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宁路古城出土青花云凤纹高足碗。
老虎山遗址发掘现场（1985年）。
丰镇市隆盛庄镇明长城遗址。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一处辽代古墓内的契丹女尸。
航拍集宁路古城遗迹。
这里有3处旧石器时代石器打造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神奇的乌兰察布岩画、古老的长城遗址。这里是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之地、军事战略据点、北魏的摇篮、蒙元帝国的腹里之地、多民族共有的家园……
乌兰察布市有着厚重的文化历史，史前时期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的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历史，然而却鲜为人知。
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也从这里升起
今天的乌兰察布市与呼和浩特市大窑文化遗址所在的保合少镇接壤，是大窑文化的辐射区域。考古工作者曾在大窑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遗址以东乌兰察布市卓资县辉腾梁上，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石器打造场，还在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发掘了一处旧石器时代石器打造场。这3处石器打造场打制的石器与加工石器的方法都与大窑旧石器制造场相似。这3处旧石器制造场距今约1万年。这说明1万年前，乌兰察布大地就有了人类的生息繁衍，这里的先民们已懂得制作粗糙的生活工具。由此拉开了乌兰察布地区史前文明的帷幕。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岩石上有“马鹿之迹”，即岩画。乌兰察布岩画是中国北方草原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四子王旗查干哈夏图岩画、毕其格图沟岩文岩画、敖特奇沟岩画，察右后旗三井泉岩画，察右后旗八号地岩文岩画等。这些岩画最早创作于1万年前，最近的也有数百年历史。岩画被誉为形象的史诗、不朽的艺术，尤其在文字未出现以前，人们靠刻绘岩画来记录事件、传播意识、传递信息或表达某些情感，是一种以图像代替文字的文献宝库。“中国岩画之父”盖山林先生对乌兰察布岩画进行过深入研究，著有《乌兰察布岩画》一书。乌兰察布岩画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在我国岩画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反映内蒙古草原文明历程的巨幅画廊。
考古研究发现，约5000年前，在乌兰察布地区，草原文化最初的开拓者就已经走出蛮荒，迎来了文明的晨光。乌兰察布具有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石虎山后冈一期文化、仰韶文化王墓山、园子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等古人类遗址。凉城县环岱海遗址群和察右前旗庙子沟文化遗址，在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众多的考古发现证明，约5000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创造了丰富的新石器文化。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评价环岱海遗址群中的老虎山、园子沟等古文化遗址的文化内涵时说，“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半坡文化是土房矮房，而凉城的老虎山、园子沟文化则是高楼大厦，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之地
2000多年前无比严谨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将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的传说写进《史记·五帝本记》，并作为《史记》的开头篇，说明司马迁对这一历史传说的认可。这是一起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因为它建构了中华民族一统的雏形。
“合符釜山”是华夏民族形成的起点，釜山是中华文明的创始之地。那么，釜山在哪里呢？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潘照东和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理事长武殿林研究论证，距河北省涿鹿县西北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的草原上，也有一座“釜山”。据《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元年（公元416年）“六月丁巳，车驾北巡。” “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戊戌，车驾还宫。” 这两位学者进行多方考证，认为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中的 “釜山”就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境内。事实上，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西约31公里处，就有一座“釜山”，恰如一口巨大的锅扣在地上。
长城脚下的军事战略据点和沙场
在古代，阴山以北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阴山以南是农耕民族的家园，今天的乌兰察布市恰好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使乌兰察布地区成为塞外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赵国与匈奴，秦朝与匈奴，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朝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过激烈争战。清初，这里是清廷与准噶尔进行征战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据点和沙场。
乌兰察布境内有丰富的长城遗址，有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金长城（金界壕）和明长城等。战国时，乌兰察布区域大部分是赵国和匈奴的领地。赵国为了防御匈奴和邻国的侵扰，在这里修筑长城。到赵武灵王时，“亦变俗胡服……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之塞”（据《史记·匈奴列传》），修筑了一条东起代(今河北蔚县)，西至高阙(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长城。这条赵长城由河北省进入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经察右前旗、卓资县，由旗下营镇进入呼和浩特市。赵长城遗址长约170公里，在卓资县境内赵长城保存得较好。古老的赵长城不仅是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万里长城的母体部分。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长城遗址最明显的是明长城，有“主边”和“次边”之分。目前，丰镇市、凉城县与山西省交界处的明长城遗址保存较好。
这里是秦汉两朝与匈奴激战的沙场。战国时，乌兰察布区域的大部分是赵国和匈奴的领地。秦并六国后，又在原来这里的赵地设置云中、代郡、雁门三郡，大举抗击匈奴。秦亡后，匈奴趁中原地区楚汉相争，无暇它顾之机，大举南进，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为匈奴所占有。西汉时，匈奴单于庭设在代郡、云中郡（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今天的乌兰察布地区是匈奴单于的游牧地。秦汉两朝都曾在乌兰察布草原与匈奴激战，都在这里修筑长城。战争与和平在此交替转换，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拓跋珪的故乡，北魏的摇篮
