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勞抗造的華工華商，是怎樣在俄羅斯銷聲匿跡的。
文｜魯東海
1910年，俄羅斯境內的大烏里火車站發生肺鼠疫，疫情很快沿鐵路線傳入中國境內，在東三省大爆發，數月內奪取六萬人命。
面對疫情，俄國政府第一時間積極應對，在邊境鐵路沿線設立檢查點，入境中國人需在檢驗所留驗至少五日方可入境，如有私自躲避檢驗者，允許守軍開槍擊斃。
除了邊境防控，居住在俄國境內的華僑也被當局百般刁難，其稅費以防疫為名大幅度提高，華僑還被禁止從事眾多行業，往往收入來源斷絕。同時，俄國政府也開始大規模拘捕、遣送中國人回國。
被驅逐出境的中國人數量龐大，僅璦琿一地就有兩三萬人，黑河府則報告被逐華人「日以千計」。這些邊境地區本不發達，加上疫情時期各地道路斷絕，一時之間突增數萬災民，「扶老攜幼，啼飢號寒。」
這場因疫情而起的排華浪潮，最終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急需補充勞動力而告一段落。等到俄國爆發革命退出戰爭之後，新生的各派政權將重新啟動排華事業，並進行到底。
華人的到來
1860年，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北京條約》，正式承認了割讓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大片領土。
根據條約，當地居民可以留在本地繼續居住，並保留大清國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一萬多名天朝子民，便被動地成為了第一批大規模的俄國華僑移民。
《北京條約》之後，清政府意識到，由於長期禁止漢民進入「龍興之地」，人口稀少的滿洲極難抵抗俄羅斯的入侵。清廷因此著手開放禁令，允許漢民進入東三省，以充實邊境。
大量來自河北和山東的農民湧入東三省，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繼續北上，進入俄羅斯尋求生計。
恰逢此時俄羅斯的遠東開發需要大量勞動力，雖然沙皇政府推出了優厚的政策條件，試圖吸引俄國人民移民遠東，然而西伯利亞畢竟是苦寒之地，政府的東進號召在歐洲地區應者寥寥。
「吃苦耐勞」的中國勞工，便成為了俄羅斯政府遠東大開發的最佳選擇。俄方當局允許外國移民在阿穆爾省和濱海省定居，並給予優待。
華人大量湧入俄羅斯，據估計，1885年俄羅斯遠東地區有華僑 3 至 4 萬人，約佔當時遠東地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至 19 世紀末，遠東華僑在 5 至 7 萬之間，加上每年往返的季節性農民工，大體在 10 萬人左右。
他們雖然生活艱苦，但可以獲得遠高於國內的工資，積攢下的財富帶回國內，足以實現一箇中國普通農民家庭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不幸的是，隨著世紀之交大清國對外關係的劇變，旅俄華僑也在1900年遭到了第一波飛來橫禍。
1899年開始，義和拳運動在清政府的默許和鼓勵下殘殺外國僑民和中國教民，拆毀鐵路，圍攻教堂。1900年6月，大清下詔宣告，對西方各國及日本「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這一系列事件，讓當時西方世界對大清的惡感高漲到了頂點，境內華僑眾多的俄國不久便帶頭動手，向華僑群體施暴。
大清下詔宣戰一個月後，俄軍對海蘭泡、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僑民發動報復打擊，七千多無辜華僑葬身俄境。
據當時任職於璦琿副都統衙門的楊繼功記述：
