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社會，師帶徒的方法因人而異，大致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老師採用淺顯的讀物，如《湯頭歌》、《藥性賦》、《瀕湖脈學》、《醫學三字經》等教材，向學生進行講授，並要求記誦。
據我瞭解，凡是用這種教材的老師們，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偏重傳授自己的經驗為主，而對《內經》、《傷寒論》等經典著作的講授，則重視不夠。因此，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往往是側重於臨床，而忽於理論方面的研究。
第二種，與以上正好相反，老師在啟蒙教學階段，就以四部經典著作開始。他們的主張和《千金方·大醫習業第一》的精神遙相呼應。所以，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一般地講，理論水平較高，而且基礎也打得牢固，有發展的潛力，故被歷代醫家所擁護。
清代的醫學大師徐靈胎，在《慎疾芻言》一文中指出：“一切道術，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略漢唐以前之書，徒記時尚之藥數種，而可為醫者。”他說的漢唐以前之書，指的是《內》、《難》等經典著作。可見，徐氏也主張先學經典著作為學醫的根本。
我是怎樣學起中醫來的呢?因為我體弱多病，經常延醫服藥，而接近了中醫，並以此因緣加入了中醫隊伍。我的學醫老師，在營口行醫為主，他收了三個徒弟，我的年紀為最小。當時我學的中醫課程，現在回憶起來，大體上分為中醫基礎理論和臨床治療兩個階段，共花費了六年的時間。
在理論基礎階段，學了張、馬合著的《黃帝內經》、《本草三家注》以及《註解傷寒論》和《金匱心典》等著作。
由於我曾讀過幾年私塾，古文有點基礎，所以，文字方面的困難不大。但對老師所講的醫理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難題。記得有一次老師講《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的“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的內容時，儘管老師講得眉飛色舞，而我卻象騰雲駕霧一樣了。
對中醫理論基礎，我學了整整三年。雖然對一些問題還有些朦朧，但把一些經典著作系統地學了一遍，這就對進一步學習中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算是很大的收穫。
學到第四年，老師為我講授了《醫宗金鑑》中的臨床課程，如“雜病心法要訣”、“婦科心法要訣”和“幼科心法要訣”等。由於這些內容是用歌訣格式編寫的，因之老師要求一邊學一邊背，直到背得滾瓜爛熟時為止。背書對我來說雖不陌生，但它很壓人，來不得半點虛假，必須每天早起晚睡付出辛勤勞動。
關於背書的問題，歷來也有爭論。我的意見，傾向於應該背點書的。《醫宗金鑑·凡例》中說：“醫者書不熟則理不明，理不明則識不清，臨徵遊移，漫無定見，藥證不合，難以奏效。”豈指出背是為了書熟，書熟是為了理明，理明是為了識清，識清是為了臨床辨證。由此可見，《金鑑》所寫的大量歌訣體裁，是為了人們的背誦和記憶，這也就勿怪其然了。
然而，中醫的書浩如煙海，誰也不能一一皆讀。因此，就有地區之所尚，或因師傳之所異，而不能不有所選擇。例如，南方的醫家則多宗孟河派的費、馬之學，而東北三省，則多把《醫宗金鑑》奉為圭柬。
《醫宗金鑑》這部書，原為清·乾隆太醫院吳謙的未成之著，後被政府發展，認為可以作國家的醫典，仍指令吳謙、劉裕鐸本昔‘酌古以準今，芟繁而摘要”的宗旨，存原書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的修驍。大約又過了兩年，於公元一九四二年方始告竣。
徐靈胎評價此有“源木《靈》，《素》，推崇《傷寒淪》、《金匱要略》以為宗旨，後乃障採眾論，嚴其去取，不尚新奇，全無偏執”的美譽，也就說明了這部書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不僅在東北三省發生影響，而且遠及全國和東南亞各地。
在老師的指示下，我買了一部〈醫宗金鑑》。通過自己的學習，發現其中的《證傷寒論注》蒐集了諸家之旨，參以己意，說理明暢，使人讀之發生興趣。
於是，我如飢似渴地埋頭於《傷寒論》的學習。從這開始，方由被動的學習，變為主動的學習，而向自學邁出了新的一步。
現在談淡自學的問題。自學是每一位科學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為我們不能跟老師一輩子，應該走自己的奮鬥之路。
但是，自學必須講求方法，必須有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必要時還得有人指點一二。
自學也需要條件，主要的要有時間保證，要爭分奪秒，愛惜光陰，要有必要的工具書和參考書，如果有上圖書館的條件，那就再理想不過了。
自學也有三忌。一忌浮：指自學之人，心不專一，不能深入書中，只是浮光掠影地瀏覽一下，當然這種學習是沒有什麼結果可言；二忌亂：指自學之人，沒有一個完整的學習計劃和步驟，一會兒看這本書，一會兒又看另一本書，好象蜻蜓點水，這種雜亂無章，沒有系統的學習，也必然學無所成；三忌畏難：指自學之人，在自學過程中，有的內容看不進去，發生了困難。殊不知，凡是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正是知識貧乏的具體反映。如果不以釘子的精神向難處深鑽以求解決，反而畏難自棄，必然柱費一番心機，半途而廢。記得古人鞭策人們學習，說出許多的格言和警句，如什麼“石杵磨繡針，功到自然成”啦，“精神一到，鐵石為開”，“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啦，都說明了一個真理，那就是隻有堅持學習而不畏難的人，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