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章）
兵者阴事也。而带兵者却如同坐在火山口上，火与冰焦灼。
十余年征战后，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已经有十余万人，为避免引火烧身，为避免成为国家祸患，裁撤是必须的，曾国藩急流勇退，曾氏一门功德圆满。
衣钵相传，李鸿章的淮军风华正茂，平定太平军，剿灭捻军，雄兵在握是祸是福？李鸿章终究没有逃过劫数，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惊心动魄的对话
同治六年（1867年），曾氏与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赵烈文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勿以为戏论。”
清室的崩坍乃至大乱纷呈，曾国藩和幕僚早有预见，曾氏也知道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只不过他无力逆转，但求早死以避乱而已。
裱糊匠其实从曾国藩始
回头看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开始一意裁撤湘军，十余年的发展，十余万湘军的问题迅速显现。鲍超部在湖北金口叛乱，戕官害民，并一路投奔闽粤太平军残部，成大吉部在湖北叛乱，引捻军入鄂，紧接着湘军在皖南闹饷哗变，曾氏只得一意弥缝，挽回湘军令名即是保全自己身家。
即使平平安安裁撤归省后的百战湘军，也可想见其对乡土社会的巨大冲击，暗藏着待时而起的巨大能量。同治五年，曾国藩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便提到“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即实缺提镇之最可信为心腹者，如肖孚泗、朱南桂、唐义训、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无军装、亦难保别人不诬之为哥老会首。”
信中提到的四人中，有三人为曾国荃吉字营心腹。在前线部队乃至裁撤归里的湘军中，哥老会的会众太多了，曾国藩并非不知，而是选择宽松对待，以免激之生变。同治十年，曾氏的日记中记载“旋又见唐协和，谈甚久。渠自京回，述及京中士大夫多言湖南哥老会系沅弟之旧部，沅弟有庇护之说，听之殊堪诧异。”曾氏内心其实并非诧异，哥老会和湘军是无法分割的，曾氏是担心老弟曾国荃已经归乡四年、闭门自饬，仍然被牵连进哥老会之中，可见其无奈和惊悚。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句名联，哪里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湘军余脉的民间骚动，冲撞着曾国藩日渐衰老的心脏，哥老会汇聚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渐成民间的巨股，到了清末，这股势力终为革命党所用，成为推翻清廷的重要力量，之后，便应验了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对话，执火者手中的火如同山林间的爆燃。
奖叙人才，求新之道。
曾国藩将衣钵传递给李鸿章，即置李氏于水火，当然这也并非万劫不复。如何保持令名，其出路之重要一端，曾氏认为即在奖叙人才，以求自立立人，自达而达人，曾氏对人才的求索与培养终其一生，不管带什么兵，做什么事，贤才是第一位的。对于新起的淮军，培育人才以保持淮军军系涤旧布新的能力，以求推而广之，期待功成与万一。
同治五年，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着实发了些脾气，缘起是淮军将领心中真正的盟主是李鸿章，私军印迹太重确实影响了军事调度，“来示欲令省三回家休息，则断不可......目下淮勇各军既概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淮军名将刘铭传要请假回家，绕开曾国藩而求情到李鸿章门下，李鸿章也出面写信为其缓颊，这让老师曾国藩很是光火，剿捻重在号令一致，如果淮军统将人人心存此念，则必然致号令纷乱。
进而，曾国藩历数了湘军名将不甘寄人篱下的心胸，教训李鸿章不可让淮军将官成为自己的囊中私物，应有更为宽博的境界与胸次，才可能期望统将成匡时之才，淮军能成其大，将领才可保全其小，李鸿章和他的家族也才可以幸而保全。
“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抑诸公本无远志，激之而不起耶？”作为淮军盟主，自应有成人之美，如果众将只满足同一片屋檐下谋生，李鸿章自得于羽翼丰厚，那么淮军军系也就离崩塌不远了。
“淮勇自成军后，多遇顺境，未经大挫，未殉奇劫。不困厄则不能激，无诋毁则不自愤。愿阁下愤之、激之、劳之、教之，裨诸统将磨折稍多，成就更大，而鄙人借以少靖捻氛，免于咎责，受惠多矣。”曾氏从刘铭传托情请假而抒发的这一段议论，真实表达了对淮军的担忧，淮军的成长太顺利了，其将领的成分相对单一，缺少了湘军“诸生以讨训山农”的儒生理想与农夫质朴，也更没有湘军十余年的筚路蓝缕。
“目下中外之患，洋务最巨，其次则中原之捻，其次则甘肃、新疆之回。”同治四年（1865年）在剿捻之初，曾氏和李氏就中国之忧患有过共识，中国未来最大的隐患在洋务，而李鸿章正当其时，只不过淮军军系终没有匡扶大厦之倾，李氏没有逃过这一劫难，“孤客不堪回首望，苍茫一片劫灰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