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
正文前，咱们先来感受一下环境的魅力：
告别寒冬，又是春暖花开时候，青山翠茵下，绿水娟娟东流。
花开物语，莺歌燕语守候，自然之美，只道是风光依旧……
优美的环境，配合着诗情画意的享受，是不是很惬意呢？
带着惬意，随我步入正题。舒适惬意的自然美景，对不同的人起不同作用，有人会感悟天地顿生豪迈，也有人葬花泣涕无限哀怨。可这一切情感流露，都有一个基础前提，那就是环境要优美，最起码要让人感到舒适，否则在垃圾山下、污水河畔，就不惬意了。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环保。别不以为然，我国环保史可比封建专制史悠久，而且发展过程更是颇具特色。
概括来讲，古代环保最初靠的是信仰，依靠教导下百姓所树立的环保意识。在历史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信仰与刑名制度又经历了长时间的较量，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代环保实况。
Δ我绘制的参考简图
“天人合德”│蒙昧认知后的信仰危机
古代先民，都有一种自然崇拜，容易将自然现象理解成神灵所为，如风雨雷电都被神化。
将自然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渐渐形成了早期的“神明信仰”，天有天神，水有水神，山亦有山神的认知极为普遍。这种意识旷日持久，如后世长喊的“苍天有眼”、“举头三尺有神明”等，都是真实写照。认为自然界内神明遍地，因而蒙昧中的先民对自然推崇备至，在这种推崇下，形成了最初的环保意识，可以说最初的环保意识源于自然崇拜下的“神明信仰”。
本文所说天人合德，源于《易传·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确，天人合德是先秦两汉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想之一，同之后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一样，注重一种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古代先民的环保意识和最初的信仰，用“天人合德”来概述也最为贴切。
Δ先秦典籍：《易传》
古代先民的环保意识，主要考量在于和谐自然以取用资源，同时担心取用过度而遭到“神明”惩罚，进而敬畏自然不敢肆意妄为，目的就是能够长久获取且不受惩罚。这是敬畏自然和求取资源的统一，“天人合德”成为了一种信仰。
在这种信仰体系下，黎民百姓也好，王公贵胄也罢，无不尊崇自然，追求天人合德。当然，当时以信仰为基，以敬畏自然为根，成就了其时的环保，有两个阶段，是在天人合德信仰下的真实写照：
第一阶段，上古教诲，信仰成形。 在当时，统治者们就已经注重环保，一是黄帝教导百姓“节用水火材物”，是节约资源的表现。二是帝喾教诲百姓“取地之材而节用之”。这两点，都是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合德的重要体现。而百姓遵从于此，关键是靠信仰，并不会刻意去违背这些教诲和开罪“自然神明”。
第二阶段，时过境迁，信仰危机。最初的环保信仰，是敬畏自然和领导者教诲的结果。而蒙昧阶段的先民们，由于生产力技术和社会认知等条件限制，顺从潮流不失环保。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认识的进步，资源需求势必扩大，一股信仰冲击波逐渐形成。至周代，信仰危机逐步爆发，天人合德遭受冲击，统治者开始接住于刑名律法来规范百姓，文王“崇伐令”颁布。
注：《崇伐令》严苛以及，将填井、伐树木、动六畜这三种行为，定罪“死无赦”。
生产力的发展，配合着认知水平的进步，推动着资源需求的扩大，终给予了“天人合德”信仰猛烈一击。危机的产生，致使信仰不在有约束力，转而依靠刑名律法来规范。然而，春秋战国的大混战时代，又对刚要建立的环保律法造成了冲击。更为奇妙的是，在这环保律法未能构建，信仰危机无法消弥之时，一股全新的信仰浪潮席卷而来。
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思想极大的丰富了信仰体系，将其整合构建。如《论语》中有“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老子》中言“万物作焉而不辞”；《荀子》中格外强调“斩伐养长而不失其时”……但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趋势，资源需求扩大是基本问题，信仰体系重构已然无法解决问题。
商鞅变法，这场政治上的大变动，给古代环保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系列先进的改革措施，加上法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套既顺应资源需趋势，又能够保护环境的刑名制度，真正意义上开始用律法条令来保障环保。
从蒙昧认知，到信仰危机的产生，先秦环保就此落下帷幕。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因为一脉相承的封建王朝环保史，已悄然拉开帷幕。
峻法严刑│危机后的信仰规范化处理
在“天人合德”的信仰主导古代环保时，就已经有相应的律法（如禹之禁）和专门机构（虞官）进行管制。然而律法不成体系且易变，机构一脉相承却作用并不明显，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了秦王朝建立。
大秦帝国的崛起，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变革，也做出了一系列革新，如文学方面，经济方面，制度方面，全部体系重新构建。“变法环保”自是情理之中。
