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期
作者简介
吴忠民，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主要研究领域: 社会公正研究，现代化研究，社会矛盾研究。
摘要: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变革就是现代化，亦即传统社会经由现代化而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现代化必然会带来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极为广泛、极为深刻的变革。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生产能力的巨大飞跃。现代经济基础是现代社会其他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得以形成的基础。现代化意味着复杂健全社会的形成。社会共同体结构的复杂、各种“器官”的健全，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持续提高和激发。现代化意味着以人为本程度的不断提高。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建设标志着人类的发展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发展。现代化意味着大量社会风险的出现。对于社会风险的应对一旦出现重大失误，现代社会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会出现倒退或动荡的情形。现代化意味着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出现。现代化模式既是一个事关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有效推进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现代化建设是否拥有恰当贴切具体载体亦即重要基石的问题。
关键词：现代化；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现代大生产；高度分化；高度整合
纵观整个人类的演化历史，人类社会只有两次大的变革能够与现代化相提并论。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是由智人演化为原始人，社会进入原始社会。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变革是原始社会经由三次社会大分工，进入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1]由此，人类由以往通过采集、狩猎、捕鱼等主要“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现成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变为主要通过农业耕种来“生产”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方式；由以往自己对大自然的“寄生性”的生存方式，变为自我“产出性”的生存方式；由以往变动不居的生活状态，变为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真正具有“文明”性质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变革就是现代化，亦即传统社会经由现代化而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所谓现代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以工业化为其发端的，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以一个个民族（国家）实体为其载体的，整个社会的一系列巨大变革。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以现代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工业社会）。
作为人类社会第三次大变革的现代化，意味着人类社会必然会经历前所未有的极为广泛、极为深刻的变革，意味着人类社会必然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意味着人类社会必然会成为“人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必然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及不确定性因素。
一、现代化意味着
经济生产能力的巨大飞跃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生产能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现代大生产使人的生产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
以往人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人工劳动工具，所借助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人力和畜力，因而生产发展始终无法突破人力的生理局限以及同样作为动力源的畜力的有限性而获得突破性飞跃。现代大生产则远远突破了作为动力的人的生理局限和畜力有限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人的脑力劳动的局限，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由之获得巨大的双重解放。蒸汽动能、电力动能、太阳能动能以及核能动能所提供的“天文数字级别”的巨量动力，超过以往来源于人力以及畜力的动力何止以千万倍计；社会化的大生产则前所未有地大面积地提升了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而计算机主控的标准化生产更是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产品的规模和质量，大幅度节省了生产成本，并且还可以进行符合具体客户各种不同需求亦即个性化需求的大规模差异化生产。这些，是以往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凡此种种，促成人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以大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在其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
第二，愈益细致以及愈益多样化的专业化分工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的生产和创造的潜能。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整个社会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社会机体中的子单元如各种行业、各种职业日益增多，社会机体中各种性质不同的成分也日益增多。”[3]产品生产由“普化”逐渐走向“专化”，即原本由一个生产厂家生产的同一个产品改由多个生产厂家将之拆细分解成多个产品，而后分别进行各自的专业化生产。每一个厂家对于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注意力集中，对产品进行精心设计、打磨、生产；而且，同一行业内还会有行业协会来制定每项产品的标准，用以规范各个厂家的生产。其结果是，从整个社会生产的角度看，产品普遍趋于精细化和多样化，产品质量趋于不断提高，产品能够得以批量生产，进而使得生产的整体规模和效益获得大幅度提高。“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4]
再者，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化进程，从社会经济空间布局的意义上，使得专业化职业化分工所需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有了坚实的保障，进而使生产成本大幅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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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充分激发生产者的潜能，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
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有效、必需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也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个人的知识与行动汇合在一起。”[5]之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然。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将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切身利益改善同自身的努力成效这两者有机
