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9日、農曆6月17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導師組組長、北京大學法學院偵查與司法鑑定方向博士生指導組成員王大中逝世。
由於他生前專心科研，且很少願意騰出時間接受媒體報道採訪，所以，我們能夠找到的關於他的資料實在太少。
只有一段2005年中央電視臺法制頻道第一線欄目的一段視頻，和2009年《現代世界警察》雜誌對他的一份專訪。
根據這段珍貴的視頻和文字，結合我的點滴回憶，將這些資料整理出來，聊以作為在他逝世一週年之際，他的學生們對他的追祭。
我爸爸是大銀行家
1943年，王大中出生於北京。
他的父親表面上在花旗銀行工作，實際則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情報員。那時，王大中還只有五六歲。
一天，因為情況緊急，他要跟隨母親穿過多個國民黨哨卡為中共地下黨組織送去一份緊急重要的情報。
“站住！你們是幹什麼的？”
哨卡的國民黨官民在例行檢查時攔住了他們母子。
“我爸爸是大銀行家！”
還不等王大中的母親回答，年幼的王大中就自信高聲的搶答道。
聽到這樣的回答，國民黨的官兵先是一愣，隨後將他們母子隔開，然後命令王大中寫字。
令他們沒想到的是，王大中竟真的能工整寫出很多漢字。國民黨官兵見狀，就和顏悅色的將他們放了過去，他們也因此順利完成了傳遞緊急情報的任務。
原來，當時在國民黨官兵的眼裡，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員都應該是目不識丁的大老粗，像王大中這樣爸爸是銀行家、自己小小年紀就會寫很多字的人根本不可能是共產黨。
王大中的一生中，有很多這樣類似的片段，如果把這些認真整理，一定可以成為一篇引人入勝的長篇故事。
可惜的是，因為他要專心科研和教學，所以他從來不願意接受如此漫長的報道和採訪。
所以，當他逝世以後，他的學生們想盡一切辦法，也只找到一段他生前接受央視法制欄目第一線的採訪視頻，和一篇《現代世界警察》雜誌對他的專訪。
而這篇專訪，還是因為他的學生事先應承於人，而他為了不使學生難堪才接受的。
恐怖案件還是常規性殺人？
1999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瑪依市，朱家一家三代四人被殘忍地殺害，兇手連一個兩歲的孩子都沒有放過。
此時，正逢全國人民喜迎澳門迴歸之際，兇手似乎蓄意挑釁，短短一個多月，克拉瑪依市又相繼發生了13起命案，15人被殺害。這對一向治安良好的克拉瑪依無疑是一次巨大的震動。
一時間，謠言四起，民間傳說來了一位職業殺手，要殺死100人……很多市民陷入恐慌之中。新疆公安的壓力可想而知！也正在這時，王大中應邀走進了這個震驚新疆的特大殺人案。
“恐怖案件？”在幾乎開了一整夜的案情分析會上，王大中聽到專案組將這一連串兇案定性，感到有點新奇，畢竟自己還沒有參與過恐怖案件的偵破，於是他抱著學習的態度，認真聽取辦案民警彙報案情的每一個細節。
通過對細節的一次次過濾，王大中覺得必須到案發現場勘驗之後才能理清自己的思緒，雖然，專案組迫不及待地想聽聽王大中的意見，但他只說了一句：“我要重新勘驗一下現場。”
來到案發現場後，通過一次次對屍體的方位等種種跡象的勘驗，王大中終於在那略顯雜亂的思緒中抓住了一條清晰的思路，他果斷地說出自己的看法：“這是一起特別重大的常規性殺人案，不是系列案件，更不是恐怖案件。”
“不是恐怖案件？！”面對王大中的推斷，專案組許多人持懷疑態度。
王大中出了個主意：把專案組分成兩個偵破小組，一組按照恐怖案件去辦，一組按照他的意見去辦。
最後，命案水落石出，結果和王大中的推斷完全一致。
原來，讓新疆公安歷經艱難破獲的“12·8”大案，是犯罪嫌疑人李某在河南四處打工未掙到錢，帶著他的兩個有前科的朋友到新疆投奔在三坪水庫砂場打工的舅舅，並向他借錢。
舅舅說自己在克拉瑪依承包砂場後，沒拿到工錢，沒錢借給他們。老闆朱某家很有錢，如果他們願意，一起去要賬。
