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療資源自由市場化的結果，是使美國個體揹負了沉重的醫療負擔。一個龐大的醫療保險市場和昂貴的醫藥、醫護市場形成了。
2019年度美國Fortune 500中，有40家醫藥巨頭和20家保險巨頭，而在1990年時，這兩個數字分別為21和0。這個數字的背後，對應的是美國醫生的高薪。
2019年，美國醫生平均工資收入達到了31.3萬美元/年。分科來看，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醫生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的，為20.9萬美元/年；骨科/矯形外科的人均收入最高，達到48.2萬美元/年，接下來是整形、心臟病、皮膚病、放射、消化道和泌尿科的醫生，他們的人均收入都超過了40萬美元/年。
在這樣的人工成本下，再加上美國醫療系統對藥物和醫療器械沒有集中採購壓價的制度，就導致美國的醫療價格十分昂貴。個人要把這種昂貴轉嫁出去，就只能購買商業醫療保險。
顯然，完全市場化的保險公司也不是善類。20家保險巨頭帶來的，是至今將近2800萬美國人無法購買任何保險的現實，以及大量中下階層只能購買雞肋一樣低端醫療保險的現實。
財政只能負擔針對退休老年人和法定貧困群體的醫療保險。一位美國新冠肺炎患者，在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誰來買單？”儘管此前白宮已經宣佈COVID-19檢測和治療費用不需要個人負擔，但普通患者仍然非常擔心這是否事實，這是怎樣一種現實處境？
教育方面，美國教育的個人未清償負債已總計超過1.6萬億美元。美國的大學教育體系為優秀的教職、研究人員提供了豐厚的薪酬和良好的待遇，財政不補貼教育的結果，是高昂的學費要由個體來承擔。不負債、無大學，這對美國的中產階層下一代而言，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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