结合在一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必须投入劳动或其他方面的生产要素，并根据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公正原则来获取属于自己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毫无疑问，人们自身的意愿同自身的具体努力成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必然会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从事生产或其他工作的潜能、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经济活动当中最基础性的事情就是要解决好资源配置问题，特别是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更是如此。而市场经济体制恰好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6]宏观上看，通过市场当中的价格体系，产品的社会供求关系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什么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便上涨，则表明社会资源在该物品的生产上的‘投入’过少了，从而给予生产者或投资者一个‘信号’，鼓励他们把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入’到这种商品的生产上；”反之则反[7]。微观上看，每个厂家只有尽可能地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方能增强产品的竞争性。无数个厂家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整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了竞争性，进一步看，绝大多数厂家都提升了自身的竞争能力。再者，在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时，视野不能仅限于国内，而是应当延伸至国际层面。这是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进行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当中进行竞争。通过国际性市场经济当中的竞争，有助于每一个国家逐渐形成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从而提升本国的竞争力。
第四，现代知识的突飞猛进发展助推社会成员生产和创造能力的大幅度大面积提升。
经济生产和创造的主体是人，是依靠人来进行的。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和创造能力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民众文化程度高低的具体状况。在一个国家当中，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如果普遍较低，那么，就总体而言，该国家就不可能具有多强的生产和创造能力。在传统社会，民众的识字率普遍很低，文化教育属于“小众人群”的事情，同“大众人群”相距较远。这是传统社会生产和创造能力之所以低下的一个直接原因。而在现代社会，且不说初级教育，就连高等教育都开始变成大众化的事情。这就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创造能力大面积大幅度的跃升奠定了一个普遍而扎实的基础。
再者，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呈加速度发展情状。如是，更是直接提升了人们的生产和创造能力。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8]。科学技术能够直接提高生产率。诚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9]。而且，哪个国家一旦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占据了现有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其生产就会具有较之他国更强的竞争力。
第五，大量生产资本源源不断的积累确保了经济发展的后续推动力。
作为基础性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本具体状况的如何，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能及潜力。在传统社会当中，由于只能依靠一家一户这样的基本社会经济单元来进行十分简单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因而生产力极为低下，剩余产品相对很少。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农业是基本的生产部门。即便有商业，总体上讲也是对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人们所生产的物品，其主要用途在于民众防范风险的基本生计储备，或提供给统治集团用于管理成本的支出，或供其挥霍浪费之用，而不是用于生产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社会，“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10]。对于富有群体来说，即便能够储备大量的财富，也基本不会将之用于扩大再生产。像是古代历史上的不少皇帝，在世时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消费，去世时又会将巨量财富用于陪葬，却不会将这些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在16世纪的西班牙，人们通过大航海掠夺了巨量财富，但富裕群体哪怕是将大量的财富用于挥霍消费，也不将之用于扩大再生产。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动能，其潜力十分有限。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进行，甚至在某个较长的时段内呈现出停滞不前的情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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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则不然。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在满足了自身基本需求的同时，重视将剩余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或扩大再生产。在现代化初始阶段，企业家等群体极为看重生产资本的积累，并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到了现代化中级阶段时，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越来越多，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同时，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人们对于未来风险的抵御能力也越来越强。于是，不仅仅是企业家，就连民众也开始普遍看重生产资本的积累问题。民众通过储蓄、投资基金或股票等种种理财方式，将大量资金间接地用于积累。这一切，使得生产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生产过程，进而使得社会财富在不断滚动中不断扩大。重要的是，这种情形促成一种“良性循环”现象的出现，即：一方面是随着投资积累的不断增加，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由此获得不断改善；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由于自身生活水准的不断改善，因而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两者如是循环。
由上可见，现代大生产、愈益细致以及愈益多样化的专业化分工使人的生产和创造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确保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现代知识的突飞猛进以及大量生产资本源源不断的积累则保证了经济生产的后续推动力。凡此种种，使得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完整的自我启动和推动的机制，使得现代经济的前行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
现代经济生产能力事关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问题至关重要。“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1]现代经济基础是现代社会其他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得以形成的基础。现代社会之所以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主要原因便是起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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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化意味着