乌兰察布市有很多鲜卑人的历史遗存。克里孟古城位于察右后旗白音查干镇西北27公里处，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去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叭沟村鲜卑葬群位于兴和县城8.5公里处。长川古城位于兴和县城关镇15公里处。东汉时，拓跋鲜卑进入乌兰察布地区，这里一度成为拓跋鲜卑的统治中心。
长川古城是始祖神元帝拓跋力微于220年在鲜卑首领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的允许下建筑的最早城池。《中国帝王辞典》记述：“拓跋力微开始还不能自立，受西部的侵扰，投靠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后与窦宾共攻西部，窦宾军败马失，力微把自己所乘的骏马给宾，宾甚为感激，就允许力微率领部下居于长川”。在力微部居长川城39年中，长川城成为这个部落大联盟的活动中心。
拓跋珪出生在乌兰察布，并在牛川起事。拓跋珪，即北魏道武帝（371年—409年），北魏开国皇帝，鲜卑族拓跋部人。拓跋珪是鲜卑族拓跋部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孙。于公元371年，出生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滩北岸。《魏书·太祖纪》记载：“……生太祖於参合陂北”。学者据《水经注》、《北史》、《魏书·地理志》和《清史稿》等的相关记载和实地考证认为，参合陂即在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滩。
淝水之战后，前秦的统治瓦解，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年仅16岁的拓跋珪复国，公元386年大会于“牛川”。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著《两朝南北史》记载：“牛川，出绥远，凉城西，经左云至大同入河”。“牛川”即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同年2月拓跋珪迁都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古城遗址)。4月，改称魏王，改国号魏，史称“北魏”。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徙都平城（今大同），史称魏道武帝。拓跋珪在“牛川起事 ”后，便一直将发展战略定为南扩东进。他为后来北魏统一北方和孝文帝改革奠定了基石。
“参合陂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示弱远避的典型战例，是拓跋珪带领北魏战胜后燕的一次重要战役。公元395年，大会战发生在参合陂，拓跋珪率领的数万北魏军在参合陂大败数万后燕军。使当时强势的后燕实力受到重挫，北魏势力得以迅速壮大，为北魏挺进中原，统一中国北方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意义极其深远。
北魏南迁后，拓跋珪和他的后代没有忘记这片草原，多次来乌兰察布草原巡游，乌兰察布草原也因此成了北魏帝王的“皇家苑囿”。
蒙元帝国的腹里之地
蒙古帝国时期，乌兰察布一带曾经是蒙古铁骑挺进中原的前沿，汪古部在这里为蒙元帝国的建立和统一立下显著功勋。在元朝的建立过程中，乌兰察布草原还曾是蒙古汗国的军事指挥中心。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曾经把九十九泉作为前沿指挥所，还在这里避暑消夏。如今，在辉腾锡勒草原还有窝阔台屯兵北伐时的兵器库和点将台遗址。在四子王旗有气势壮观的元代罕乌拉敖包遗址群，堪称世界敖包遗址群之最。后来，元朝将乌兰察布草原划为元朝的腹里之地，直属于中书省。并将此地区提格，建有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还建立了10多座城镇，兴办孔庙。在净州路、集宁路发现的“文宣王庙碑”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集宁老虎山公园的山上。当时这里，草原生态得以恢复，畜牧业和农业都得到稳定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人们长期杂居，互通婚姻，出现了民族大融合。
乌兰察布作为蒙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丰富的蒙元文化遗产。2003年，集老高速公路的路基赫然横亘在黄旗海平原腹地，这里昔日的宁静被打破，许多年来一直无人问津的集宁路古城，骤然进入人们视线。
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古城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１１９２年），原系金代集宁县，为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是蒙古草原与河北、山西等地进行商贸交易的市场。元代初年，升为集宁路，属中书省管辖，下辖集宁一县。集宁路古城遗址中出土有七大窑系的瓷器，还出土了6件青花高足杯。青花瓷器是元代的青花，是非常珍稀的文物，这些考古发现轰动了考古界。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被列为200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集宁路古城是元朝重要的商贸中心，“南瓷北输”的主干线，后毁于战争。
多民族共有的家园
明清时期，察哈尔部、杜尔伯特部、汉人、满人等都向乌兰察布草原涌来，乌兰察布地区成为多民族共有的家园。
察哈尔在蒙古各部落中，应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部分。察哈尔部始于成吉思汗创立怯薛（禁卫军），兴盛于北元达延汗时期分封的察哈尔万户和后来的察哈尔八部。察哈尔部曾为蒙古大汗开疆扩土、维护统一横刀立马，为中华民族不受列强欺辱，保家卫国浴血奋战。
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孙布尔尼、罗卜藏，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趁三藩之乱时反清，结果兵败，布尔尼阵亡，察哈尔汗裔嗣绝。同年，清康熙废止察哈尔部的王公扎萨克旗制，改为总管旗制。总管旗由清廷进行管理，其王公不像扎萨克旗那样拥有土地和属民。察哈尔蒙古部的地位骤然降低，被迁至大同、宣化边外，进入到广阔的乌兰察布草原和今锡林郭勒盟一带。乌兰察布成为察哈尔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谱写了绚丽多彩的察哈尔文化。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北与蒙古国交界。这里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的后裔杜尔伯特（也叫四子部落）的驻牧地。杜尔伯特曾为清朝的建立和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四子部落于天聪四年（1630年）附清后，从崇德元年（1636年）初封鄂木布为旗札萨克，赐达尔罕卓哩克图号。顺治六年（1649年）晋封多罗郡王，率全旗户丁自呼伦贝尔迁徙到今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境内。鄂木布后世子孙世袭四子部札萨克旗全称为“四子部落札萨克多罗达尔罕卓哩克图郡王旗”，史书简称为四子王部落旗。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废除封建世袭制度，札萨克多罗郡王位相传13代15位王爷，统领四子王旗达313年之久。
我国近代史上曾发生了3次移民潮，即“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从明朝中期到民国初年，晋西北一带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贫困，无数人背井离乡来到口外的包头、归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地经商、谋生，这种移民活动被称为“走西口”。这其中，山西人最多也最为成功，他们不仅打通了中原腹地与内蒙古草原的经济文化通道，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也使晋商文化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走西口”的移民潮中，乌兰察布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时，还有很多满族和回族等也来到乌兰察布草原。至此，乌兰察布草原成为杜尔伯特部、察哈尔部蒙古族、汉族、满族等多民族共有的家园。草原游牧文化与黄河农耕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