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只有美國和蘇聯尚有餘力雄踞於當世。美國本土沒有受到戰爭破壞，經濟上更是前所未有地強大。雖然美國對其很大部分的戰時軍事力量實施了復員，但最初只有它擁有原子彈。蘇聯在戰爭中遭受了極大摧殘，有兩千多萬人喪生，但它仍然是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強國，擁有400萬人的軍隊，它在中歐和東歐所控制的人口和地域遠遠超過了1939年以前的邊界。人們開始普遍地把這兩個國家稱為超級大國--也就是巨型大陸領土國家，掌握著龐大的資源，使包括歐洲的老牌大國在內的其他所有國家都相形見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浮現出的這種兩個超級大國並存的國際體系中，其中一個會很容易把另一個確認為唯一的危險敵國。在這種局面下外交上的平衡很難維繫，因為一個超級大國會視另一個超級大國的任何行動為可能的侵略和挑釁；而在不瞭解對方力量的情況下，其中一方會誇大對方的力量和危險性。
1945年以後，美蘇之間的關係就處於這種令人不快的境地。更有甚者，自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和馬列主義的共產體制之間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敵對。這種不斷擴大的外交、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利益衝突最終被冠以“冷戰”之名，這是因為儘管敵意和對抗尖銳激烈，但卻從未導致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發生公開和直接的軍事衝突。
在“二戰”結束時，任何人都不可能瞭解，乾綱獨斷的斯大林，還有他在克里姆林宮裡的扈從到底相信什麼，想得到什麼。或許他們認為，蘇聯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一定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到來。或許他們對在東歐和世界其他地方尋求市場的美國資本主義野心勃勃的目標憂心忡忡，又或者因美國壟斷了原子彈而焦慮不已。無疑他們自己看到了一個機會，可以來鞏固對戰爭中獲得的領土的控制，並且為蘇聯的國家安全建立一個周邊緩衝帶。無疑，他們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局面中看到了推進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機會。
先不論蘇聯人採取的行動是為了保護國家安全，還是為了實現共產黨統治之前的俄羅斯的古老野心，抑或是在世界範圍內推進共產主義，反正杜魯門總統及其幕僚，還有絕大多數美國人都相信，蘇聯篤定要牢牢控制中東歐，進而要在全世界範圍內發起進攻。美國政府由此制定了一套全球性的“遏制”戰略，美國及其盟國可藉以“遏制”來自蘇聯的新的侵略。儘管美國政府主要是針對蘇聯的擴張和擴張威脅採取直接的軍事步驟，但在美國還是有許多人把地球上幾乎所有的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動盪歸咎於克里姆林宮首先發起的行動。
在歐洲，大戰臨近結束時，蘇聯軍隊佔領了東歐和易北河以東的德國。美國、英國和法國軍隊佔據了德國的其餘部分、奧地利的大部分和意大利的全部。戰爭期間，哪個國家的軍隊佔領了一個地區，就由這個國家行使政治權力。以這種方式，由於紅軍橫掃中東歐大片土地，所以蘇聯人也就在這些地區施加了政治控制，有1億人被置於蘇聯的支配之下。美國卻也在對意大利的佔領中把蘇聯排除在外，使之無從承擔積極角色（在亞洲對日佔領中亦復如此）。
對蘇聯而言，對一國的佔領就意味著要全面控制該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意味著它有權按照自己的樣子塑造被佔領國。在另一方面，西方各國卻曾經希望建立多元和民主的社會，而這些社會還要對西方的貿易和影響敞開大門。戰爭期間美國人和英國人本來已經做出讓步，承認蘇聯在它從納粹手中解放的東歐的支配地位，但是沒有多久，他們就對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淪為蘇聯支配下的共產黨國家感到不滿。然而對斯大林而言，這種轉變卻是確保邊界線上的“友好政權”的唯一途徑。
早在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就開始譴責蘇聯人違背了在東歐國家舉行自由選舉的承諾，並在德國的聯合佔領問題上不合作。美國的外交官們開始相信，蘇聯對東歐的控制與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20世紀30年代的侵略是一樣的，而杜魯門本人也經常將此二者相提並論。
斯大林本來儘可以像一個致力於保護蘇聯國家利益的民族主義者那樣行事，而不必讓自己看上去是在急著推動世界共產主義革命。但是斯大林頑固強硬，對資本主義的包圍過度疑慮，對世界輿論又缺乏顧忌，使得西方難以和他在冷戰中打交道，也無從判斷究竟哪些屬於蘇聯合法的安全需要，哪些又屬於蘇聯共產主義擴張的狂熱使命感。
蘇聯的一系列行動似乎又佐證了西方的擔心，即斯大林的野心並不止步於東歐。在亞洲，按照在雅爾塔會議上做出的承諾，蘇聯人在1945年8月已經對日宣戰，並舉兵挺進中國東北，從而處於有利地位並可以幫助中國共產黨人。
在朝鮮，日本戰敗之後，蘇聯立即根據協議佔領了該國北半部，同時更採取步驟將他們的佔領區加以鞏固，從而建立了一個共產黨政府。伊朗是另外一個麻煩地點。戰爭期間，美國人、英國人和俄國人為防止納粹奪取伊朗而對該國實施了聯合佔領，但是蘇聯拒不在約定時間撤軍，以此施加壓力來在石油問題上獲取英美的讓步（比如英美已經享有的那些權利）。