复杂健全社会的形成
传统社会的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准较低，由此导致社会各个生产及生活单元十分封闭，彼此隔绝，甚至不知彼此的存在。“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12]而且，社会各个构成成分同质性较强，相似度较高。比如，在中世纪，“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3]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基于家庭或家族的基础之上，社会只能以家国同构的形式形成一个结构十分简单的、等级制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共同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只不过是一个家族的大比例放大而已。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共同体所蕴含的各种潜在的差异性“器官”没有也不可能生长出来；社会各个群体利益诉求的种类相对简单；社会经济布局的空间结构比较简单；社会成员缺少个体人意识，理性程度较低，本能化生存取向明显，从众心理较强；社会控制相对简单，主要是采取人治的、强行的控制方式；社会共同体相互间的开放程度较低，几乎没有实质上的、持续的、稳定的、不可缺少的内在经济联系。所以，当时的整个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复杂、健全以及制度化的社会共同体，而只能是一个结构简单的社会共同体。而结构简单的社会共同体的延展及发展空间十分狭小有限。
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是，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共同体。现代化意味着经由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生成了一个结构复杂、各方面“器官”健全、内涵丰富的现代社会。其涉及面之广泛，各个板块之清晰，影响之深刻深远，可谓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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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看，现代社会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基本属性） ：其一，从物质基础（经济基础）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日益增长的现代经济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现代社会拥有大工业体系、社会化的大生产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现代社会的其他基本特征得以形成。其二，从社会各种构成要素的种类及构成形式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的社会。在现代社会当中，异质性成分日益增多，分化后的各种异质性成分的相对自主性逐渐形成，并且，社会各种构成成分相互之间高度依赖，社会整合程度得到极大提高，社会由此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机体”。马克思指出，“任何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14]其三，从民众的基本生活态度或生活取向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态度越来越趋向于现实性、理性化、大众化，而远离以往宗教的“彼岸世界”，远离以往“乌托邦”的空想“净土”。
其四，从社会经济空间分布结构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城市化的社会。城市化表现为城市数目增加，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扩大。其五，从国家意义上的社会（民族）共同体相互间交往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社会。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5]如今，整个世界在经济上愈益一体化，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另起炉灶”“独善其身”以及“置身事外”的可能性，每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以及各个国家相互间的合作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别无选择。其六，从文化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现代知识日益占据突出地位的社会。在现代社会，现代知识处在急剧更新与广泛传播的状态当中，现代知识对于整个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现代知识突出了教育的地位。其七，从人们价值取向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认同以人为本，进而普遍认同以社会公正（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的内容）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 。其八，从社会赖以运行和治理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愈益制度化的、以“良法”为核心的法治社会，而不是一个随机性较强、摇摆度较大的人治社会。应当说，现代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基本属性）相互间高度相关，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显然，在社会共同体结构如此之复杂，社会共同体当中的各种“器官”如此之健全，社会共同体内涵如此之丰富的现代社会条件下，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便会得到持续的提高和激发，整个社会便会呈现出一种愈益丰富多彩的局面，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基本取向以及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便会愈益成为一种主导性趋势，相应的，整个社会便会趋向于不断地进步和完善，社会成员的尊严和生活水准便会持续地愈益得到保障和提高，社会成员的差异化需求也会愈益持续地得到满足。
另外，从现代化所催生的现代社会的上述基本特征当中，我们不难形成如是看法：现代社会并非只是某一个方面的现代化，而是一个主要包括上述八个方面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指标体系，而并非某一个方面的指标，如经济上的单方面指标。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建成了现代社会及其社会所实现的现代化程度，必须同时用上述八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作为尺度或指标去衡量，而不能只是单用某个方面的指标如经济方面的尺度或指标去衡量，否则便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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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化意味着
以人为本程度的不断提高
需要看到，人的需求及行为多种多样，隐含多种潜在指向或演化的可能性。这些潜在指向或演化可能性，有的是正面积极者，有的则是负面消极者。同时，还应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化动能基数巨大，因而对于负面消极者具有某种加大的效应。有鉴于此，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定向把控。而这个定向把控，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是现代社会的“灵魂”。