遙望彼岸，俄驅無數華僑圈圍江邊，喧聲震野。細瞥俄兵各持刀斧，東砍西劈，斷屍粉骨，音震酸鼻，傷重者斃岸，傷輕者死江，未受傷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滿江洋。
十年後鼠疫疫情中的排華浪潮，則比「庚子俄難」更加綿延持久。
1911年2月初，俄國駐華公使告知清政府，稱因防疫需要，擬將濱海省無業華民遣送回中國，且要由中方出錢承擔一切費用。
具體實施中，海參崴、廟街等地被抓捕驅逐的大批華人，遠不止是所謂的「無正業，無身票，及匪類不安分者」。俄國軍警往往突然包圍市場，將華人小販、挑夫、傭役一概抓捕，他們即使有「身票」也會被搶走不予承認，乃至遭當場撕碎。
當時海參崴的日本僑民，甚至記述過俄國軍警將華人「五六人之辮聯結之」，驅使步行並任意毆打的場面。
持續性的排華政策一直持續到1915年，戰爭中的俄國政府不得不重新開放華工入境。與此同時，大量華工遠赴歐洲支援前線作戰，其中也有一部分人進入俄羅斯境內。
旅俄華工迎來了又一個春天，至1917年人數已經高達 40 萬。
然而，隨著沙皇倒臺、革命和內戰接連爆發，旅俄華工的新生活也將很快畫上句號。
紅白軍隊的鐮刀
1910年代後期，俄羅斯各地陷入混戰，遠東地區也經歷了蘇維埃紅軍和白軍的反覆爭奪，重鎮海參崴幾度易手。
遠東地區先後出現多個政權，其中一度影響最大的，是前任黑海艦隊司令高爾察克領導下的「全俄政府」。
為了應付內戰的龐大開支，高爾察克政府大幅提高各項賦稅，而且大規模濫發貨幣，僅1919年就發行了 150 億盧布，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大洪水面前，中國僑民開始逃離，但卻必須做好破財免災的準備，因為俄方當局禁止外國僑民攜帶 500 盧布以上現金出境，一旦查獲立刻沒收。
1919年1月，哥薩克首領謝米諾夫一次扣押華商 70 多人，搶劫現金 665 萬盧布，後經北洋政府交涉，人員最終得以釋放，但現金卻拒絕退還。
同年 7 月，謝米諾夫又在大烏里站再創記錄，搶劫華商現金 1000 萬盧布以上。
不過，白衛軍治下的俄國華僑雖然形勢危急，但還不必完全絕望。
作為協約國的一員，當時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派出了 1600 人的遠征軍，參與干涉蘇俄內戰，雖然沒有多少戰鬥，但在保護各地華僑、護衛武裝撤僑等方面頗有表現。
不幸的是，旅俄華僑很快又將迎來內戰另一方的鐵拳，而且這一次祖國軍隊也愛莫能助。
隨著高爾察克敗亡、包括中國在內的協約國陸續撤軍，遠東地區迎來蘇維埃政權，當地的華商群體作為「資本家+境外勢力」的雙重反革命，立刻就遭到了其情不自禁的重點打擊。
此前在遠東地區，以山西晉商為代表的華商群體曾經一度繁盛，至 20 世紀初幾乎壟斷了從海蘭泡到海參崴一線的零售業市場。
截止1910年，整個遠東已經有 789 家中國商號，一些地方還成立了華商會，負責調解糾紛、成員互助、維護治安等工作。
新政權到來之後，先以種種手段打擊華商會的權限，之後直接查封取締。1922年，阿穆爾省華僑總會被警方查封，會長謝明山等會員被捕入獄；1926年，旅俄華僑總會會長金石聲也被當局設計殺害。
華商會覆滅之後，蘇聯政府對華商財產的國有化進程大大加快，大商人家業直接沒收，小商販則課以重稅，稅額高達1907年前的上百倍。中俄合辦事業的在俄資產，如華俄道勝銀行在海參崴的碼頭地產貨物等，也被一律充公。
曾經興旺發達、屢遭劫難而不倒的旅俄華商群體，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當然，並非所有華人都是新政權的天然敵人。早在紅白內戰時期，就有相當一部分華工加入了革命隊伍，有統計認為參與紅軍作戰的華工數量高達 3-5 萬人。
然而，內戰結束後，普通華工的遭遇也並不比華商好到哪裡去。
再見俄羅斯
