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9日、农历6月17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侦查与司法鉴定方向博士生指导组成员王大中逝世。
由于他生前专心科研，且很少愿意腾出时间接受媒体报道采访，所以，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资料实在太少。
只有一段2005年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第一线栏目的一段视频，和2009年《现代世界警察》杂志对他的一份专访。
根据这段珍贵的视频和文字，结合我的点滴回忆，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聊以作为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他的学生们对他的追祭。
我爸爸是大银行家
1943年，王大中出生于北京。
他的父亲表面上在花旗银行工作，实际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员。那时，王大中还只有五六岁。
一天，因为情况紧急，他要跟随母亲穿过多个国民党哨卡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送去一份紧急重要的情报。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哨卡的国民党官民在例行检查时拦住了他们母子。
“我爸爸是大银行家！”
还不等王大中的母亲回答，年幼的王大中就自信高声的抢答道。
听到这样的回答，国民党的官兵先是一愣，随后将他们母子隔开，然后命令王大中写字。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王大中竟真的能工整写出很多汉字。国民党官兵见状，就和颜悦色的将他们放了过去，他们也因此顺利完成了传递紧急情报的任务。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官兵的眼里，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都应该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像王大中这样爸爸是银行家、自己小小年纪就会写很多字的人根本不可能是共产党。
王大中的一生中，有很多这样类似的片段，如果把这些认真整理，一定可以成为一篇引人入胜的长篇故事。
可惜的是，因为他要专心科研和教学，所以他从来不愿意接受如此漫长的报道和采访。
所以，当他逝世以后，他的学生们想尽一切办法，也只找到一段他生前接受央视法制栏目第一线的采访视频，和一篇《现代世界警察》杂志对他的专访。
而这篇专访，还是因为他的学生事先应承于人，而他为了不使学生难堪才接受的。
恐怖案件还是常规性杀人？
1999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朱家一家三代四人被残忍地杀害，凶手连一个两岁的孩子都没有放过。
此时，正逢全国人民喜迎澳门回归之际，凶手似乎蓄意挑衅，短短一个多月，克拉玛依市又相继发生了13起命案，15人被杀害。这对一向治安良好的克拉玛依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震动。
一时间，谣言四起，民间传说来了一位职业杀手，要杀死100人……很多市民陷入恐慌之中。新疆公安的压力可想而知！也正在这时，王大中应邀走进了这个震惊新疆的特大杀人案。
“恐怖案件？”在几乎开了一整夜的案情分析会上，王大中听到专案组将这一连串凶案定性，感到有点新奇，毕竟自己还没有参与过恐怖案件的侦破，于是他抱着学习的态度，认真听取办案民警汇报案情的每一个细节。
通过对细节的一次次过滤，王大中觉得必须到案发现场勘验之后才能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专案组迫不及待地想听听王大中的意见，但他只说了一句：“我要重新勘验一下现场。”
来到案发现场后，通过一次次对尸体的方位等种种迹象的勘验，王大中终于在那略显杂乱的思绪中抓住了一条清晰的思路，他果断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的常规性杀人案，不是系列案件，更不是恐怖案件。”
“不是恐怖案件？！”面对王大中的推断，专案组许多人持怀疑态度。
王大中出了个主意：把专案组分成两个侦破小组，一组按照恐怖案件去办，一组按照他的意见去办。
最后，命案水落石出，结果和王大中的推断完全一致。
原来，让新疆公安历经艰难破获的“12·8”大案，是犯罪嫌疑人李某在河南四处打工未挣到钱，带着他的两个有前科的朋友到新疆投奔在三坪水库砂场打工的舅舅，并向他借钱。
舅舅说自己在克拉玛依承包砂场后，没拿到工钱，没钱借给他们。老板朱某家很有钱，如果他们愿意，一起去要账。
4人来到朱家门口，舅舅敲门，主人见他眼熟，便开了门。李某舅舅没要到钱，便说了句：“没钱？这3个工人没有回家的路费，你就看着办吧。”转身走了。于是，李某3人闯进朱家，开始洗劫杀人……
王大中判断得如此准确，绝非一日之功。40多年来，王大中侦破过军队、地方检察、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经济案件，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不计其数。
“在办案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发现线索，利用线索去找到证据。有了证据就有了方向，没有证据，很难认定谁是罪犯，很可能就会伤害无辜，抓错人，办错案。”王大中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民警对待每一起案件始终要坚持的理念。
线索杂乱无章的特大盗窃案
2001年2月16日，王大中在新疆乌鲁木齐为研究生讲课。
下午课间时，学员昌吉州公安局局长彭建国和阜康市公安局副局长张粤找到他：“王教授，我们那儿发生了一起特大盗窃案，想请您去给帮着看看。”
