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听喜马拉雅
进入了1900年代的清末，大清的经济情况还真的确实是形势一片大好，满清政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奇迹，令列强刮目相看。各个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发展着，农村人口也纷纷进入城里从事各种劳动。
1900年代之前的晚清，城市到处都活跃着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代理商的身影。杉木横梁产自美国俄勒冈，玻璃产自比利时，水泥产自英国，钢板和钢筋产自德国。是一个充斥着洋货的国度。
但进入1900年代后，晚清早已不再满足于一律从国外进口现代化产品，开始实现自给自足。从净水设备到蒸汽设备，再到发电设备以及各种制造设备，晚清都建造了自己的工厂。
1890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解决修筑铁路的用钢之需而筹办了汉阳铁厂。该厂不仅为铁路、桥梁和战舰制造必需的钢铁，并且还对外出售生铁。价格较之列强出产的生铁还低许多，质优价廉的生铁能够以低于美国纽约卡内基钢铁公司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进行倾销。在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于1912年2月8日召开的听证会上得到了证实，“伯利恒钢铁公司位于旧金山的钢铁厂，从中国进口生铁，比从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自己的工厂海运过来的生铁还要划算”。不仅如此，中国人正在一步步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石油和采矿公司。
在尚无铁路、电报和报纸普及之前，清朝国民的活动范围很小，以其出生地为圆心，他们劳动、生活的活动范围通常不会太远。甚至在1894爆发的甲午战争，那时候新闻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速度很慢，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地方官员，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场战争。中国邮政事业的落后，导致过去传教士必须求助自己的私人信使或来华的旅行访问者才能收发邮件。
1900年代后，大清的现代邮政系统正在全国各个地区迅速普及。到1909年，邮局的数量已达到3973家。在十几年前，电报服务只限于几个滨海城市，大清的民众对电话这个新事物更是闻所未闻。1900年代后，电话线连接着主要的人口聚居区，电话网络覆盖了181个城市，数百个满清政府部门也配备了电话机。大清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时代。
与此同时，城市也发生了变化最快和最明显的巨大变化。拿北京来说，整齐规划的街道、人行道、下水道，以及其他代表现代化程度的，诸如有轨电车、电话、电灯，以及身着统一制服的警察等，一应俱全。不仅是北京，中国很多其他城市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变革，整洁漂亮的马路不再是通商口岸和租界的专属，这些漂亮的马路在中国的天津、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济南、以及其他城市都能见到。
从1907年10月26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我在天津看到，漂亮的建筑、宽阔的道路越来越多，中国人用自己生产的最好钢铁建造了钢结构桥梁，在天津这个城市中，蒸汽推动的压路机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晚清的建设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而且还体现在文化教育的巨大进步。中国人把西方先进的金属版印刷技术带入中国，传统的木板印刷已被其取代。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到武昌起义前，中国已拥有200余份报纸，甚至其中一份是在北京出版、属于女性自己的《北京女报》。
1901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这项传统，全面实行列强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让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写作关于现代科学、政府、法律等问题的考试题目。洋务派大员、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京师大学堂监督张白熙联合上书，建议清廷在各省省会建立大学堂以及配套的预科学堂和中小学堂。
现代教育已经深入满人贵族子弟之中，在北京八旗子弟中学中，满人贵族子弟手中拿的是美国的教科书，他们都在学习英语。
一些胸怀大志的中国年轻人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大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担任了清政府的内阁高官、驻外公使、海关总税务司、铁路总工程师等。以至于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塔夫脱在1908年的一个演讲中提到，“他访问中国时发现，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是成为地方督抚，就是成了那些想方设法追求中华帝国振兴的领导精英的秘书或者参谋”。
长期以来，禁止抽鸦片的呼声在清朝一直很高。清政府也为此频繁颁发命令，但很难真的实施。这是因为执行命令的成千上万的官员自己同样也是瘾君子。
1900年代后，开始的打击运动极为成功，取得了不少让人满意的成果。清政府颁布诏令调查惩处吉林、河南、山西、黑龙江、福建、广西、云南和新疆的总督及行政长官。在朝廷全面打击鸦片输入和种植的时候，官员疏忽管制吸食鸦片的行为或者打击力度不够都会被视为犯罪。
晚清另一项成功的社会变革是妇女解放运动。清政府的学部下令，各地政府严加监督，只有没有裹脚的女子才能进入女子学校上学”。1906年，清廷正式颁布法令，规定父母们不要再给女儿裹脚。
然而，与妇女裹脚十分近似，同样是陋习的“留长辫”则由于满清政府的坚决反对，成为晚清一项失败的社会变革。很多中国人，包括满人贵族和汉族官员早已认识到“留长辫”是不卫生、不雅观、不方便的陋习。1909年，一些官员冒险给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上奏此事，但载沣拒绝了这个提议。直到农历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蓄辫作为旧的风俗习惯才被废除。
