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們讀書時，就聽到老人說道：“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或許是因為世人覺得年輕人本來就容易衝動，讀了《水滸傳》後便會更加叛逆，不利於家長管教。
其實“少不讀水滸”更多則是封建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自上而下宣導的“文化氛圍”，無論是古代中國高高在上的“天子”，還是封建社會“大家長制”的家族文化，都希望年輕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基於古代中國皇權和父權的影響，長期以來世人都把“梁山好漢”當做“犯上作亂”的“造反派”。新中國成立後，在某一段時間由於政治的需要，有一位偉人曾經對《水滸傳》和《西遊記》做了獨特的評價：“‘梁山好漢’和‘孫猴子’都是‘招安’，只不過‘孫猴子’是‘鬧革命’。”因此史學界對宋徽宗年間“梁山好漢”的所作所為也有了不同的分析和爭論，不少人建議對“梁山好漢”的歷史形象進行“拔亂反正”。我們都知道“梁山好漢”的聚義口號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可以是替上天行大道，也可以是替“天子”行大道。基於《水滸傳》的故事脈絡，“梁山好漢”的初衷應該是後者，按照現在的話來說，“梁山好漢”的“替天行道”是一次“愛國行動”。雖然“梁山好漢”被“北宋”招安後，在徵方臘時損兵折將，裡面的人死的死、殘的殘，結局大多都不是太好，但歷史會記住他們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我們更加深入的瞭解宋徽宗時期的中國社會開啟了一個獨闢蹊徑的窗口。 我們不禁在問，“梁山好漢”為何會出現在宋徽宗年間，而不是“北宋”的其他朝代？難道是因為宋徽宗時期的中國社會民不聊生嗎？“梁山好漢”是因為“民不聊生”而“落草為寇”的嗎？
要想了解“梁山好漢”為何會出現在宋徽宗年間的真正原因，首先應該瞭解宋徽宗時期的中國社會形態，甚至還要追溯到“北宋”初期的朝局文化。我們都知道宋太祖趙匡胤是利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而登上的皇位，他為了防止世人效仿，使用“杯酒釋兵權”的做法，從而讓宋朝走向了“重文輕武”的朝局文化。當時的宋朝雖然統一了中原，但“西夏”、“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強勢崛起，長期侵擾宋朝的邊境，以至於宋朝的政權一直處於“外患”的威脅之下。即使宋真宗時期與“遼國”許下了“澶淵之盟”，宋仁宗時期與“西夏”簽署了“慶曆和議”，年年給“西夏”納歲幣，但由於當時宋朝的經濟空前繁榮，宋朝子民也超級會做生意，從而使宋朝長期對“西夏”、“遼”等少數民族政權保持著貿易順差。作為能征善戰的少數民族，“搶”永遠要比正常的貿易往來得到的利益來的快，並且它們與宋朝做生意一直都做的是“賠本買賣”。 我們都知道“地主”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一般都會養很多“保鏢”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像“北宋”這樣的龐然大物一邊數著“鈔票”，一邊還到處炫耀，也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後盾，誰見了不想狠狠的“咬一口”？
我們都知道兩國交戰一般最倒黴的是普通民眾，宋朝的民間肯定會因為“西夏”、“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的“燒殺搶掠”而積下持久的民怨和仇恨，再加上“北宋”到了宋徽宗年間，官場腐敗，各種社會矛盾無法調解，而“梁山好漢”正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應運而生的。我們後來看“梁山好漢”的組成，雖然有一部分人是出身“草莽”，但也有不少人是“北宋”的朝廷命官，這些人應該不是因為活不下去才“落草為寇”的吧！並且我們發現這些“朝廷命官”中很多都是“武將”背景，因為宋朝“重文輕武”，“輕武”一方面是不重視，另一方面就是不信任。在宋朝那個以“文官集團”為主導權的官場，且不說“武將”有沒有機會上陣殺敵，就是在日常的政務中，他們也會廣受“文官”的排擠和打壓。這種“空有一身武藝，卻不能殺敵報國”的壓抑感，只會使許多“武將”逃離那個讓他們感到“窒息”的官場，從而加入“梁山好漢”的行列，也算為他們的那片赤誠之心找到一個安放的地方。
雖然“梁山好漢”在大哥“宋江”的主張下，投靠了朝廷，但他們卻忘記了宋朝的開國曆史，最終落得個人財兩空的悲慘下場。我們時常在想，為何宋徽宗不效仿慈禧太后重用曾國藩去鎮壓“太平天國”的做法，讓“梁山好漢”來抗擊金兵的南下呢？當然清朝肯定是在宋朝之後的，我們不能用還沒有發生的歷史來要求宋徽宗，但作為“北宋”見識超廣的“文官集團”，肯定能想到用“梁山好漢”的實力來制衡“金國”的強大軍力。我想宋徽宗之所以讓“梁山好漢”去徵方臘，還是因為宋徽宗不相信這幫“武藝超群”的“綠營好漢”，就想借著“徵方臘”的事由，讓“梁山好漢”自生自滅。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當時宋徽宗重用“梁山好漢”，讓他們在金兵南下時拼死抵抗，再不濟就是“打巷戰”、“打游擊戰”，把“金兵”拖入到“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也不至於被“金兵”掠走，從而使“北宋”滅亡。但如果我們站在宋徽宗的角度上看問題，也能理解宋徽宗為什麼不重用“梁山好漢”了，因為“放虎歸山”肯定會出現“梁山好漢”與大宋子民“軍民一心”的局面，這裡面再出現一次“黃袍加身”的事實也不是沒有可能。或許宋徽宗最在乎的並不是丟失天下，而是在乎以後的天下還是不是“趙家天下”，這種狹隘的擁有感不僅使“北宋”被“金國”所滅，而且也讓萬千大宋子民死於“金兵”的鐵蹄之下。
或許慈禧太后敢於重用曾國藩，讓曾國藩組建“湘軍”去鎮壓“太平天國”，很大程度上還是慈禧太后太瞭解曾國藩的儒家情懷。在古代中國那個以“忠君報國”作為士大夫最高精神追求的社會氛圍下，即使曾國藩有問鼎中原的實力，慈禧太后也料定他會在平定“太平天國”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而宋徽宗趙佶雖然在書畫和詩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詣，但他卻缺少識人用人的才華。當然我們並不能把責任全部歸罪到宋徽宗身上，因為宋朝“重文輕武”的文化也不是他一個“守成之君”就能改變的，或許他本人想做一位“中興之主”，但宋朝以“文官集團”為首的政治群體能允許他改變嗎？雖然我們為宋朝驕人的文化成果而讚歎不已，但“梁山好漢”的“替天行道”也正是被這群“才華橫溢”的文官所扼殺，這不僅是宋朝“重文輕武”文化的悲哀，而且也是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