4人來到朱家門口，舅舅敲門，主人見他眼熟，便開了門。李某舅舅沒要到錢，便說了句：“沒錢？這3個工人沒有回家的路費，你就看著辦吧。”轉身走了。於是，李某3人闖進朱家，開始洗劫殺人……
王大中判斷得如此準確，絕非一日之功。40多年來，王大中偵破過軍隊、地方檢察、公安機關的刑事案件、經濟案件，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不計其數。
“在辦案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發現線索，利用線索去找到證據。有了證據就有了方向，沒有證據，很難認定誰是罪犯，很可能就會傷害無辜，抓錯人，辦錯案。”王大中覺得這應該是每一個民警對待每一起案件始終要堅持的理念。
線索雜亂無章的特大盜竊案
2001年2月16日，王大中在新疆烏魯木齊為研究生講課。
下午課間時，學員昌吉州公安局局長彭建國和阜康市公安局副局長張粵找到他：“王教授，我們那兒發生了一起特大盜竊案，想請您去給幫著看看。”
一聽此言，王大中爽快地說：“好啊！正好借這個機會向你們學習學習，案子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今天凌晨……”張粵向王大中講起了案情。
原來，這起特大盜竊案事發阜康市金得利珠寶行。盜賊擊碎窗戶玻璃，並剪斷兩根鋼筋，入室，盜走價值約33萬元的珠寶、金銀首飾。刑偵人員僅在現場提取到兩枚不完整的足跡、三枚掌紋……
“走!”課一結束，王大中立即向校方請了假，隨彭建國、張粵趕到了一百里外的阜康市，隨後直奔案發現場。
金得利珠寶行位於繁華路段，離十字路口不遠。在被砸碎的玻璃窗處，王大中看到兩根拇指粗的鋼筋被剪斷向外彎曲著，從斷茬處可看出這是一次性剪斷的。
“已經做過模擬試驗，很可能使用的是900號斷線鉗。”張粵說。王大中沒有說話，繼續觀察著案發現場的每一處細節，陷入了思考之中。
“珠寶行總共四個櫃檯，三個遭到洗劫，一盒最值錢的白金首飾沒被捋走，而最裡面的一個櫃檯裡，全都是仿製珠寶首飾，也完好無損。當晚店內無人值守，報警器雖有但無用。”聽著辦案民警的介紹，王大中整理著自己的思緒。
“最貴的首飾沒有被盜走”、“店內無人值守”……王大中似乎有了一點線索。同時，他走出店門，觀察著這間店鋪所在的位置。
此時，彭建國想徵求王大中意見。王大中還是沒有表態，因為他知道，偵破盜竊案難度較大，特別是在遺留物較少的情況下。
雖然有了一點思路，但王大中慎重地表示，還要全面聽聽偵查的情況，再做分析。
晚上10點，各路偵查員在案情分析會上七嘴八舌地把自己調查來的情況提交上來，但線索顯得雜亂無章。
這是一起報復性的盜竊案，有的刑警認為。
民警介紹道，阜康市有8家金店，競爭激烈。兩年前，一家金店女老闆得知金得利降價搶生意，曾兩次帶人到珠寶行尋釁滋事，法庭判決她賠償損失後，那家金店的人不斷揚言要報復。
當天脫崗的值班人員雖沒有作案嫌疑，但他的社會交往相當複雜，會不會有熟人趁機作案……有的刑警覺得。
兩個多小時的案情分析會還是沒能把思緒理清，此時，大家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一直靜聽案情分析卻一句話沒有說的王大中。
王大中摘下眼鏡，揉揉發澀的雙眼，慢慢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報復作案的可能性極小，女老闆不會冒這麼大風險將自己推上絕路。王大中果斷地否定了辦案民警的第一種假設。同時，調查值班人的社會交往人員需要做大量工作，不易操作，難度大。
從現場可看出，作案人對珠寶的存放位置十分了解，掌握店內的值班情況，事先進行過踩點，是有備而來。
案發現場最貴重的首飾沒有盜走，這說明這夥盜賊不是懂珠寶的行家裡手。阜康市多家金店，而盜賊只選擇這一家，是因為金得利處於四通八達的路口，有利於作案後迅速逃離，這種選擇表現了外來流動人員犯罪和流竄人員犯罪的特徵。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外來流動人員乾的。”王大中說出了自己最後的看法。