一听此言，王大中爽快地说：“好啊！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你们学习学习，案子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今天凌晨……”张粤向王大中讲起了案情。
原来，这起特大盗窃案事发阜康市金得利珠宝行。盗贼击碎窗户玻璃，并剪断两根钢筋，入室，盗走价值约33万元的珠宝、金银首饰。刑侦人员仅在现场提取到两枚不完整的足迹、三枚掌纹……
“走!”课一结束，王大中立即向校方请了假，随彭建国、张粤赶到了一百里外的阜康市，随后直奔案发现场。
金得利珠宝行位于繁华路段，离十字路口不远。在被砸碎的玻璃窗处，王大中看到两根拇指粗的钢筋被剪断向外弯曲着，从断茬处可看出这是一次性剪断的。
“已经做过模拟试验，很可能使用的是900号断线钳。”张粤说。王大中没有说话，继续观察着案发现场的每一处细节，陷入了思考之中。
“珠宝行总共四个柜台，三个遭到洗劫，一盒最值钱的白金首饰没被捋走，而最里面的一个柜台里，全都是仿制珠宝首饰，也完好无损。当晚店内无人值守，报警器虽有但无用。”听着办案民警的介绍，王大中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最贵的首饰没有被盗走”、“店内无人值守”……王大中似乎有了一点线索。同时，他走出店门，观察着这间店铺所在的位置。
此时，彭建国想征求王大中意见。王大中还是没有表态，因为他知道，侦破盗窃案难度较大，特别是在遗留物较少的情况下。
虽然有了一点思路，但王大中慎重地表示，还要全面听听侦查的情况，再做分析。
晚上10点，各路侦查员在案情分析会上七嘴八舌地把自己调查来的情况提交上来，但线索显得杂乱无章。
这是一起报复性的盗窃案，有的刑警认为。
民警介绍道，阜康市有8家金店，竞争激烈。两年前，一家金店女老板得知金得利降价抢生意，曾两次带人到珠宝行寻衅滋事，法庭判决她赔偿损失后，那家金店的人不断扬言要报复。
当天脱岗的值班人员虽没有作案嫌疑，但他的社会交往相当复杂，会不会有熟人趁机作案……有的刑警觉得。
两个多小时的案情分析会还是没能把思绪理清，此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一直静听案情分析却一句话没有说的王大中。
王大中摘下眼镜，揉揉发涩的双眼，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报复作案的可能性极小，女老板不会冒这么大风险将自己推上绝路。王大中果断地否定了办案民警的第一种假设。同时，调查值班人的社会交往人员需要做大量工作，不易操作，难度大。
从现场可看出，作案人对珠宝的存放位置十分了解，掌握店内的值班情况，事先进行过踩点，是有备而来。
案发现场最贵重的首饰没有盗走，这说明这伙盗贼不是懂珠宝的行家里手。阜康市多家金店，而盗贼只选择这一家，是因为金得利处于四通八达的路口，有利于作案后迅速逃离，这种选择表现了外来流动人员犯罪和流窜人员犯罪的特征。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外来流动人员干的。”王大中说出了自己最后的看法。
王大中专门研究过外来流动人员犯罪和流窜人员犯罪问题，他分析：“这两种人在作案现场上的表现似乎没有多大的差别，在作案后也都是要逃跑的，但他们在作案地留下的信息却有很大不同。
流窜人员作案一般较谨慎，会自备作案工具，不在作案地久居，也不以真实身份留住，连续或跳跃作案是他的明显特征，查起来比较难。
而外来流动人员犯罪则不同，他们在一地居住时间较长，一般会留下登记信息，多从事体力活，一般从容准备策划作案，一旦得手迅速逃离……”
“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迅速查清近期出现的购钳人，重点清查闲散人员和流动人口，尤其把这一两天离开此地的流动人员作为重要摸排对象。”王大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案情分析会，一直开到了凌晨两点，会议中王大中向专案组就流动人员和流窜人员犯罪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此时，天寒地冻，屋里很冷，极度疲劳的王大中回到宾馆，找了三床棉被压在身上，倒头便睡着了。
第二天，王大中一早便乘车返回乌鲁木齐，当天还有他的课呢。
八天后，已经回到北京的王大中接到阜康市打来的电话，张粤兴奋地说：“案子破了！破了！人赃俱获。您说得很准，就是外来流动人员作的案……”
其实，这只不过是教课之余，兼顾破案的其中一件而已。王大中在各地给公安局长和刑侦人员讲课，经常会有学员向他咨询破案意见，甚至请他去当地指导侦破棘手案件。
“当我的破案思路得到印证，并为破案提供帮助时，我最开心了。”王大中爽朗地笑了起来。
一次，某公安局局长打电话向他咨询破案。通过4个小时电话描述的犯罪现场情况，王大中提出现场某面墙上某个位置可能留有作案人的指纹。
之后，按照他的思路，当地警方果然发现了一枚清晰的指纹，从而破了案。
时代赋予了他别样的人生
1966年，王大中大学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公安系统工作。起初，王大中不愿意当警察，觉得自己文气十足，不适合做武力对抗这种职业。
“当警察有什么意思，整天不是站岗就是值班，没什么意思。”王大中不愿意就这样“虚度”。可那个年代，组织分配重于一切，王大中无奈之余只好从警。
但不安于命运安排的王大中，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走上工作岗位，经过多年的艰苦磨练以及身边基层侦查人员的意志、品格、经验的感染，使他逐渐领悟到，侦查案件是一个智慧较量的过程，即使是武力对抗也是智慧较量的一种表现形式。
特别是当他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成功破案，一种兴奋感、责任感，让他越来越喜欢这个职业。王大中在这个“武将”的行当中找到了文人的“味道”。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公检法三机关在各省兴办公安政法学院，急需抽调一批大学生去任教。