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史，就是一部人的不断解放的历史。“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6]从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上看，只有在现代化出现并发展到一定地步时，人类方有可能逐渐解决“人”成其为“人”的根本性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准在大幅度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在增多，人们的认知能力在提高，同时人们在现代化始初阶段所形成的盲目崇拜GDP现象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逐渐发现，“人”方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现代化建设应当是以人为本，而不应当是“以物为本”。“增长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贫困、文盲和疾病，拓宽人类选择的范围，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增加自由。”[17]于是，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成为现代社会基本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这一点就越加明显。
所谓以人为本，是指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基本目的是要不断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再进一步看看，人的基本需要又具体表现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理念所具有的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基本价值取向上。社会公正理念的第一个基本价值取向是，基于平等的理念，一个社会应当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8]。其第二个基本价值取向是，基于自由的理念，一个社会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0]。这两个基本价值取向缺一不可。社会公正第一个基本价值取向的主要功能在于“确保平等”，即确保并不断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底线，以此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隔离因素，增强整个社会的团
结合作，使现代化建设成为社会各个群体的共同事业。社会公正第二个基本价值取向的主要功能在于“确保自由”，即将每个人差异化的具体追求同其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在现代社会，社会公正是社会各个群体成员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社会公正的这两项基本价值取向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社会公正便不具备完整的意义，就会走向不公正。可以说，以人为本以及社会公正的理念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解决了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宗旨、根本目的这样事关方向感的根本性大问题。
毫无疑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只有在现代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成员以人为本、合乎人性的生活和发展才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现代大生产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产品基础，使得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同时，使得以社会福利为重要内容的普惠性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成为可能和现实。“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2]其二，世俗化人生态度的常态化，使得社会成员十分在意“人的”现实生活，能够理性安排自己生活和发展的目标，而远离遥远的宗教的“彼岸世界”以及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其三，法治社会的建立使得社会成员平等和自由发展基本权利的保证成为现实。公正健全的法治体系能够确保每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不受类似于以往等级制或特权现象的侵犯和剥夺。其四，闲暇时间的大幅度增多、社会流动渠道的增多、社会流动速率的加大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则使得社会成员的选择机会大幅度增多，选择能力大幅度增强，进而使得社会成员多样化、差异化的追求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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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就以人为本的实际进展而言，依据各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不同，人们已经矫正，或初步矫正，或正在矫正的以往“本能化”以及“人的异化”问题大致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问题，是人的依附性现象。传统社会是一个严格的、以专制制度为核心的等级制社会。在传统社会当中，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的尊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23]“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24]在这样的社会，社会成员只能是一个具有依附性的被动部件，而不可能具有个体人意识以及相应的平等性和自由性，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现代社会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取而代之的，是人的个体性、独立性、自主性，是人们对于平等和自由的普遍认同。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已经消除了人的依附性现象。在初级的现代社会，也已基本消除了这一现象。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的为所欲为现象。这是大部分国家在其现代化初期阶段所普遍遇到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一些人为了扩张个人的财富，凭借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这一稀缺资源，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进行残酷的剥削。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纠纷，影响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应当说，随着现代文明的逐渐形成，随着各种力度较大的社会调剂政策包括力度越来越大的税收政策的实施，从长远趋势上看，资本为所欲为的现象已经明显减弱。
第三个问题，是GDP至上的行为。在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初期阶段，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人们简单地将现代化问题看成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问题，进而又简单地经济现代化问题看成是一个GDP的问题。于是，全力以赴的追求GDP增长的“GDP主义”便盛行起来。“‘增大增长速度’已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事实上，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把发展同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等同起来。”[25]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不仅会程度不同地造成现代化建设甚至经济现代化建设本身的失衡问题，而且会程度不同地损害生态环境，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造成现代化的变形走样或是停滞不前，最终损害了人本身正常存在和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而随着人们对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建设的广泛认同，随着单方面经济突进所造成的弊端的日益凸显，各个国家对GDP至上的行为开始进行矫正，而且这种矫正的力度越来越大。且不说发达国家，就连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对此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程度不同的矫正。
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标志着人类的发展已经逐渐具有了真正“自觉”的意义，人类的发展开始消除“本能化”“异化”的现象，人类的发展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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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化意味着