王大中專門研究過外來流動人員犯罪和流竄人員犯罪問題，他分析：“這兩種人在作案現場上的表現似乎沒有多大的差別，在作案後也都是要逃跑的，但他們在作案地留下的信息卻有很大不同。
流竄人員作案一般較謹慎，會自備作案工具，不在作案地久居，也不以真實身份留住，連續或跳躍作案是他的明顯特徵，查起來比較難。
而外來流動人員犯罪則不同，他們在一地居住時間較長，一般會留下登記信息，多從事體力活，一般從容準備策劃作案，一旦得手迅速逃離……”
“在我看來，當務之急是迅速查清近期出現的購鉗人，重點清查閒散人員和流動人口，尤其把這一兩天離開此地的流動人員作為重要摸排對象。”王大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案情分析會，一直開到了凌晨兩點，會議中王大中向專案組就流動人員和流竄人員犯罪特點進行了詳細的剖析。
此時，天寒地凍，屋裡很冷，極度疲勞的王大中回到賓館，找了三床棉被壓在身上，倒頭便睡著了。
第二天，王大中一早便乘車返回烏魯木齊，當天還有他的課呢。
八天後，已經回到北京的王大中接到阜康市打來的電話，張粵興奮地說：“案子破了！破了！人贓俱獲。您說得很準，就是外來流動人員作的案……”
其實，這只不過是教課之餘，兼顧破案的其中一件而已。王大中在各地給公安局長和刑偵人員講課，經常會有學員向他諮詢破案意見，甚至請他去當地指導偵破棘手案件。
“當我的破案思路得到印證，併為破案提供幫助時，我最開心了。”王大中爽朗地笑了起來。
一次，某公安局局長打電話向他諮詢破案。通過4個小時電話描述的犯罪現場情況，王大中提出現場某面牆上某個位置可能留有作案人的指紋。
之後，按照他的思路，當地警方果然發現了一枚清晰的指紋，從而破了案。
時代賦予了他別樣的人生
1966年，王大中大學畢業後，被組織分配到公安系統工作。起初，王大中不願意當警察，覺得自己文氣十足，不適合做武力對抗這種職業。
“當警察有什麼意思，整天不是站崗就是值班，沒什麼意思。”王大中不願意就這樣“虛度”。可那個年代，組織分配重於一切，王大中無奈之餘只好從警。
但不安於命運安排的王大中，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走上工作崗位，經過多年的艱苦磨練以及身邊基層偵查人員的意志、品格、經驗的感染，使他逐漸領悟到，偵查案件是一個智慧較量的過程，即使是武力對抗也是智慧較量的一種表現形式。
特別是當他將自己所學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成功破案，一種興奮感、責任感，讓他越來越喜歡這個職業。王大中在這個“武將”的行當中找到了文人的“味道”。
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公檢法三機關在各省興辦公安政法學院，急需抽調一批大學生去任教。
王大中想，自己工作了這麼多年，可以嘗試去參加教學和科研，留點時間辦案，而且自身條件也符合，這樣既能文又能武，不是剛好是自己想追求的嗎？
“別人都不願意去，我願意去。”王大中果斷地作出了決定。
也正是源於這個決定，王大中在時代的安排下，走進了一個別樣的人生，走進了一片新的天地，一干就幹了30多年。
“當我看到學生們在舉目張望、抬頭看著我的時候，這種如飢似渴的表達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我就想著如何去滿足他們，把課講好。這也讓我感到做教師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是我不想割捨的事情。”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接觸新生事物很快，我向他們學習，對我自己的教學和科研也是很有幫助的。我和學生們平等相待，這使我們之間沒有交流障礙，我的學生也從來沒有感覺到我已經67歲了。”
“王導挺有意思的，你要跟他時間長了，就知道了。”王大中的一位碩士學生透露道：“他專業素質很強、善良、開明、幽默、風趣……對我們挺照顧的，但從來沒有歪風邪氣，要求也很嚴格。”
