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头牛，生活在印度是幸福的。众所周知，印度教徒祟拜牛与猴，它们拥有神一般的地位。街巷庙宇，城郊野外，悠闲逍遥的“神牛”、嚣张跋扈的“神猴”随处可见。牛儿四处乱逛，阻碍交通，猴儿欺凌小贩，骚扰人群的现象司空见惯，但印度人对这两样神物有着极高的忍耐度。
准确地说印度教所尊奉的“圣牛”为“印度瘤牛”，并非水牛。在教徒们看来，牛身上每个部位都住满了神灵。常有教徒在牛面前匍匐于泥地虔诚祈福；在一些节庆日中，人们还在牛群走过后扬起的尘土中下跪，畅快地呼吸，把牛粪涂抹于额头，尽一切可能沾染“福气”。
牛与印度政治密不可分，一个政党对待牛的态度影响着在印度教徒中的得票率。印度为联邦制，宪法提供指导性原则，供各邦立法机构参考，其中第48条规定应保护产乳牲畜，禁止宰杀牛与牛犊。
由于印度教徒祟拜牛，他们也不吃其他产奶牲畜，所以印度拥有世界最大的牲口数量，仅牛的存栏量目前就达3亿多头，位居世界之首。美国人酷爱牛肉，但美国的牛存栏量只有9000多万头，排名世界第四。很多宗教都有自己的饮食禁忌，印度人不吃牛肉看起来是宗教信仰所致，背后却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会说：“牛不仅是神灵，还是母亲”，所以杀牛吃牛形同弑母，教外人士肯定很难理解这种情感。“当你母亲老了，你会把她送到屠夫那里去吗”？当外界有人批评病牛老牛造成的问题时，会听到他们如此回答。
牛与一个印度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密，肉体可以充当驮兽和耕畜，粪便可以当燃料，牛奶是一种有营养的食品，尽管印度国父甘地最后吃素修炼时已到了连牛奶也不喝的地步。从生活角度说，牛像农民的“衣食父母”也无可非议，所以很多农耕民族也有崇牛习惯。不过当代印度教的牛祟拜却登峰造极，形成奇特景观。
母牛的地位最为祟高，印度教神学家们宣扬说，从恶魔轮回到一头母牛，当中要经历86次转世，再转一次才能轮回成人；如果一个人杀了母牛就等于造了孽，必须回到最初一级，从头转起。
1991年印度开启市场化改革，同时迎来一波宗教复兴潮，原教旨主义者以他们的宗教狂热把牛祟拜推到新的高峰。他们认为当前印度社会一切问题，都可归结到背离宗教和传统，只要坚守印度教的传统价值观，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
所有印度教派都承认“吠陀经典”的权威地位，基于吠陀经典衍生的医学称为“阿育吠陀”，民间的僧侣和吠陀医生不遗余力宣传牛的医用价值。原教旨印度教徒在他们的熏染下皆认为，牛的粪便与尿液具有强大的保健和医药功效，能包治百病。
一些企业发现当中的商业机会，生产与牛粪尿有关的食品、保健品和药物，俨然一个生机勃勃的产业，其消费群体以低收入、低文化的人口为主，农村亦是牛粪尿产业广阔的市场。激进印度教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创建了牛粪尿药物研制中心，专门开发各种声称能治疑难杂症的“神药”。最受欢迎的牛粪尿保健品，以“牛粪、牛尿、牛奶、酥油、凝乳”混合制成，称为“潘查加维亚”。
宗教上无限崇牛才会演化出禁食牛肉的禁忌，激进教徒甚至还积极参与护牛运动。护牛引起的大规模骚乱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代与护牛有关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吃牛羊肉，种姓制度时代留下来的“达特利（贱民）”阶层生活于穷苦的最底层，为获取蛋白质也没有食牛肉的忌讳；但穆斯林和基督徒肯定不能当着印度教徒的面屠宰牛，达特利只能获得病死老死的牛尸体，拖回家后才敢悄悄处理。尽管如此，误会导致的暴力冲突仍时有发生。
新德里附近的加加尔镇，2002年10月，5名达特利男子抬着从邻村购买的牛尸体回家，他们从事传统制革业，这是他们获得牛皮的合法方式。一群高种姓印度教徒听信谣言——“有人要将一头牛剥皮，所以杀死了它”，将5名达利特男子围住并私刑处决。世界印度教大会的最高领导人吉里拉·克修尔听闻此事只轻描淡写地说：“根据我们的印度教圣典，牛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听起来似乎5个达特利人的命不及一头牛贵重。
2015年10月，东北的曼尼普尔邦阿格拉市爆发一场骚乱。闻听有4个人要杀牛剥皮，印度教徒聚集起来将他们打成重伤，其中有两人险些送命，随后暴徒又聚集起500多人发起骚乱，打砸抢烧抗议屠牛，政府动用了军警进行弹压。事后牛的主人出来解释，他的牛是自然死亡，是他交给别人处理的。
一方面极度崇牛护牛，另一个事实却让人相当难堪，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病牛、老牛、残牛，它们在城乡四处流浪，这个既可看成是护牛的一个“功德”，但也说明牛丧失生产劳动能力后，很多贫穷农民迫于经济压力无法继续饲养，只能放走它们任其自生自灭，造成社会问题。
“圣牛”是印度教复兴主义者为当下目的用来编造历史的重要工具。禁食牛肉的教义和传统，其实为后来演化，并非与生俱有，这是令当下原教旨主义者不愿直面的尴尬事实，甚至声称遵奉经典的他们听到这些事实会勃然大怒。
公元前15世纪开始，肤色较浅的雅利安部落从南俄草原活动至伊朗高原、中亚草原一带，其中一些部族自西北部侵入印度，遭遇了肤色较黑的原住民（据推断是达罗荼毗人）抵抗，整个征服过程持续了数百年，印度教文化即“吠陀文化”就是征服者与当地文化融合而成。
