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时代洪流中，潮水的冷暖会有起伏，浪头的方向会有变化，但总有一些精神和感召，历久弥新。
截至今日，我国今年已痛失24为院士。他们是勇往直前的战士，用忠诚振兴民族的希望；他们是不惧风雨的丰碑，用智慧铸就国家的未来。他们用热血振兴中华，他们用一生为国奉献；他们是国之脊梁 ，他们应当被铭记。
起舞愿公寿，未可愿公还。
全息能源《追风·颂》 已故院士缅怀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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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我们也曾是寻梦的一代。我的人生之路就像一片帆船，一直追逐着那盏虽然模糊，却一直存在的灯塔……”
7月23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顺利发射升空。为了让更多人见证这一全球瞩目的时刻，央视新媒体全程直播了“天问一号”升空的过程，数十亿人在屏幕面前围观了升空盛况，共同见证我国正式迈向深空探测的这一伟大壮举。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两个月前的5月20日晚，中国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万卫星，因病抢救无效，于北京逝世，与世长辞。他62岁的生命，定格在“天问一号”升空之前，定格在中国第一次奔向火星的前夕。
万卫星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作出了开拓性贡献，然而命运弄人，他最终未能亲眼见证“天问一号”的发射。
继承师志 力挽狂澜
1978年，作为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批77级大学生，万卫星考入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就读电波传播专业。后考取当时我国第一位空间物理学院士李钧先生的研究生。研究生期间，主研电离层测高仪频高图反演电离层运动剖面和研究电离层扰动分析，研究论文成功发表后，国际著名电离层专家美国洛厄尔大学瑞丽希教授看到研究成果，来国内访问时表示愿意邀请并资助万卫星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在当时对年轻人来说是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当时，李钧先生表示，我们国家还落后，还需要新一代的年轻研究人才来发展，年轻人脚踏祖国大地，一定能在祖国电离层科学事业上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在李先生人格魅力和敏锐的科学创新能力的吸引下，万卫星放弃了出国攻博的机会，心无旁骛，从硕士、博士到工作，在李先生门下，专心投入电离层科学研究。
正式毕业后，万卫星进了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跟着李钧先生开展电离层科学研究，开始了探索“电离层”的漫漫人生征途。
1994年4月5日，是万卫星永生难忘的日子。他陪同导师李钧先生出差途中，先生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年仅64岁。此时，声重波研究课题组发展的重任正进行到关键时刻，恩师却突然离去。先生未竟的事业，只得让万卫星接过来，做下去......
万卫星挑起了中科院武汉物理所电离层学科发展的重任，势必为国家空间探测事业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万卫星培养出了一批批新人，突破研究中的瓶颈，走出了困境，各种新的电离层观测手段在台站建立起来，武汉电离层研究室迎来了李钧先生逝世后的又一个春天。
在祖国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中科院学科调整的契机下，2004年2月，万卫星把武汉电离层团队带到北京，进入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回到了40多年前创建武汉电离层观象台的研究所，成立地磁与空间物理研究室。
2008年，国家决定布局火星电离层研究，此时开始，在之后的短短10年间，万卫星团队实现了中国行星物理学从无到有的跨越。作为室主任，他带领大家，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推着中国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
在万卫星的领导下，团队不断取得新突破：2008年，团队在中科院地磁台链基础上，建成了第一个中国空间环境综合子午台链；2009年在三亚建立了中国大陆首台VHF相干散射雷达；2011年开始，他带领的电离层团体，连续多年在国际空间物理顶级学术刊物JGR和GRL的电离层学科上发表最新的技术可言论文，按单位排名，全球论文数第一；2015年，万卫星提出以低纬电离层与磁层耦合等重大科学问题为目标，牵头申请成功国家基金委重大科学仪器项目（部门申请），开始三亚相控阵非相干散射雷达的研制和建设，实现我国地基空间探测技术的跨越发展和突破。
