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师带徒的方法因人而异，大致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老师采用浅显的读物，如《汤头歌》、《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教材，向学生进行讲授，并要求记诵。
据我了解，凡是用这种教材的老师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偏重传授自己的经验为主，而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讲授，则重视不够。因此，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侧重于临床，而忽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第二种，与以上正好相反，老师在启蒙教学阶段，就以四部经典著作开始。他们的主张和《千金方·大医习业第一》的精神遥相呼应。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地讲，理论水平较高，而且基础也打得牢固，有发展的潜力，故被历代医家所拥护。
清代的医学大师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一文中指出：“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略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他说的汉唐以前之书，指的是《内》、《难》等经典著作。可见，徐氏也主张先学经典著作为学医的根本。
我是怎样学起中医来的呢?因为我体弱多病，经常延医服药，而接近了中医，并以此因缘加入了中医队伍。我的学医老师，在营口行医为主，他收了三个徒弟，我的年纪为最小。当时我学的中医课程，现在回忆起来，大体上分为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两个阶段，共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在理论基础阶段，学了张、马合著的《黄帝内经》、《本草三家注》以及《注解伤寒论》和《金匮心典》等著作。
由于我曾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有点基础，所以，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大。但对老师所讲的医理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难题。记得有一次老师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的内容时，尽管老师讲得眉飞色舞，而我却象腾云驾雾一样了。
对中医理论基础，我学了整整三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些朦胧，但把一些经典著作系统地学了一遍，这就对进一步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算是很大的收获。
学到第四年，老师为我讲授了《医宗金鉴》中的临床课程，如“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等。由于这些内容是用歌诀格式编写的，因之老师要求一边学一边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时为止。背书对我来说虽不陌生，但它很压人，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每天早起晚睡付出辛勤劳动。
关于背书的问题，历来也有争论。我的意见，倾向于应该背点书的。《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岂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识清是为了临床辨证。由此可见，《金鉴》所写的大量歌诀体裁，是为了人们的背诵和记忆，这也就勿怪其然了。
然而，中医的书浩如烟海，谁也不能一一皆读。因此，就有地区之所尚，或因师传之所异，而不能不有所选择。例如，南方的医家则多宗孟河派的费、马之学，而东北三省，则多把《医宗金鉴》奉为圭柬。
《医宗金鉴》这部书，原为清·乾隆太医院吴谦的未成之著，后被政府发展，认为可以作国家的医典，仍指令吴谦、刘裕铎本昔‘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的宗旨，存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骁。大约又过了两年，于公元一九四二年方始告竣。
徐灵胎评价此有“源木《灵》，《素》，推崇《伤寒沦》、《金匮要略》以为宗旨，后乃障采众论，严其去取，不尚新奇，全无偏执”的美誉，也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不仅在东北三省发生影响，而且远及全国和东南亚各地。
在老师的指示下，我买了一部〈医宗金鉴》。通过自己的学习，发现其中的《证伤寒论注》搜集了诸家之旨，参以己意，说理明畅，使人读之发生兴趣。
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埋头于《伤寒论》的学习。从这开始，方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学习，而向自学迈出了新的一步。
现在谈淡自学的问题。自学是每一位科学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我们不能跟老师一辈子，应该走自己的奋斗之路。
但是，自学必须讲求方法，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必要时还得有人指点一二。
自学也需要条件，主要的要有时间保证，要争分夺秒，爱惜光阴，要有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如果有上图书馆的条件，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自学也有三忌。一忌浮：指自学之人，心不专一，不能深入书中，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一下，当然这种学习是没有什么结果可言；二忌乱：指自学之人，没有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和步骤，一会儿看这本书，一会儿又看另一本书，好象蜻蜓点水，这种杂乱无章，没有系统的学习，也必然学无所成；三忌畏难：指自学之人，在自学过程中，有的内容看不进去，发生了困难。殊不知，凡是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正是知识贫乏的具体反映。如果不以钉子的精神向难处深钻以求解决，反而畏难自弃，必然柱费一番心机，半途而废。记得古人鞭策人们学习，说出许多的格言和警句，如什么“石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啦，“精神一到，铁石为开”，“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啦，都说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只有坚持学习而不畏难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