相比於華商被沒收的財產，華工們的個人積蓄並不豐厚，但也同樣難逃法網，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最重要的是攜帶積蓄回國的通路遭到隔絕。
蘇聯政府限制財產出境的規定，甚至比戰時還要嚴格：出境者「皮衣帽不準超過一件，魚子不準過一公斤……攜帶金錶或銀表一個、結婚戒指一個，其他銀製品每種不得過一件……申請攜帶外幣期、匯票及金屬、寶石等物，總價值不得超過 300 盧布。」
實際執行中，邊境官員往往不準攜帶任何貴金屬和現金出境，華僑出境時還必須接受裸體檢查，尊嚴盡失。
也有少數勇敢僑胞，帶上打工所賺積蓄，利用漫長的國境線，翻山越嶺，悄悄回國，只是難免有人慘遭邊防哨兵射殺而登上新聞。
肉身攜帶財產跨境之路不通，能不能通過匯款解決問題？
答案是不行。蘇聯實行嚴格的外匯管控，每個地區每月對外匯款的總數有限，且有限的匯款額度往往被政府機關人員「內部消化」，比如有 10 萬華僑的伊爾庫茨克，每月向外匯款總數不得超過 500 美元，均攤到每人才 0.5 美分。
華工勤勞致富、回鄉安宅置業的夢想，至此已經徹底破滅。
不過，只要下定破財免災的決心，這一時期的華僑仍能全身而退。
1920年代中後期，隨著蘇聯政局和對外關係的變化，國內排華的聲浪越發激烈。
1926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開會決定：「必須採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禁止中國人和朝鮮人流入蘇維埃領土」。
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爆發，又導致了中蘇全面衝突，蘇聯當局隨即開始全面排華，同年即在遠東大規模搜捕清洗華僑，僅海參崴一地就逮捕七千人以上，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則「被押九百六十人」，赤塔被捕華僑也有至少 1600 人。
和同時代蘇聯的其他囚犯一樣，被捕華僑處境極為悽慘，毫無人身保障，有些「每人每日僅給黑麵包一片」，甚至「因餓而自縊者殊眾」。
還有些被捕者被髮配修築鐵路，「工作稍緩，即遭鞭撻。」
中東路事件後的大逮捕只是個開始，整個1930年代，隨著斯大林大清洗運動的擴大，遠東地區包括中國人在內大量的「移居民族」都成為了重點清理對象。
在1931和1937年的兩次大規模抓捕和驅逐行動中，整個遠東包括華人、朝鮮人在內的移居民族至少有 33 萬人被定罪判刑，這些人被強制西遷，流放至寒冷的西伯利亞，或者進入古拉格接受勞動改造。
蘇聯政府的排華政策極見成效：1926年蘇聯官方人口調查中，有 10 萬中國人留在蘇聯，遠東地區有 7 萬人；到1937年，全蘇華人僅剩 38527 人，遠東地區只有 24589 人，相當於1926年的三分之一。
到了1940年代，俄國遠東地區華人已經銷聲匿跡，這個經歷過沙俄和內戰衝擊而倖存的群體，終於在蘇聯政府的強大執行力下煙消雲散。
參考資料
[1]《申報》：《旅俄僑胞向當局呼籲》《旅俄華僑之最近情形》《俄國虐待華僑之滬聞》等
[2]北洋政府的一戰華工政策及保僑措施，謝清明
[3]北洋政府救助俄屬遠東地區難僑研究（1918-1920年），朱鵬
[4]俄羅斯遠東開發與華人華僑(1860-1941年)，劉濤，卜君哲
[5]防疫還是排華？——1911年俄國遠東地區大規模驅逐華僑事件研究，管書合，楊翠紅
[6]近代俄羅斯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華僑華人社會研究（1860-1931年），卜君哲
[7]近代中俄衝突下的黑河地區中國商人群體研究，荊宇航
[8]抗戰初期的蘇聯遠東華僑問題（1937-1938），謝清明
[9]旅俄華人研究，趙俊亞
[10]十月革命前後的旅俄華工及蘇俄相關政策研究，謝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