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不熟悉清末至民國曆史的朋友，對康有為的大名應該也不陌生。"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有他的身影存在，可以說他是幕後操盤者之一。
但自戊戌六君子被一斬了之，康梁師徒逃亡國外之後，我們對於這位清末名士的印象就淡了不少。
可在他這段沒那麼矚目的逃亡歲月中，其實有著我們意想不到的趣事。
戊戌變法的失敗以慈禧下令逮捕並斬首變法諸先鋒為標誌。康有為和梁啟超師徒倆消息得到的及時，渠道也可靠，所以躲過了這場屠殺，逃到了國外。梁啟超主要在日本和美國流亡，而康有為則開始了"流離異域一十六年，三週大地、遍遊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路，一生不入官，好遊成癖"的歐美多國"遊"。
除了在加拿大組建保皇會，康有為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歐洲，意、法、英、德、丹麥、挪威、西班牙等國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雖說他去往國外是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屬於"逃亡"，但這位老士紳的實際生活卻並沒有我們所形象的一般逃亡者所有的狼狽。
在流亡海外期間，康有為總體還是從容的。只是全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讓這位飽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幾十年的士人多少還是覺得有些不適應。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底，正在往美國行進的康有為就曾感慨："餘自先世數百年， 棲於山谷， 族之伯叔兄弟， 且耕且讀， 不問世事， 如桃源中人。餘生九年， 乃始遊他縣；生十七年， 乃始遊他省， 猶了了然無大志， 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餘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 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大勢力所簸盪所衝擊所驅遣， 乃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 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為世界人也。"
在"鄉人"和"世界人"的身份的平衡中，康有為也感受到了難解的糾結。"世界人"突出了他"在全球化時代下， 不囿於國族意識， 具有國際化視野， 胸懷天下， 在世界上其他國度或城市能找到歸屬感"的一面。但"鄉人"又是他作為鄉土中國的一部分的歸屬感的象徵。
帶著這種矛盾的心情，康有為穿梭在西方的樓宇和迥然不同的人群之中。他一面在西方考察，探究西方人的政治學說，一面在安慰自己彷徨的內心。所幸，他找到了一個地方——公園。
西方國家的公園，在清末的中國是全然不見蹤跡的。但這些"為應對歐美都市的公共衛生與安全隱患問題而興起的一種現代市政設施"卻給了康有為一種歸屬感。因為中國好歹也有供士人們相聚休閒的傳統園林。
不過康有為"兩年居美、墨、加， 七遊法， 五居瑞士， 一遊葡， 八遊英， 頻遊意、比、丹、那， 久居瑞典， 十六年於外， 無所事事"，只是去去那些滿是外國人的公園也難遣心中的鄉愁。所以在瑞典期間，他狠下心幹了一件"大事"——買地修私家園林。
在瑞典時，康有為覺得"瑞典百千萬億島，樓臺無數月明中……島外有湖湖外島，山中為市市中山……欲徙宅居之"。所以他最終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東南的一個小鎮選中了一塊寶地。
這塊寶地位於一個名叫沙丘巴登的小鎮。在康有為來到此地時，這裡已經是一個頗受上流階層歡迎的風景優美的富人聚居地。心念故里的康有為在這裡豪擲百萬，買下了一座小島。隨後，他又斥巨資在島上修建了一座傳統中式園林，並取名為"北海草堂"。
終於不再需要擠在一群外國人中間去品位一草一木，去回憶與友飲茶暢談的歡愉，康有為心中的鬱結少了不少。因而他在瑞典，在這座小島，一待就是三年。三年的時間，也足夠他一次次地去感受瑞典的文化，去沉澱他對於政治得失的思考。
遊歷歐洲十幾年，從一開始的過客到定居者，康有為對歐洲和其文化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最終匯聚成了《歐洲十一國遊記》流傳於世。
只是可惜了他的北海草堂，百餘年過去已在寒風之中化作殘垣斷壁。
"出亡十六年， 三週大地， 遊遍四洲， 經三十一國， 行四十萬裡"的康有為早已故去，康有為島也早已變了模樣。
如今這座島有了另一個名字"Restaurangholmen"，即"飯店島"。但當地的華人還是習慣稱這座島為"康有為島"，還是樂意向別人講述這座島和康有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