大量社会风险的出现
诚如上述，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生产和创造能力的巨大飞跃，意味着复杂健全社会的形成，意味着以人为本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发达和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社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增加了全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26]虽然如此，还必须看到，现代社会远非一劳永逸、没有任何弊端的理想社会。现代化还意味着现代社会必然会面临大量的、始料不及的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对于社会风险的应对一旦出现重大失误，现代社会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会出现倒退或动荡的情形。
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必然会存在社会风险。传统社会亦然。围绕着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传统社会最大的社会风险在于，一旦农耕经济受到自然灾害而大量减产，或是由于政府和教会对农民的税收大幅度增加，便容易引发较为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是社会动荡。虽然如此，但由于传统社会构成简单，社会各个群体利益诉求相对单一，社会经济体量较小，加之其自身的封闭性使得较之开放性社会来说其“风险源”相对较少，所以，在传统社会当中，社会风险出现的几率以及社会风险的种类相对较小较少，波及面也相对较小。
与传统社会的社会风险相比，现代社会则大不相同。尽管现代社会的文明程度较高，制度也比较齐备和完善，但是我们还不能将之理想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会出现大量的、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造成大量的社会风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风险出现的概率及社会风险的种类之大、之多，远远超过以往的社会。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
第一，社会构成环节繁复多样。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其各种各样有着各种功能的异质性成分不但数量巨大而且种类极为繁多，加之，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又是千差万别，相互间共识的形成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异质性成分相互间是高度依赖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当中“风险源”的数量及种类繁多。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程度不同地产生“联动”或“联滞”的效应，对社会整体造成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现代社会所有部分的相互依赖使现代秩序比更为简单的经济组织形式
敏感得多。实际上，庞大机制的各个部分愈是精密地相互适应，以及各个要素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干扰的反应就愈重，即使是最轻的干扰。”[27]第二，社会经济体量巨大。
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得现代社会积累了前所未有的、日益增大的巨量财富。现代社会的体量之大，远远不是传统社会所能比拟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旦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因素并且失去必要的控制，那么，社会经济巨大体量对于相应的社会风险就会形成明显的“放大效应”，从而加大了社会风险的能量。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再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8]
第三，现代化的不平衡推进。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由于人们对现代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现代化建设不可能“齐步走”、同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往往是以某种不平衡的情状向前推进。从现代化的各个领域看，经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相对较快，政治现代化以及文化现代化的推进速度在不同的条件下有快有慢，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推进速度相对来说要明显快得多。从国内社会各个群体各自利益增进的角度看，也是有快有慢。从国际上看，各个国家的现代化推进速度同样有明显差别。现代化的不平衡推进，必然会造成不同的领域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隔阂、纠纷和冲突，从而引发多种多样的社会风险。有时，“经济增长不仅不能解决社会或政治上的困难，而且某些类型的增长实际上会引起这些困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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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及面较大。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共同体内部各个群体、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区域相互间的开放程度也是越来越高。而且，如今互联网的普及，对于不确定性因素的传递更是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迅速传递以及“倍增”的效应，波及其他国家或其他群体、其他领域。如，某个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经济危机、公共危机或是移民问题，则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风险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30]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表现在方方面面，如金融危机、公共危机、国内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纠纷冲突、宗教之间的纠纷冲突、文化冲突、科学技术的不可控、生态环境的破坏、国家（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纠纷，等等。应当承认，与传统社会当中的社会风险相比，现代社会当中的社会风险的“烈度”在明显降低。在传统社会当中，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人们常常围绕着基本生存资源形成大规模的、激烈的流血冲突。与传统社会明显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发达的现代生产力使得人们日常生活赖以维系的基本生活资源已经不成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社会各个群体的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规模、流血的激烈冲突的几率明显下降。
不过，即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仍然存在一些一时难以彻底根除的导致激烈冲突的根源，其中比较典型者当属“本能与文明”的冲突。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希特勒大规模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极端种族主义行为，弗洛伊德说，“总是有人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和原始的毁灭冲动在人们心灵里是铲除不掉的。”[31]弗洛伊德的这种看法过于悲观，不够全面。因为，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理性成分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世俗化逐渐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相应的，极端种族主义等群体的极端本能化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出现的几率也越来越小。这是一种历史趋势。但同时还应当看到，人的极端本能化因素的基本消除尚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尤其是，当某种极端精神因素如极端本能化因素在某种条件下，一旦同某个群体的某种生存或尊严依据如某个群体的物质利益因素或尊严因素