蘇聯人還尋求對意大利在北非的前殖民地實行託管，從而可以逼近蘇伊士運河。他們還在和土耳其的邊界沿線集結軍隊，向土方施加壓力以取得對黑海海峽的共管權，並使其海軍有權通過達達尼爾海峽進入地中海--這正是老沙皇所追求的目標。英國人雖然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但還是再一次像以往一樣，承擔起其作為地中海和中東的“西方”保護者的角色，出面支持土耳其人的防衛。
希臘在1946-1949年間爆發了內戰，共產黨游擊隊與英國支持的保王派（亦即民族主義者）軍隊大打出手。斯大林也許承認他在戰時與丘吉爾達成的關於希臘要留在西方勢力範圍之中的協議，所以沒有向希臘共產黨提供多少援助。但是鐵托在南斯拉夫新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政權卻出面幫助共產黨游擊隊。共產黨向土耳其、希臘和伊朗施加的壓力引起了英美的不安，它們擔心蘇聯在東地中海和中東的石油資源有一整套戰略圖謀。
戰後的緊張局勢對一項關於對核武器實行國際監督的計劃造成了損害。美國知道蘇聯（以及其他國家）造出原子彈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因為原子彈的科學基礎是別國也瞭解的。當時則只有英國與美國分享核武器的秘密。美國在1946年提出由國際權威機構來控制原子能，而原子能的事業則只限於和平目的。這樣一個國際機構將有權向任何國家派遣核查人員以檢查違規行為並施行制裁，而不受制於安理會否決權。
蘇聯人對此表示反對，而且不願放棄他們手裡的否決權。外國人進入他們的社會進行不受限制的檢查，這對他們來說不啻為冒犯。他們質疑美國居心何在，因為在擬議中的國際權威機構成立之前，美國將不會銷燬其核武器，也不會停止進一步的核武器試驗和生產（而且許多美國人還反對將他們自己的核軍備置於國際控制之下）。
至於英國人，他們擔心美國退回到孤立主義中去，於是也開始著手把自己造就成一個核大國。國際核能控制的計劃就這樣在相互之間的猜忌和疑慮中垮塌了。蘇聯著手加緊推進自己的原子研究（以及有效的間諜活動），其成功之日來得比預想的更快。1949年蘇聯成功地試爆了一顆原子彈，一場給全世界帶來恐懼的核軍備競賽就此揭幕。
同時政治衝突在1946年和1947年兩年裡也加劇了。美國國會規劃出來的遏制政策作出如下假定，即蘇聯人將擴展到任何出現權力真空的地方。遏制戰略的倡導者們指出，西方應該同時展現耐心和決心，蘇聯社會自身最終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同時西方一定要保持其軍事力量，並使用經濟和其他力量來抗衡蘇聯。作為美國政策的基石，遏制最終被從更嚴格的軍事意義上加以解釋，而這就偏離了其最初的倡導者的本意。
與此同時，丘吉爾在1946年3月發表了一個聲勢凌人的演說，其間他描述了“鐵幕”在東歐和西歐之間--“從波羅的海的斯泰丁到亞得里亞海的的裡雅斯特”--落下的情形。當年春季，美國拒絕了一筆待決的蘇聯提出的重建貸款申請，因為國會已決定租借法案須隨戰爭結束而終止，同時美國還終止從德國的美國佔領區向蘇聯人運送戰爭賠償物資。
1947年，財政吃緊的英國被迫削減其在地中海地區承擔的義務，向華盛頓通報說，其已無力援助希臘的反共武裝力量，同時也無法繼續對抵禦蘇聯壓力的土耳其予以支持。美國迅速採取行動來填補這個權力真空。杜魯門不僅同意在地中海地區提供必要的援助，同時還在1947年3月制定了一項廣泛的國家政策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遏制共產主義--“援助那些自由人民，他們正在抵禦少數武裝力量或者外部壓力試圖強加給他們的征服”。杜魯門主義使美國承擔了前所未有的義務，深深捲入全球性軍事和經濟事務之中。1947年春季馬歇爾計劃也宣佈實施，該計劃旨在加速歐洲的經濟復興，並以此來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
美國的國家安全體系開始成型。國家安全委員會被設立起來，就國家安全事務向總統提供諮詢。中央情報局也被建立，目的是協調情報的收集工作。中央情報局很快還得到授權來安排秘密行動。行政部門處置對外政策事務的權威得以加強。1948年，美國首次採取和平時期義務兵役制。
蘇聯則譴責美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是“戰爭販子”。美國武裝希臘和土耳其，美國在中東建立了空軍基地，美國軍隊佔領著日本、沖繩和南朝鮮，美國人擁有原子彈，凡此諸端，都使蘇聯人感到自己處在威脅之下、包圍之中。蘇聯人的猜疑在1947年後越積越多，同時他們還不時追溯起歷史舊賬，包括1917-1920年間俄國革命和內戰時西方的干涉，蘇聯被排除在慕尼黑協定之外，“二戰”期間遲遲不開闢第二戰場，此外還有戰爭結束時終止租借法案，回絕戰後貸款的請求等等。
1947年，蘇聯人斷定他們必須重新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施加更嚴密的控制。為此他們以新的形式重建了作為戰時友好合作的姿態而在1943年被解散的老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並更名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蘇聯人還在中東歐取消了共產黨人曾經在其中分享權力的聯合政府，而代之以共產黨支配下的政權。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貝奈斯總統的民主聯盟以往曾經被視為東西方之間可能的橋樑，而如今，在預定舉行的大選中將面臨失敗的共產黨人在1948年2月奪取了政權。到此時為止，美蘇之間戰後形成的猜疑和衝突已經使它們相互把對方視為永久性的威脅，而雙方又都用自己不乏武斷的政治和軍事行動去抗拒這種威脅。由此，越來越嚴酷的冷戰就擴散為地區性衝突和政治對抗，而在歐洲、亞洲，乃至於在地球上的各個地方，這些衝突和對抗一刻不停地發展演變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