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某政法大學的教授探討法律標準的界定問題，旨在為《維權之路》的序言孕育素材。
法律，最基本的存在條件就是“社會術語的標準化界定”。也就是說，如果法律術語模稜兩可，本身就違背了法律存在的基本條件，更不要說用於制衡社會的發展了！
針對藍夢電子商務創業園的案件，筆者首先向教授展示自己“曾經對外全面宣傳的營運理念”，這反映的是筆者針對藍夢營運的“主觀意識”。由此判定，即使在藍夢的營運過程中有不當的地方，都不存在任何“主觀故意”！
筆者其次向教授展示，在筆者受到“社會病毒”的攻擊後，所有訴之於法律部門的材料。這些材料表明筆者在客觀行為上，都是按照法律的框框行事。筆者的客觀行為旨在解決問題，沒有任何阻止問題解決的客觀行為表現。如此，眼前所出現的“現實後果”，必定是其它因素所導致，站在法律層面，必須追究方能體現法律的本質意義。
筆者最後向教授展示“導致藍夢園區五年荒廢”的各種證據與訴求，以及期間出現的各種不作為、亂作為、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客觀的第三方犯罪行為。如此可以得出結論：與藍夢園區相關的現實後果，與筆者作為當事人沒有任何關係，應該作為獨立案件展開調查才對！
教授對筆者的解析表示認同，併為地方“法盲執法”現象甚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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