王大中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全國各地公安司法戰線幾乎都有王大中的學生。
有的已經走上一線重要崗位的學生，如今談起王大中的諄諄教導，依然如沐春風。
王大中不僅向學生傳授了知識，更是在傳授一種方法，培養一種學風，傳承一種精神。
30多年的教學生涯使王大中總結出豐富的教學經驗，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他創造的雙向教學法，即撰寫的《公安特色的現代教學法之探索》，獲得部級二等獎。
自信與堅守
如果說，辦案給王大中帶來了興奮感，教學給他帶來了幸福感，那麼，科研又給王大中帶來了什麼？
1995年，當王大中在改革開放第一批經濟開放城市主持“沿海沿邊經濟開發區新的社會問題”調研時，他以敏銳的眼光認識到流動人口問題的嚴重性。
他發現，國家統計局對於流動人口的統計，僅僅只統計了“三證”人員，而實際流動人口中還有大量的無證人員卻沒能統計在冊，忽視他們的存在，勢必會影響政府的決策。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此，流動人口問題還牽扯出城市現代化發展、中國的農民及農村問題，人口質量、流動人口權益保障以及最為嚴重的流動人口中存在的違法犯罪等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
王大中預測“未來的幾十年，甚至百年中，流動人口問題將是中國發展的重大問題，而流動人口的犯罪也將是我國犯罪形勢發展的新趨勢”。
他決定率先開始研究流動人口犯罪問題，從此便一發而不可收拾。
為了掌握第一手資料，王大中跑遍了大江南北，深入基層。他的足跡遍佈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山東半島、北京、湖北、山西等流動人口眾多的地區，在公安一線、戶籍管理部門、工廠車間、流動人口聚居區、街頭、車站、監獄等場所總能看見他的身影。
“我就是想盡可能地涉及到社會的層層面面。”王大中說道。
但這些付出，一開始是不被人理解的。因為作為一名偵查學教授，卻倡建流動人口學，並全身心地投入，這引來了眾人的質疑，有人說，偵查學教授研究什麼流動人口問題，簡直是“不務正業”。
對此，王大中總是笑言相對，“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幽默的王大中在困境中展現著自己的“文”味。
功夫不負有心人。十幾年過去了，流動人口問題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2004年至2006年，國家連續出臺了三個中央1號文件都強調了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重要性。
公安部公佈的中國第五次犯罪高峰恰恰是流動人口犯罪。王大中的預見不僅得到了證實，而且他的研究成果也為現實的公安工作開拓了新的偵查視野。
面對成績，王大中並未沾沾自喜，停下腳步。他感到短時期解決流動人口問題只是痴人說夢，而指望一兩個課題研究就能一勞永逸，恐怕也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如何更加有效地進行流動人口犯罪案件偵查，如何進一步解決流動人口的權益保護問題、管理問題等還值得進一步探討。現在，王大中正在為創建流動人口法而努力著。
“我快70歲了，並不感到人生的枯燥，而是覺得人生是多麼豐富多彩！只要你願意做這件事，即使是作出很多犧牲，也不要去後悔。雖然有境外大學、北京大學邀請我去工作，我都放棄了，因為我太愛公安這項事業了！”
王大中老師走了，他留下的思想就像他的笑容一樣充滿陽光……
王大中老師走了，他教授過的學生就像他身處的這叢花叢一樣，延續著他的生命、腳步，繼續奮戰在祖國公安和各行各業戰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