蓄势待发 开启“天问”之旅
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天问》长诗，170多个问题，从天地初分，日月星辰，一路问到历史兴衰，苍生社稷。万卫星是湖北人，同屈原是老乡，和屈原一样，为了向上天提出最有价值的问题，而穷思极想。深空探测承载着人类对宇宙的好奇，以及寻求判据的希望，火星作为地球的孪生兄弟，一直是人们心中的应许之地，藏有太多科学的秘密，也是万卫星一生的追求所在。
2016年，中国正式批复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国火星探测任务正式立项。万卫星作为中国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主导该次任务，万卫星挽起袖子，打算将毕生所学悉数贡献。
当今的深空探测和行星科学，早已不满足于到星球表面看一看，逛一逛，中国已经掌握了把探测器送上火星的技术，但飞上火星之后应该做些什么，问些什么，这是作为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万卫星必须回答的问题。
万卫星接受采访时说：“进行深空探测，进行火星研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索我们未知的领域，补充人的知识库，与此之外，对我们人类自身现在面临的生存环境，也有很多比较上的意义。我非常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工作，能够发现一些人类现在还没有发现的现象，能够研究一些现在人类还没有接触的领域，能够得到一些人类现在还不了解的新知识。让人类的知识宝库里面增加新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行星科学起步较晚，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星科学强国之路，谈何容易，即便万卫星向来是一个行事平和、不疾不徐的人，心里也是着急的。他曾在文章里写下自己的忧急：“尽管中国仍未超过美苏在第一次探测热潮时的技术成就，但世界行星科学水平已经远超当年，这决定了中国无法直接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然而要走的路又很远。”
为了加速我国深空探测之旅，万卫星就像他的名字那样，成了一颗绕着火星急速飞转的“卫星”。他的好友兼战友宁百齐回忆说：“即使我们办公工作在一层楼，由于他经常在外开会出差，也很少见到，常常是电话交流，见面需要事先预约才能找到。”
巨星陨落 后继有人
相对于宇宙的漫长空间，人的一生实在太过短暂。
2017年，单位体检时万卫星被医生当场“扣留”下来。入院后，这位“国宝”级别的科学家从未向医院和医生提出任何要求，从未询问过自己的病情，大多数时候，万卫星在自己的病床上继续着自己未竞的事业。
万卫星有着所有科学家该有的理性精神，向来不善表现感性情绪，但有关于火星探测计划的相关进展却始终牵动着病床上的他的心。4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来到万卫星病床前告诉他，火星探测项目有名字了——“天问一号”。万卫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后来，病况持续恶化，在拔掉呼吸机管子后，万卫星躺在床上万分艰难地对自己的大弟子丁锋说出了三个字——“七月份”，然后是长长的一声叹息。现场所有人心中都知道，此时他唯一的牵挂是7月份“天问一号”将要发射。躺在病床上的万卫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亲眼目睹“天问一号”发射的那一天，哪怕遥远的火星，是他穷极一生的向往，他也深知他等不到了。
谈及万卫星，其同事红着眼眶说：“万卫星一生为一大事来，回想起来，他这一辈子事业上就做了一件事，心无旁骛地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叶大年院士得知万卫星逝世，无比惋惜地说，“国家是要把他当帅才用的。现在正要‘帅’呢，真可惜……”
生活中的万卫星太平凡了，质朴的穿着、敦厚的性格，一心扎根科研，不喜抛头露面。因为很少在媒体上曝光，即便是天文爱好者，也大概率不认识他。
万卫星留下的遗憾，太多太多了。如今，“天问一号”顺利升空、三亚非相干雷达即将竣工，无数的蓝图待展，主帅却已不在......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这是屈原《天问》的第十七问：月亮何德何能，消亡之后，又能化育新生？
斯人已去。万卫星梦想中的那条中国特色行星科学强国路，还好走吗？
“请放心，自有后来人。”他的同事说。
“放心，一切都在正轨。”他的学生说。
如今，万卫星的学生们正如当年失去恩师的万卫星一样，挽起衣袖，接过万卫星留下的旗帜。但不同的是，过去数十年间，万卫星培养出了一支国际水准的年轻团队，现在我国空间物理研究领域早已旌旗遍野，猎猎飘扬。
END.
2020年，我国已痛失24位院士
一起关注并铭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