震惊朝野，刚登基的溥仪只有4岁，掌握实权的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一番商议，决定把此重任派给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处理。因为情势复杂未交给民政部，此次的国难不仅仅是防疫问题，还涉及到警务权、行政管理权，当时日俄均以防疫为由，准备抢夺东北控制权，而且施肇基是吉林人，对东三省比较了解。
施肇基找到了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都督伍连德，他是第一个进剑桥读书的华人，24 岁之前就得了五个学位，分别是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难怪叫“五连得”。
1910年12月22日他带着助手林家瑞前往东北，两人于平安夜到达哈尔滨。
当时的各种报纸，在记录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即鼠疫的日语音译)。但从科学角度来讲，当时伍连德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就是“百斯笃”。
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了人才得以传播。可是，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袭击东北的瘟疫到底是不是鼠疫呢？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还是通过化验来判断。
他需要解剖实体才能得到结果，可是解剖尸体不但面临世俗的指责，而且违反法律。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偷偷的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于傅家甸的瘟疫正是鼠疫。但这次的鼠疫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之前公认的传播方式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鼠疫分为三种类型，1894年发现的是腺鼠疫，传播途径是老鼠→跳槽→人，未经治疗死亡率为百分之五十以上，败血型鼠疫和肺鼠疫未经治疗必死，这次发现的是肺鼠疫，可通过飞沫传播。鼠疫是甲类传染病，也称为一号病，二号病是霍乱，死亡率百分之五左右，还有三号病天花，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此病已被消灭，故从甲类传染病中除名
伍连德的观点颠覆了传统医学的常识，他与北洋首席医学教授法国人迈斯尼，产生了重大分歧，伍连德认为哈尔滨冬季并没有老鼠大量活动，而且日本人的实验并未发现鼠疫杆菌，这次鼠疫是一种新的类型，以呼吸道传染为特征，因此隔离是控制鼠疫的重要措施。而迈斯尼觉得灭鼠才是扑灭鼠疫的唯一方法。
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迈斯尼被免职。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但此时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50余人，由于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离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日俄方面也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疫的请求，依旧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传来了一个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的消息——迈斯尼死于瘟疫。
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没做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给鼠疫病人做检查，三天后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有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说过：“no zuo no die.不作就不会死。”
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此后，人们对伍连德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纷纷响应他的要求。
病人送往鼠疫医院，接触者被隔离，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后来被称为“伍连德口罩”），调动军队封城，切断交通。
令人奇怪的是，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疫情却越来越严重。
1911年1月的某一天，伍连德发现傅家甸坟场有很多死尸，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简直就是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
这些尸体必须尽快掩埋，可是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土地奇硬无比，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挖坑埋尸。可这样一来，疫情会愈演愈烈。
怎么办？现在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这严重违背了中华传统的“入土为安”的风俗。
思来想去，他决定上书朝廷，过了三天，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大火烧了3天。第二天日死亡人数就从183人降到168人
1911年3月1日，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仅用67天，就扼杀了导致6万余人丧生的肺鼠疫，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伍连德在英文自传《鼠疫斗士》里，这样说：“我曾经把我的人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古老的中国，从满清到民国，到国民党的统治失败，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仍旧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代兴衰，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中国更加繁荣昌盛。”
我也衷心的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们会打败肺炎，我们会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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