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在他的寫作如日中天的時候，開始膨脹——政治野心攫住了他，從此十年間暫別文學。而立之後的雨果，常常因自己在公眾視野不能發揮什麼作用而悽然不安。他的詩歌大多謳歌森林、太陽和美麗的情人朱麗葉。但是，對於一個希望成為“精神領袖”的人來說，這當然不足以充實他滿懷抱負的一生。雨果極想躋身於那些治國安邦的偉人之列。他的榜樣是那些法國貴族院議員、大使、外交部長，這才是他當時希望走的“光明大道”。只是在路易·菲利浦時代，一個作家想獲得法國貴族議員的頭銜，必須首先是法蘭西學士院院士。而作為法國封建文化的最高領導機構，統治者只希望把文學藝術置於專制王權的直接控制之下。而對此，在其戲劇《歐那尼》上演期間，雨果還組織作家對專制王權痛加指責。
然而，自從1834年起，雨果雄心勃勃，為自己訂下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進入法蘭西學士院。他以頑強的意志發起了衝鋒，先後發動五次“狙擊戰”，前四次均以失敗告終。第五次，有了大仲馬助威，以及一個偶然因素——一個院士離世空出一個名額，雨果以十七票對十五票的優勢勝選。
院士雨果的“帝王氣派”使其政治雄心路人皆知，一位親王夫人幻想自己成為法蘭西女王時的“內閣名單”，第一個竟是“作戰部長兼議會主席：維克多·雨果”。1838年左右，雨果頻繁出現在德國萊茵河畔，這時他極為火熱地靠近德國公主奧爾良公爵夫人，並想在法德雙邊關係中發揮一個作家的作用，從而進入公共事務領域。他在《萊茵河遊記》末尾加上了一個政治性結論：“普魯士人把萊茵河左岸還給法國，作為交換，普魯士人將得到漢諾威、漢堡這兩個自由城市……”這些言論，讓他成為世人眼中一個十足的“國務活動家”。
這期間，與雨果的政治野心一起膨脹的，還有他對女人的征服。應該說，青年雨果還是一個純潔、陽光的大男孩，對妻子阿黛爾忠誠摯愛。但隨著他文名日盛，先是出現了第一個情人朱麗葉，她曾是他戲劇中的一個女配角；第二個則是美豔絕倫的畫家之妻萊奧妮·多奈。那時雨果的日常生活是這樣的：白天帶朱麗葉在法蘭西學士院參加活動，晚上與妻子和孩子們一起進餐，餐後的整個夜晚則屬於多奈。雨果對新鮮的肉體飢不擇食：青樓新手、情場冒險女郎、使女、妓女，來者不拒。更甚者，他還從兒子夏爾手中奪走21歲的美麗女孩愛麗絲·奧齊。
雨果的近天命之年，是他追逐政治最為狂熱之時，也是他離開文學最為徹底的時期。當初瘋狂追求法蘭西學士院學士時，他還能在冰冷的小屋裡寫作。隨著他進一步地介入政治，到1845年，巴黎人已經以為他“不再寫東西了”。那段時間他也確實奔仕途去了——自從穿上綠袍，更想穿上法蘭西貴族院議員的“黃袍”。為了這一目標，他通過奧爾良公爵夫人求助她的公公，貴族院終於接納了“雨果子爵”。
隨著“黃袍”加身，人們紛紛議論他“可能哪一天成為部長”，並傳說他極可能成為駐西班牙大使。他幻想更高官銜，跟國王打得火熱。政權頻繁更迭時，雨果不惜動用心計，讓他的情人曲意討好國王。這時的雨果官氣十足，躊躇滿志，寫作已成老皇曆。
官場是好玩的嗎？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混亂交戰中，雨果左衝右突，經常因站錯隊而付出代價。這時，他已感到應付官場不那麼容易了。1850年法國大暴亂之時，雨果流亡。流亡第一站便是布魯塞爾。離開巴黎的王宮豪宅，坐在龍街的破樓閣中，雨果開始想念寫作了。他讓朱麗葉帶著他的手稿前去會合，而多奈正給雨果抄寫手稿《冉阿讓》（即後來的《悲慘世界》）。巧合的是，大仲馬此時躲債也來到布魯塞爾，時常與他談論文學，這更勾起雨果對寫作的懷念。
不久，他被驅逐，來到第二流亡地——澤西島，住在推窗就能看到大海的“望海閣”。到澤西島，有阿黛爾和一雙兒女陪伴，朱麗葉則被悄悄安排在“望海閣”不遠處居住。這時，他終於迴歸了寫作，重新揀起《悲慘世界》。
雨果曾一度靠扶乩展望未來，可見其思想的迷亂。而在思想彷徨，精神迷失之際，雨果終於明白，這一生，自己能抓住的，只有寫作。之後，他被再度驅逐到蓋納西島。這時，他完全恢復了寫作，也終於明白了評論家拉馬丁的話：名望是世界上最脆弱的東西。
流亡把雨果從社會上擠走，卻使他達成最終的文學回歸。作為後世的我們，該如何慶祝這偉大的迴歸呢——《悲慘世界》《海上勞工》《九三年》《笑面人》，以及無數的詩作，都得之於他的兩島流亡。（劉世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