为什么妇女裹脚和留长辫同样是陋习，但社会变革的成败结果差异却如此悬殊呢？原因是，满族妇女从不裹脚，而留长辫则是满人的象征。1644年满人统治中国后，剃发留辫更成为统治权力的象征。
清政府在这里事实上暴露了在选择改革目标和对象时，并非依据是否符合民意，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是不能与自己的统治私利有一点点影响的选择性改革。改革不是为了符合民意，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完全是为了封建皇权永固，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封建皇权的象征，都是不允许改革的，更不用说分享皇权的半君主立宪制，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层面完全不是一回事。明治维新立宪，天皇是主动愿意和内阁分享权力。
大清即使不涉及政治层面的其他改革，清政府皇权也都是被动的，为的是减轻改革派人员们的反对力量，分化、瓦解改革派人员们的凝聚力。经济，文化改革的目的，为的是封建皇权能够继续不变。
经济增长奇迹，使得朝廷也有足够的钱组建了武器装备精良的新军。清末新军除了舍不得那条长辫子，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已经不差列强了。新军军人的待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因为经济、文化层面的改革运动取得了奇迹般的巨大成就。一些城市更成为改革运动的典范城市，特别是上海，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的发达城市。
然而落后的封建皇权这样的极权政治，只醉心于经济、文化建设的奇迹增长、发展，不愿意进行皇权政治改革，使之洋务运动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并不能有利于大清国库和富裕广大人民。洋务运动使得满人王公贵族们，汉族官员们都更加有钱、更加腐败，而且还产生了垄断资产阶级，使得贫富差距更加拉大，社会矛盾更加加剧，甚至还发展与公平竞争这一历史潮流严重违背的、人身高度依附于封建皇权的一些大清特有的特权人物——红顶商人，比如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上图：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盛宣怀
即使不是红顶商人，很多大商人被迫或主动与各大小官员们勾结在一起的情况，也比比皆是，见怪不怪了。大清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使得大小官员们腐败的财路，比未经济建设大力发展之前反而更加多了。
不发展经济，皇权知道肯定要完。
但皇权不知道：只发展经济，继续实行不公平的封建特权体制，继续舍不得那条心中的长辫子，一样要完。看看下面这张图片就知道了。
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皇权自愿主动改革不公平的封建特权体制，舍得那条心中的长辫子，才能像欧洲延续百年、千年的王室一样。至少像明治维新一样，实行与内阁一起分享皇权的半君主立宪制。但最终仍然要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半君主立宪制使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战争给自己的人民和受害国的人民都带来了痛苦，天皇的位置要不是美国放一马，也保不住。
传统封建特权阶级，新的垄断资产阶级，甚至严重违背公平竞争原则，发展大清特有的特权红顶商人，这些既得利益者互相耍滑投机利用，互相抱团取暖勾结在一起，越来越有钱，甚至富可敌国。
但朝廷国库却没有钱。经济奇迹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割地赔款、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监守自盗、武装新军的速度。
武昌起义爆发后，曾经无比忠于朝廷的袁世凯第一个反水，大清正式灭亡，打开国库，只有十枚银元。
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盛宣怀自己可是富可敌国。富可敌国的盛宣怀的确做了些慈善，不知是出于真心，还是掩盖他利用特权贪得无厌的内心。作为邮传部大臣的他，促使朝廷与民争利，出了一个爱大清的馊主意，上奏朝廷将各省民间绅士和百姓众筹到资本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朝廷领导。
盛宣怀这个爱大清国的馊主意遭到了许多地方的绅士和百姓的共同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强硬镇压。农历辛亥年，公历1911年10月10日，大清的精兵——新军，其主力奉命进入四川镇压的时候，武昌守备空虚，武昌起义爆发，进入四川镇压的新军主力也响应起义，产生的后果，学校历史书上早已清清楚楚写明白了——大清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遭到了朝野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与民争利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一不做二不休的盛宣怀后来又干脆逃往大清事实上的敌国：日本。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初，圆滑投机的盛宣怀在日本知道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急需筹款用作军费，以对抗在北京的袁世凯民国北洋政府。盛宣怀便以所谓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办法取得日本借款，与开始还不明真相的孙中山南京政府联系上关系，想以此来挽救自己的不利处境。
盛宣怀和不怀好意的日本垄断财阀秘密勾结策划，意图骗取孙中山南京政府分别在日本神户和中国南京，同听命于日本侵略分子的日本垄断财阀三井和正金财团签订两个性质相同的汉冶萍中日"合办"卖国性质的草约。
上图：盛宣怀蜡像
同年2月12日，沦为汉奸的盛宣怀从日本正金银行提取300万日元借款，把这笔钱的一部分转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转给孙中山南京政府约250万日元。当真相被拆穿后，中国南北举国哗然。盛宣怀在中国南北人民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孙中山南京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废除卖国性质的草约，并辞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