王大中想，自己工作了这么多年，可以尝试去参加教学和科研，留点时间办案，而且自身条件也符合，这样既能文又能武，不是刚好是自己想追求的吗？
“别人都不愿意去，我愿意去。”王大中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也正是源于这个决定，王大中在时代的安排下，走进了一个别样的人生，走进了一片新的天地，一干就干了30多年。
“当我看到学生们在举目张望、抬头看着我的时候，这种如饥似渴的表达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我就想着如何去满足他们，把课讲好。这也让我感到做教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是我不想割舍的事情。”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接触新生事物很快，我向他们学习，对我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也是很有帮助的。我和学生们平等相待，这使我们之间没有交流障碍，我的学生也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已经67岁了。”
“王导挺有意思的，你要跟他时间长了，就知道了。”王大中的一位硕士学生透露道：“他专业素质很强、善良、开明、幽默、风趣……对我们挺照顾的，但从来没有歪风邪气，要求也很严格。”
王大中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全国各地公安司法战线几乎都有王大中的学生。
有的已经走上一线重要岗位的学生，如今谈起王大中的谆谆教导，依然如沐春风。
王大中不仅向学生传授了知识，更是在传授一种方法，培养一种学风，传承一种精神。
30多年的教学生涯使王大中总结出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他创造的双向教学法，即撰写的《公安特色的现代教学法之探索》，获得部级二等奖。
自信与坚守
如果说，办案给王大中带来了兴奋感，教学给他带来了幸福感，那么，科研又给王大中带来了什么？
1995年，当王大中在改革开放第一批经济开放城市主持“沿海沿边经济开发区新的社会问题”调研时，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流动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他发现，国家统计局对于流动人口的统计，仅仅只统计了“三证”人员，而实际流动人口中还有大量的无证人员却没能统计在册，忽视他们的存在，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决策。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此，流动人口问题还牵扯出城市现代化发展、中国的农民及农村问题，人口质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以及最为严重的流动人口中存在的违法犯罪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
王大中预测“未来的几十年，甚至百年中，流动人口问题将是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而流动人口的犯罪也将是我国犯罪形势发展的新趋势”。
他决定率先开始研究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王大中跑遍了大江南北，深入基层。他的足迹遍布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北京、湖北、山西等流动人口众多的地区，在公安一线、户籍管理部门、工厂车间、流动人口聚居区、街头、车站、监狱等场所总能看见他的身影。
“我就是想尽可能地涉及到社会的层层面面。”王大中说道。
但这些付出，一开始是不被人理解的。因为作为一名侦查学教授，却倡建流动人口学，并全身心地投入，这引来了众人的质疑，有人说，侦查学教授研究什么流动人口问题，简直是“不务正业”。
对此，王大中总是笑言相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幽默的王大中在困境中展现着自己的“文”味。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几年过去了，流动人口问题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至2006年，国家连续出台了三个中央1号文件都强调了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公安部公布的中国第五次犯罪高峰恰恰是流动人口犯罪。王大中的预见不仅得到了证实，而且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现实的公安工作开拓了新的侦查视野。
面对成绩，王大中并未沾沾自喜，停下脚步。他感到短时期解决流动人口问题只是痴人说梦，而指望一两个课题研究就能一劳永逸，恐怕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流动人口犯罪案件侦查，如何进一步解决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问题、管理问题等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现在，王大中正在为创建流动人口法而努力着。
“我快70岁了，并不感到人生的枯燥，而是觉得人生是多么丰富多彩！只要你愿意做这件事，即使是作出很多牺牲，也不要去后悔。虽然有境外大学、北京大学邀请我去工作，我都放弃了，因为我太爱公安这项事业了！”
王大中老师走了，他留下的思想就像他的笑容一样充满阳光……
王大中老师走了，他教授过的学生就像他身处的这丛花丛一样，延续着他的生命、脚步，继续奋战在祖国公安和各行各业战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