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制度在1950年被宣布废除，然而在生活中，许多印度民众深受种姓制度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印度民众一直都在遵守着种姓制度。
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又会和种姓制度摩擦出什么火花？
印度贫民窟
印度南部某个山顶上的贫民窟，里面住着许许多多的印度低种姓人群，饥饿，贫穷，疾病充斥着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但是那里的人们不敢抱怨，也不敢反抗，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来自现实的鞭打，蜗居在贫民窟里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又普通他们一样，过着低贱的生活，……如此循环，似乎他们走不出这个循环圈。
故事的女主名叫波拉玛，她是一个怀孕9个月的母亲（怀胎十月，也就是说女主随时都有可能临产），她跟她的丈夫住在那个山顶上的贫民窟，平时她一家人要吃什么，她都要步行一公里到最近的杂货店买。
印度从3月25日实施封禁政策，目的是防止疫情过快地传播开。印度派出了大量的警察对上街的民众进行棍棒伺候，当然有些不服管的民众拿起石头对印度警察进行回击，当然这是印度街头的情况。那么贫民窟又是什么情况呢？贫民窟女主波拉玛又经历了什么？
已有9月身孕的波拉玛
贫民窟的57个家庭被禁止下山，他们即使下山了也购买不到食品和药品（这也许是奢侈品）等必需品。今天，女主再一次步行一公里，来到最近的杂货店，不幸的是，她这次碰到了占统治地位的种姓社区头头，这个头头对波拉玛百般刁难，甚至对波拉玛进行驱逐，最后导致波拉玛空手而归，波拉玛被驱逐的过程中，一直被骂“肮脏的老鼠，快滚！”。后面有媒体对波拉玛进行采访，波拉玛告诉来访的记者，说：“我们像囚犯一样被关在这里，我们住在一家牛奶厂附近，却没有一滴牛奶供我的孩子们喝，我们被称为肮脏的，他们说我们传播了这种疾病”。从波拉玛的话中可以了解到，不少印度低种姓人群被当作传播病毒的“媒介”。
历史总是如此的巧合，当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席卷印度时，几乎有1700万人丧生，印度的种姓却在决定谁获得医疗保健以及谁死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1918年印度流行的西班牙流感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戴维·阿诺德认为，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中的低种姓人群最容易感染该病毒，而能够找到食物和药品的能力最差。其实他的说法不仅反映了当年大流感时期印度低种姓的生存情况，更承上启下地反映了如今新冠疫情下，印度低种姓人群的生活状况。
看看疫情期间受种姓制度影响的印度“底层工人”又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印度底层工人
即使是疫情期间，印度并没有放弃城市卫生和清洁（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印度高层规定疫情期间必须给卫生工人，清洁工人提供手套，口罩（包括N95口罩），防护服等防护措施。然而印度卫生工人，清洁工人中有90％属于低种姓人群，这些人长期活跃在医院，住宅区，街道和火车站，然而他们在疫情期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防护装备，得到的口罩也仅仅是单层的普通一次性口罩（非外科用口罩）。这就是说，这些低种姓底层工人，在新冠病毒下暴露无遗，也难怪他们会成为“传播病毒的媒介”。
再看看印度其他无ID的低种姓人群，在疫情期间过着怎样的生活：
无身份证明的低种姓人群
许多达利特人和阿德瓦西斯人住在垃圾堆附近，那里没有便利店，也没有医疗保健设施，他们远离银行，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者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身份证，疫情期间他们只能通过捡垃圾维持生活。其实疫情期间印度有对印度民众发放补贴，可是很多达利特人或者阿德瓦西斯人得不到补助，因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身份证。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印度影响深远，短时间内想消除这种影响非常困难，那些生活在印度的低种姓人群只能听天由命，因为印度高种姓人群并不会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