为固化少数外来征服者贵族统治多数原住民和雅利安底层的政治体系，种姓制度应运而生，祭司或宗教学者即婆罗门处于种姓最顶部，军事首领即刹帝利处于第二等级，他们构成了精神与政治的统治阶层；属于平民阶层的农工商业者称为吠舍，处于第三级，以原住民为主的人群构成第四等级首陀罗阶层。后来还出现了在四大等级之外的“不可接触者”，即从事制革、屠宰、扫厕、埋葬等行业的达利特。
作为印度教的1.0版，“婆罗门教”也逐渐成形，婆罗门不断用宗教来强化统治秩序，尤其维持自身在种姓中的最崇高地位。
雅利安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吠陀经典记载，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婆罗门领导祭祀，刹帝利指挥作战，他们不仅吃荤，更要吃牛羊肉。吠陀医学有三大医典：《罗迦集》《妙闻集》《八心集》，出自三位古代“医圣”之手，三大医典同样说过“牛肉和牛肉汤”是良药，并称牛脂可以治风湿。
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的吠陀医生和药商、宗教复兴主义者对信众绝口不提。印度受过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的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相信关于牛的神话故事，更不会相信牛的排泄物有药用价值。德里大学的历史学家吉哈博士曾撰写过一本书《圣牛的神话》，他详尽罗列了古代印度社会吃牛肉的事实。世界印度教大会主席反驳道，古代只有低种姓才吃牛肉，婆罗门绝对不吃，历史学家“不学无术”才会犯下认知错误。吉哈博士的书被人民党政府禁止，还有激进右翼青年号称要刺杀他，曾有一阵子，吉哈博士只能待在学校公寓里闭门不出。
实际上，印度教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就说，牛肉是美食，是部族首领犒赏武士和属民的“奖品”。相反在古代，高贵的婆罗门才是杀牛食牛的主力，底层民众哪能消费这种奢侈品，牛也是祭祀时常用的牺牲，而且由婆罗门来主持宰杀仪式，神灵可享用最精华的部分，其余部分可与族人分食。
后来演化出婆罗门崇牛和禁食牛肉的习俗，其根源与环境改变以及宗教竞争有关。
雅利安部族从游牧生活改为农耕生活，随着人口增长，大量森林和草原减少，越来越多土地被开垦，因为食用谷物的农耕生活可以在单位面积内养活更多人，又使人口数量进一步膨胀。
一旦改为农业生活模式，农民以牛为耕畜，以谷物为主食，配合食用牛奶来维生，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加紧密。未开垦土地减少，养牛的空间变得狭窄，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条件下，人牛之开始有了“争食”的矛盾。若以谷物作为饲料来养牛，虽然有利于牛的健壮，但牛对饲料的转化能力远逊于猪和羊。猪能将饲料中35%的能量转化为肉，羊只能转化13%，而牛仅有6.5%，一头小猪每吃3至5磅食物就长一磅肉，一头小牛要吃10磅饲料才长一磅肉。
所以在农耕模式下，牛的作用被大幅度强化，随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养牛和食牛的经济成本显得愈发高昂，这是造成平民大众食牛肉现象普遍减少的根本原因。只有富裕的婆罗门和刹帝利还可以保持食牛肉习惯，但也不能像以前游牧时代那样与部族成员分享。
以古代技术和生产力来说，当人口超过环境承载极限，总体生活水平会下降，容易爆发战争和瘟疫，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吠陀诸国进入大动荡时期。
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种姓矛盾尖锐，早已改变了饮食习惯的吠舍阶层对于婆罗门大肆宰杀牲口祭祀、大块吃肉的生活方式颇为厌恶，因为神庙经常会要求他们捐献牲口，若无牲口捐献就得提供服役，在战争、干旱和饥荒的摧残下，平民阶层更加深了对婆罗门的仇视。高级种姓间也出现分化，刹帝利掌控着军政权力，地位上升，对婆罗门阶层凌驾于自身之上颇为不满，他们也垂涎于婆罗门占有的大量土地和财富。
危机推动改革，越来越多婆罗门意识到教义再不做出改变将会被时代淘汰，他们摇身一变从牛的宰杀者变成了保护者。婆罗门逐渐宣扬，神灵们并不吃肉，经典中的关于牺牲祭祀的文字只是一种象征和隐喻而已。为了推广放弃食牛肉，他们也开始以宗教之名制造更多崇拜牛的理由。
宗教改革起到了神奇效果，印度教先是巩固了基本盘，又经过长达近千年的博弈，最终战胜了佛教，因为佛教顶多提倡不杀生，却没有要求人们崇拜牛，婆罗门崇牛举措显然更适合大众的胃口。
印度本土王朝的统一时代比较短暂，从12世纪德里苏丹国到最后一个王朝莫卧尔帝国时期，统治阶层是穆斯林，莫卧尔之后进入英国殖民时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在“异族”统治下，突显宗教习俗是强化认同最好的工具，近代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牛崇拜又不断被推向高峰。
印度教徒崇牛和禁食牛肉习俗的起源，表面看是宗教信仰天然导致，其实则是古代印度教对付危机、顺应大众习惯而改革的结果。而大众这个习惯的产生是与生活、经济模式的改变有关，在资源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得以强化，经过改革的宗教又反过来继续巩固人们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