结合在一起，那么，人的这种极端本能化因素的影响力就会程度不同地变大，由此所催生的某种社会风险就会产生较大、较严重的负面效应。由上可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对社会风险如果把控不当，则必定会程度不同地造成多种甚至是大面积的社会负面效应。在这些社会负面效应的影响下，现代化进程虽然不会逆转，但有可能会出现“延缓”或“中断”的情形。“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个长期的趋向。”[32]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类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风险的出现，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文明的进步，随着人类认识问题能力的提高，随着人类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强，随着利益共同体意识以及相互合作意识的不断增强，人类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一般性社会风险转为恶性社会风险情形的出现，降低社会风险可能造成的危害。就此而言，需要做好“治本”和“治标”这样两个方面的事情。
从“治本”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做好这样几件事情。一是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立足点，协调好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在哪个社会，社会成员最看重的是利益问题。诚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公正所蕴含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亦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为每一个人提供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是社会各个群体成员各自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只要社会公正能够得到促进和保障，那么，人们就可以从社会风险的最大源头上降低社会风险的生成概率，降低社会风险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二是应当注重现代化推进的协调性问题，防范现代化进程中某个方面内容片面、而且是持续的突进。
从“治标”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做好这样几件事情。一是应当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是，便可以有效地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有效防止最为严重的社会风险的出现。二是应当建立起战略物资如粮食、石油以及黄金的储备体系。否则，“将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如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无法有效应对国内各种社会风险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危机的打击，进而使得社会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幅度上升。”[33]三是应当注意的是，有的问题只能依靠本国来解决，有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多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共同解决，如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经济的进出口问题，等等。
中央党校校内雕塑《旗帜》
五、现代化意味着
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出现
现代化模式既是一个事关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有效推进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现代化建设是否拥有恰当贴切的具体载体亦即重要基石问题。
在大工业早期阶段，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相对简单。当时人们基本上将工业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认为随着工业化在全世界范围的扩散，各个国家的民族性将会消失。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对大工业生产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力的过度崇尚。“当时现代化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人们凭借着大工业的物质力量去彻底改造世界。况且，由于现代化首先产生于西方，于是人们心理观念上便出现了一种西方中心论，”因而对于别的民族的宽容度很小。“民族传统在当时被作为一种纯属落后的东西被摈弃于‘先进’社会之外”[34]。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除了西方国家之外，也没有别的国家成功地推进现代化。就现代化建设而言，只有西方几个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等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客观上使得人们容易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当成一回事。
二战之后，随着殖民主义的瓦解，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普遍兴起，随着大量取得独立地位的民族逐渐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从全世界范围看，多样化的现代化模式开始普遍出现。
造成多样化现代化模式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个因素是不同国家现代化发端的时间，另一个因素则是不同的民族传统。
从现代化发端时间早晚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将现代化模式分为早发型现代化和后发（迟发）型现代化两种类型。与早发型现代化不同，后发型现代化的现代化起点较低，而且其现代化的起步不是由自身的“自然演化”所致，不是“内生”的，而是迫于早发型现代化国家所形成的外部压力被迫步入现代化的，或者说其现代化发端始于“外生”。虽然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起点较为落后，但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否则就要亡国亡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在一开始时往往比较被动、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后发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获得了现代化建设的自主性，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由原来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转变为“后发内生型”现代化模式。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明显不同于早发国家。不少后发国家为了尽快追赶早发国家，经常采取国家动员、大规模采借外国先进事物以及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式来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同早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既面临着诸多的不利因素亦即“后发劣势”，如内涵型发展的艰难，不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秩序，现代化进程的摇摆度相对较大，等等；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有利因素亦即“后发优势”，如更容易形成一种强大的现代化推动力量，可以吸收大量的外来资金，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