Δ秦王朝至尊――始皇帝
秦王朝以法治天下，而古代环保，也由此步入受律法规范的时代。秦国变法时的法令，成为了秦王朝建立环保律法制度的依据，如“春二月毋敢伐材木”、“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在这些既有法律的基础上，修订入刑罚措施，秦王朝的环保律法体系，就此逐步形成。
其实，这种用律法体系去规范社会行为，保证百姓顺应时序，做好环境保护的策略，可以说是以往信仰体系的规范化处理。
春秋战国时的信仰体系重构，未能顺应时代潮流，但其深远影响挥之不去。秦王朝要做的，是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不屑于以信仰体系去约束人。而且，信仰体系的局限性当时已经有所显露，自然崇拜比之上古时期早已转变，加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土地制的变革，当时的环保规范已经无法依靠信仰，而是要依靠制度和律法。
Δ秦律竹简
短命的秦王朝，做完全方位的制度大洗牌后匆匆离去，制度矫枉与修缮的工作，留给了汉王朝。汉承秦制，但不限于秦制，就拿环保律法而言，汉王朝是绝对的峻法严刑。用峻法严刑去规范社会行为，将社会环保信仰做规范化处理，是汉王朝环保的最大特点。汉朝有一部《贼律》，其律法典章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其中规定“伐树木禾稼准盗论”，要知道汉代对盗窃罪的处罚是很重的。
此外，汉代的环保领域也越发宽泛，且这些领域都有律法保障效力。如汉宣帝时规定“毋得摘巢探卵，弹射飞鸟”，意思就是禁止掏鸟窝、打飞鸟；光武帝曾下令不得砍伐山林等。
同样是在汉代，环保方面的律法不断完善，且将秦朝苛法因素融入了各方面律法当中。律法不断完善时，汉代的“天人合德”信仰体系构建也引来了高峰期。这与文化发展的潮流，和朝堂政局难舍难分。汉初，统治者遵循“无为而治”理念，格外崇尚道家思想，而道家在诸子百家当中可谓是最具有“和谐自然”之精神的学派，如“天地与我为一”。主流学说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极大，于此同时，儒家思潮的兴起，将“天人合德”信仰体系点构建，推向了高峰。
Δ“天”“人”名家――董仲舒
汉武帝时期，“君受命于天”的“天人感应”思想格外活跃，一副君权神授的样子，彻底将自然于人君粘在了一起。信仰体系再一次重构，只不过相对于先秦时期，更多的则是统治者权力的约束，即朝廷律法条令点规范化处理。
“有司专务”│专职机构管理下的环保制度化与信仰重构
“有司”，即相关衙门。
古代对于环保的相关衙门设立较早，是为数不多的上古衙门之一，称之为“虞官”。当然，虽冠之衙门称号，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官职，没有后世开衙建府、三班衙役的阵势。但有一点值得欣慰，那就是4000年前，我国关于环保的有司衙门就已经设立了。
先秦时期的专职机构管理，成效并不显著，制度也不够成熟，所以当时的信仰体系主导社会环保这一现状，未能得以改变。
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信仰体系崩溃之际，“有司专务”的制度也逐步趋于成熟。只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专职管理，更多的是与重构的信仰体系、用以规范的峻法严刑相辅相成，以“三足鼎立”之势，共同作用于环境保护。
现如今，大众所熟知古代各类机构，莫过于三省六部，推到一下便不难发现六部中的工部有环保职权。
隋时工部下辖虞部，主官为虞部侍郎，专门负责全国上下的环保工作。到唐朝时期，改虞部侍郎为司虞大夫，其职责也进一步扩展。这种环保的专职机构制度，被称之为虞横制度，至到清朝末年，虞横清吏司仍然置于工部之下统辖全国环保工作。在虞横制度的作用下，古代环保步入制度化道路。
其实，这种环保制度化，不仅仅是对律法规范的进一步完善，更是一种信仰重构。我们都有一个常识，没有制度保证的文件，无法发挥正真的效力。把这个常识放在古代环保上，再合适的不过，不同于现代体制，在古代设置专制机构，远比一条条律法条令要管用的多，因为当时的机构是一种制度保障的标志。
Δ三省六部是体制制度化产物：工部下辖的虞部，总管环保。
只用峻法严刑去规范以往的信仰，根本不是长久之计。信仰体系的重构对于古代环保工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以信仰体系使百姓尊崇天神与自然，有利于“君受命于天”理念下的统治。制度保证，在此刻就显得尤为重要，加上历史的潮流便是社会体制的制度化，所以古代环保的制度保证，随之诞生。
设置专职机构，用制度化去保障峻法严刑下的信仰规范化处理，以使得信仰体系在规范化、制度化下合理重构 ，成为了古代环保的一大亮点。
结语
源远流长的古代环保史，宛如一幅生动的绘画卷轴，为我们描绘出了数千年来的环保工程。从最初自然崇拜下的信仰，到时代变迁下的信仰危机，是一种是否坚持环保的考验。峻法严刑的规范化处理，有司专管的制度保障，完美无瑕的通过了考验。而将自然环境、上天神明与社会统治和信仰联系起来，成为了古代环保的一大特点。也正是因为古代延续千年的环保举措，造就了美不胜收的大好河山。它给后世不仅留下了自然美景，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概括来说，古代环保实况，就是“天人合德”信仰与刑名制度之间的一次较量。这种较量持续了数千年，信仰、律法、机构三者之间有过博弈，也有过依存，最终逐渐融合为一，共同构造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古代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