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虹攝庫爾斯克
新冠病毒目前不僅僅摧毀了法國的社會經濟，還摧毀了法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對於新冠病毒的恐懼，使得法國人開始不停舉報身邊的鄰居，以希望警察能夠對一些所謂的違反禁令的鄰居以懲罰。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RFI報道，由於冠狀病毒流行而進行的隔離期中，法國部分地區約70%的報警電話都是這些告密者。
法國最大的警察工會Alternative Police提供了這些數據。根據工會代表的說法，這些所謂的舉報電話多數是由嫉妒引起的。
巴黎20區區長弗雷德裡克·卡拉呼籲巴黎人民停止告密。
她說，這些舉報都是沒用的，並將佔用警力資源，阻止警察發現真正的犯罪。
卡拉區長呼籲法國首都這一人口密集地區的居民停止告密。對鄰居不遵守防疫規定的投訴在變得如此之多，以至於向警方求助的17號電話線一直佔線。這對那些真正需要警察干預的犯罪行為受害者構成了現實的威脅。
卡拉區長在法國廣播電臺《藍色巴黎》上說：“有些人甚至給我們發了鄰居孩子們散步的照片。”她提醒，未經允許拍照是違法的。
該地區設立了一個專門接受涉疫情相關事務的投訴電話，區裡面安排了4名工作人員在不停地接著電話，但其實只有一些電話真正有價值，而很多都是對鄰居的所謂告密電話，讓人們覺得巴黎的治安壞得就像整晚都有販賣毒品或走私香菸的一樣。
另一位警察工會代表sylvaine andre指出，由於每個隔離區政策細微的不同，使得告密率不斷上升，而理由可以解釋為嫉妒。
這位警官稱，當一些人看到自己的鄰居一天帶狗出去五次，或因為有人出去幾次，而自己找不到正當出去放風的理由，那麼這些人就會打電話給警察舉報自己的鄰居。
警官稱，17號電話線是為了那些真正的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專線，也就是匪警電話，並不是隨隨便便接受這些舉報的熱線。
在外活動的人如果違反禁足令，那麼警方會發現他們並對他們進行罰款，並不需要巴黎市民主動舉報自己的鄰居，而導致17號電話線始終處於忙線狀態，這將嚴重影響巴黎警方對社會治安的維護力度。
據法國警察工會統計，在法國不同地區，這些告密者的數量並不相同。
在大埃斯特地區（阿爾薩斯、洛林、香檳-阿登），他們的人數高達70%。
在南錫，警察每小時接到27個電話中，有22個與防疫違規有關。
在波爾多，這樣的電話甚至一度達到90%。
然而，在上諾曼底和中部地區，盧瓦爾河谷地區等，幾乎沒有告密者。
其實，法國的告密風可以說是整個社會的流行病。
法國的“告密”瘟疫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佔領法國時期。在維希偽政權統治下，法奸們的座右銘是“自由、平等檢舉”。
為了清查抵抗者，他們號召“愛國大眾”盡“共和國公民義務”。於是，成百萬封揭發信件像雪片般飛落進貝當元帥的辦公室和德國蓋世太保總部，颳起檢舉風潮。
在法國，告密者被稱為“烏鴉”。
歷史上最早的“烏鴉”叫安琪•拉瓦勒，是科雷茲省杜勒市的一個老婦女，專門喜歡披露他人隱私，散佈某家床第秘聞和某戶酗酒醜態，並不斷向政府舉報，似乎自己是站在公理和法律的大義上履行公民的義務。
後來，安琪•拉瓦勒更加變本加厲，變成了無事生非，汙衊造謠。最終在1921年被法國當局抓捕。在法庭上，她居然穿了一身黑色的喪服出庭，巴黎社會就將其稱為“烏鴉”，甚至被拍成了電影《烏鴉》，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
當然，電影《烏鴉》是通過對這位老婦人的描寫，來諷刺當時法國維希政府的告密風。
二戰後，告密風一直威脅和困擾著法國社會。
2007年，兩位經濟學家彼埃爾•卡烏克和雅納•阿爾岡合著了《懷疑社會》一書，從經濟理論和社會心態方面剖析了“烏鴉”在法國盛行的現象。
作者一針見血點出，這是由於人人為己，個個維護自身利益所致。他們認為，法國人的思維模式是：“你若賺了，我就賠了。”也就是上面警官所說的對鄰居的“嫉妒”！你能出去，我就虧了！
《懷疑社會》這本書由此得出結論：“法國的模式是將社會權利與個體利益相聯繫，因而將分裂不和制度化。這些不平等撥旺了人們心中的妒火，侵蝕了民族的內聚力。”
政治學家皮埃爾•佈雷松則在《法國的價值觀》一書裡提出了“三色流行病”的概念，指出：“自1981年以來，所有晴雨表都顯示出人對人缺乏信任的逆差。國民中四分之一的人承認不相信自己同胞是誠實的公民。”
歷史學家弗朗索娃茲•布爾希耶更進一步分析道：“往日，人們揭發自己的鄰居，今天則是舉報所有的人了。這確實是社會斷層的的真實寫照。”
她建議人們重新翻閱一下亨利•阿魯姆所著《法蘭西人通史》，因為作者在其中將法國被德國納粹佔領時期的檢舉風比喻為“心靈的癌症”。
在一個法制國家裡，公民舉報本是一種必須的社會監督，也是民主的體現，但“烏鴉”們的行為將其歪曲，導致異化，變成了法國當代的社會醜惡病態心理表象。而在這次新冠疫情的催生中，“烏鴉”的行徑被進一步擴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