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不出时光
著名思想家柏杨先生，把春秋战国起始时间定在公元前722年。这是柏杨先生根据孔子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巜春秋》所确定的。
孔子编纂的巜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共242年历史。巜春秋》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我国传统史学的源头。
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所以柏杨先生也遵循了这一思想，把春秋战国时期起点时间定在公元前722年。
穿越时空的岁月
这是因为，公元前722年是《春秋》这部书的起始年。
“春秋”的含义
“春秋”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春秋》这部史书，一是指春秋这一时期。这两个含义，实际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春秋时期”这一说法来源于《春秋》这部书的名字，《春秋》这部书写的也是春秋时期的事。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纪录的，第一句话是：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鲁隐公元年是公元前722年。所以题中说，春秋时期起始于公元前722年，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公元前722年来自鲁国的《春秋》，那为什么不选别的国家的史书呢，其他史书的起始年可能就不是公元前722年了。
为什么要选《春秋》这部书
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有本国的史书，而且用的大都是“春秋”这个名字，比如说鲁国。当然，也有用别的名字的，晋国的史书就叫作《乘》，楚国的史书叫作《梼杌》。但是，晋国的《乘》，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给烧掉了。《梼杌》和其他国家的史书，后来也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所以，没有别的可选 ，只能选鲁国的《春秋》了。另外，由于《春秋》是孔子写的，出于名人效应和孔子的影响力，后世也愿意用这部书的名字。
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呢？
孟子是这么解释的：“孔子惧，作《春秋》”。当时，弑君事件频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害怕礼崩乐坏，因此就写了《春秋》，用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来使“乱臣贼子惧”，让他们不要再破坏周礼。同时，孔子把他的道也写在了《春秋》里面，希望后世有明君，来实现他的治国理念。
各国史书为什么要用“春秋”这个名字呢？
因为史书记载的都是国家大事，而这些大事，大都发生在春秋两季。这两个季节，没有严寒酷暑，适合朝见周王、会盟这样的长途跋涉。秋天丰收了，地里也没有什么农活了，有粮又有兵，天气不冷也不热，正是发动战争的好时机，所以有“多事之秋”这一说法。同时，春种和秋收，也是国事中的重中之重。从自然规律方面来说，春和秋，寓意着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所以，用春秋这个名字是再恰当不过了。
《春秋》这部书结束于什么时间呢
孔子写春秋，只写到鲁哀公十四年。当时，有人捉到了一只麒麟。因为当时是乱世，而麒麟是祥瑞的象征，所以，孔子就说：
“丘，犹麟也！麟之出，因不遇明王而遭害；丘生不逢时，不遇明王，故吾道难行于世，而终至于穷矣！”
所以，孔子就结束了《春秋》的写作。两年以后，孔子就死了。
通常说的春秋时期, 时间跨度和《春秋》这部书并不一致
通常说的春秋时期,起始于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这一年，周平王把都城东迁到了洛邑。关于春秋结束的时间，教课书上说是公元前476年，因为这一年是《史记》开始记叙“六国时事”的时间。当然，这也是司马迁的名人效应。而有些人主张用别的时间，比如，《春秋》绝笔那一年、孔子逝世那一年、三家灭智那一年、三家分晋那一年。
总结：
春秋时期的叫法来源于《春秋》这部书。起始时间定在公元前722年，是因为《春秋》是从这一年开始写起的。
白水老哥说历史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公元前 722 年，即东周时代之鲁隐公元年，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之首年：
一、《春秋》为什么从这一年开始？
《春秋》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进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困惑了人们许久的问题，即《春秋》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的确，既然是一部编年史的样式，其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疑点便立刻出现：如果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难道全都抹杀了不成？
1、儒家经典中的解释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经典的解释，晋代“左氏忠臣”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
杜的意见是：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况且鲁隐公是周公之后，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 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
所以《春秋》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 “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孔颖达再作阐发，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记事的，讲的似乎也仅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所记之事尊卑尽备，故其虽是根据鲁国国史而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而“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如果此说属实，《春秋》便是一部万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颖达之说 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 育意义远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春秋》的写作或编纂属于所 谓“观念先行”，这样一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极大。当然， 也确实有人把《春秋》当作史书，不过，用大儒的话来说，这只是“后儒浅见”。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始隐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于 史实，但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泯灭了《春秋》的史学内 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经学当然是远远重于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 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那么，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决了《春秋》开篇的一个重大疑点。