而千差万别的民族传统更是催生了多样化的现代化模式。所谓民族传统，就是每个民族源自于自身历史并延续至今的某种规定系统和倾向，是其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某种框架。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由某种特有的“时代”内容和某种特定的民族传统内容这样两个部分有机构成的。正如某种传统社会模式是由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旧的”时代内容同某种特定的民族传统内容有机结合而成一样，现代化模式则是由“新的”现代性内容（亦即现代化条件下的时代内容）和某种特定的民族传统内容两个部分有机结合而成。
就两者的具体关系来说，相对而言，现代性这一时代内容侧重于现代化模式的实际内容，而民族传统则侧重于现代化模式的形式。换言之，相对而言，现代性侧重于“体”，属于现代社会当中最为基本的内容，民族传统侧重于“用”，属于现代社会某种重要的存在和发展形式。两者缺一不可。现代性必须基于特定的某种民族传统，方能得以存在和发展，如西方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同“新教伦理”传统有机
结合在一起，方获得顺利推进。同样，民族传统也必须同现代性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方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方有未来，否则，就会走向衰亡。客观上看，现代性属于新的时代性内容。比起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传统社会”的内容来说，现代性是一种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生命力，必然要取代“传统的”、旧的时代内容。相比之下，民族传统尽管从根本上讲是产生于传统社会，而且，民族传统也存在一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新变化、与时俱进的问题，但民族传统同旧的时代内容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民族传统一旦形成，便具有了一定的、相对的历史恒定性，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即刻发生相应的变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传统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既不是‘过去化’了的东西，也不是‘未来化’的东西，而是一种通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东西”，“是该民族历史内容借以发展的某种框架。”[35]
中央党校长廊夜景
显然，合理区分特定的时代内容和特定的民族传统，是合理理解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所在。一些学者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没有进行合理的区分，或者是将特定的时代内容当成现代化模式的全部，或者是将民族传统当成现代化模式的全部，因而均不可避免地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这种以偏概全的境地包括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或者是在以承认民族传统具有现实合理性和生命力的同时，也承认了旧的时代内容的现实合理性；或者是在承认新的时代内容亦即现代性内容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同时，将民族传统等同于“旧的”时代内容，进而完全否认了民族传统所具有的现实合理性和生命力。
在现代化模式的理解方面，梁漱溟和胡适的不同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梁漱溟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中国民族传统的重要价值。但是，梁漱溟对于民族传统这种重要性的判断走到一个极端。在梁漱溟那里，民族传统既是“体”，也是“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各种文明形态当中最为成功者，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36]在近代，中国文化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这两点见长，也更无其他”[37]。梁漱溟没有看到，中国整体的传统文化既包括中庸适度、包容以及天人合一等至今看来需要继承下来的有价值的民族传统内容，也包括人的依附性、三纲五常、等级制、禁止思想自由以及严重歧视女性等必须予以抛弃的落后的时代内容。梁漱溟更没有看到，现代生产力、市场经济、城市化、法治社会以及现代价值理念等现代性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舍此，中国就不会有未来。胡适的观点则截然相反。在胡适那里，其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必须抛弃的传统社会当中旧的时代内容。但问题在于，胡适不仅没有看到民族传统的价值，而且更有甚者，胡适基本上是将民族传统与落后的时代内容两者画上等号。由此，胡适进一步的看法必然是，中国的民族传统几乎没有可取之处。胡适认为，中国从古到今遗留下来的主要内容是“五鬼”，即“是贫困，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38]。显然，在胡适眼中，中国要想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应当完全舍弃以往，亦即应当完全抛开民族传统，一切从头开始。如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便会缺少必要的安身立命之基石，便会缺少必不可少的生命力。
另外，在考虑民族传统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必要的关注，这就是民族传统本身虽然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相对稳定性，但并非绝对不变的。应看到，民族传统也有一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某种变化的问题。比如，社会动员这一现象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当中很少出现，但自近现代以来，在种种历史条件的作用下，社会动员不仅经常出现，而且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当中的一种“新的”民族传统。
重要的是，现代化发端时间的不同与民族传统的不同这两种因素在现实当中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得现代化模式的多样化更加成为一种必然。比如，一些后发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独立和维护民族的尊严，为了有效动员民众进行现代化建设，有时刻意强调自身的民族传统，以求得民众认同的效果。
时至今日，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模式呈现出一种多样化而且是常态化的局面。已经实现初步起飞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就很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的世俗化传统对于现代化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这一点很不同于新教伦理对于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的助推；中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对于现代化的助推也不同于西方国家鲜用社会动员方式的情形。即便是现代化已经比较成熟的日本社会，仍然存在不少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传统”行为。比如，日本人不愿公开化的激烈“竞争”，而是十分强调“合作”。有学者发现，“日本人从来就工于心计，擅长避免发生激烈的直接竞争。在日本的小学里竞争的机会被限制到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最小限度。日本教师得到的指示是要教会学生改善自己的成绩，而不应给他与其他儿童相比的机会。”[39]再如，日本十分重视群体、重视年功资历的做法，同样很不同于西方国家重视个人、重视个人努力的做法。“日本企业的社会集团特征，首先在于它是一种一家一户式的集团，其次是它囊括了全体属员的私人生活。”“日本的户和企业的职能作用中所显示出的集团团结的凝聚力含义，正是个人把自己同集团一心一意地联系起来的主要基础。”[40]就是在西方国家之间，现代化模式也有明显的不同。德国重视国家干预的做法，就明显有别于美国强调个人、强调民间的做法。
由上可见，多样化的现代化模式不仅使得现代化建设具有了具体的载体，现代化建设因之具有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共同体支撑力量，而且，由于不同现代化模式之间的相互参照、竞争及合作，使得现代化建设更加具有了一种可持续的推动力量。
中央党校校内雕塑《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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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03期
图文排版| 思想先声编辑部
风景图| 转自“百脉杂弹”微信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