2、《春秋》起止年限问题学者的议定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 770 年，这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继任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父亲， 而鲁惠公元年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 就是说，在《春秋》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
问题由此出现：如果前述杜预的说法成立，那么《春秋》的开端若放在周平王元年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既标志着东周从此开始，又表示了在编年上是以周天子纪年为本位的，岂不正是“尊王”之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一定要以鲁国纪年为本，以鲁惠公元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为开端“合理” 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预的那番道理。
《春秋》这个不当不正的开端给后人带来了不少麻烦。仅从历史分期 上说，所谓“春秋时代”就是因《春秋》而得名的，从这层意义来讲，“春 秋时代”应该就是《春秋》纪年的起讫时间。始年的问题是：一般说周代 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西周，而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算后半段，是为东周； 东周又分为两段，前半段被称为“春秋时代”，后半段被称为“战国时代”。 那么，如果严格依照《春秋》编年，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中间的这 四十八年却没了着落。
建国以后，学者总述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分期之争说： “新中国成立后，50 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 770 年至前 403 年，春秋是公元前 722 年至前 481 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 770 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 475 年作为春秋、 战国时代的分界线。
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 770 年至前 476 年。……70 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所以， 我们同意将公元前 770 年至前 453 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这一分期问题就这样被“议定”出来，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的四十八年就这么尘埃落定了。但是，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春秋》到底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
无论如何，始于隐公元年都像是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但在历史上的问题是， 以《春秋》之地位，这个问题必然要有一个圆满答案才对。杜预虽然给出了一个权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深究起来依然难以令人信服。
当代学者曾对杜预的理由一一提出过质疑，大意是：如果说时代相近，但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如果说鲁隐公是周公之后，但鲁国所有的国君都是周公之后；如果说鲁隐公是位让国之贤君，但他只有让国之意却未成让国之事实，最后还遭人篡杀——此事原本就不足为训，杜预此论“牵强附会，无待深辨”。杜预的解释到此就变得站不住脚了，但圣人深意究竟何在，历代学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二、历代《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的合理解释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却有很多。
比较合理，切有代表的有以下几种：
1、顾炎武的说法
而从鲁隐公以后，世道乱了，史官 散了，孔子惧怕历史记录会遭中断，这才开始编修《春秋》。鲁国的历史档 案从鲁惠公之前都还完好，又是出自良史之笔，所以孔子对这段历史“述 而不作”；而鲁隐公以后的历史记载却开始乱了，所以孔子才去斟酌编修， 即所谓“作《春秋》”。所以说，《春秋》并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而是从鲁 国建国的时候就有的，可鲁惠公以前的那部分《鲁春秋》早已失传，后人 看到的只是孔子手定的断自鲁隐公以下的那部分而已。
2、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的说法
《春秋》为什么不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答案很简单：《春秋》是一部讨伐乱臣贼子之书， 而隐公后来正是被乱臣贼子害死的。如果联系到隐公对桓公（杀害隐公 的合谋者之一）的好处，给人的感触自然更深。
3、当代学者王树民的说法
《春秋》的发端其实是和三桓有关。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论语》里就没少这些记载，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而三桓当中又以季孙氏僭越至高权力， 还曾经以天子之礼乐规格“八佾舞于庭”，搞得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所谓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鲁庄公、 庆父、叔牙、季友这兄弟四人围绕继承权展开一连串的生死恶斗，后来， 庆父的后人别立宗族，称为孟孙氏（也作仲孙氏），季友的后人就是季孙氏， 叔牙的后人就是叔孙氏，又因为庆父兄弟都是鲁桓公之子，所以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便被合称为“三桓”。
“三桓”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得自于鲁桓公的，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鲁隐公的弟弟。这两兄弟也曾因为君位 继承问题很有过一番纠葛，最后鲁桓公暗杀了鲁隐公而即位。那么，很容 易的理解是：孔子如果想说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清楚鲁国的当代史， 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4、“二王并立”学说
《春秋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提到太子宜臼（即后来东迁周室的周平王）投奔西申， 被申侯、鲁侯及许文公拥立为王，为突出宜臼的正牌太子身份，周王宜臼 被尊为“天王”，与周幽王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幽王那边则立了褒姒所生的伯盘为太子。而在幽王死于战火之后，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余臣与宜臼又形成了新的二王并立之局。
天王宜臼与携王余臣各有一批支持者，互相都视己方为正统，视对方为僭越。直到周平王十一年（前 760 年），携王才被晋文侯所杀，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方告结束，周平王（天王宜臼）的一统局面才在事实上确立下来。
作一下时间上的对比：鲁惠公元年是前 768 年，虽然仅在周平王元年 （前 770 年）之后两年，但这时候的天下仍处在宜臼与余臣的二王并立时期，而鲁隐公元年则在前 722 年，这时已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二王并立的局面已然结束，周平王已是无可争议的天下共主。旧时代彻底落幕了，新旧交替时期的纷扰之局也已经尘埃落定，新时代开始，《春秋》选在这个时间作为起始，自然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至于孔子编修《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元年开始，这个问题，孔子他老人家也没明确交代，只能是后人基于孔子言论合理的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