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 欧洲人发现了通往印度洋和美洲的航路。自此, 商业与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 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宗主国。它们的殖民扩张活动遍及世界各地, 近代殖民主义由此开始。
曾经的殖民地在当下的经济发展可谓大相径庭,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 像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国家当前每天的人均GDP仅有2美元;而其他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早已步入全球最富裕国行列, 这些国家每日的人均GDP可高达140美元, 差距不可谓不悬殊。
近些年, 出于对此类经济发展分岔现象的思考, 学者们逐渐将目光移向与殖民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囿于相关数据的缺失, 鲜有学者能对几百年前的欧洲殖民活动给殖民地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直接做出量化评估。
来自剑桥大学的William Easterly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Ross Levine两位学者开创性地统计了殖民年代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人数分布 (Easterly和Levine, 2016) , 并发现当前的人均收入和殖民时期于当地定居的欧洲殖民者人数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该文名为“The European Origi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发表于2016年的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该文综述了大量有关殖民影响的研究文献, 归纳出两个推论:第一, 殖民时期来自欧洲的定居者人数与殖民地国家当下的经济发展强正相关;第二, 欧洲定居者比他们的后裔们对殖民地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得多。好在当初殖民统治者们对殖民地的人口数据有着详细的记录, 在此基础上作者首先统计构造了当年欧洲人占殖民地总人口比例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
文章认为欧洲殖民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其一, 1500年欧洲探险家们尚未到来时这些殖民地国家的人口密度, 此可被用来度量宗主国的殖民者们可能遭遇的抵抗程度;其二, 由殖民者们带来的传染病 (如天花、流感等) 导致的殖民地国家本土居民死亡率;其三, 纬度——殖民地与赤道的绝对距离, 以此度量探险家们因为气候原因为某片土地所吸引的程度大小。还有一些其他变量, 如贵金属 (衡量某一区域是否因为有丰富的矿藏而吸引欧洲殖民者的到来) 、殖民地与伦敦的距离、殖民者的死亡率等也被用于检验过程。
检验结果表明:前三个变量基本上就可以解释欧洲殖民的影响程度。例如, 在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 当以上三个变量对于殖民者皆有利时, 欧洲人口占各殖民地总人口的比例均较高;相反, 若三个变量对于殖民者来说并非全部有利时, 欧洲殖民者的占比就会较低。文章还考察了以往文献中经常被用来解释欧洲殖民的一个重要因素——殖民者死亡率, 但结果显示殖民者死亡率与欧洲殖民之间的关系随着所选取的样本和控制变量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即该变量的影响并不稳定。
作者还着重分析了殖民时期欧洲人占殖民地总人口比例与殖民地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并发现这些殖民地国家的当前收入水平与殖民年代欧洲定居者的占比正相关。但欧洲定居者占比高于12.5%的殖民地样本很少, 因此作者试图去掉这些样本并用非参数模型拟合, 再继续去掉欧洲定居者为零的样本, 并用同样的计量方法重新拟合, 最后证实了殖民地国家当下的收入水平与殖民时期欧洲人占比之间的正向关系 (见图1-图3) 。随后, 作者考察了欧洲殖民对殖民地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发现关键还在于政治制度和人力资本积累。
图1 欧洲殖民定居者占殖民地总人口比例 (横轴) 与当下收入 (纵轴) 的关系 (全样本)
图2 欧洲殖民定居者占殖民地总人口比例 (横轴) 与当下收入 (纵轴) 的关系 (<12.5>
图3 欧洲殖民定居者占殖民地总人口比例 (横轴) 与当下收入 (纵轴) 的关系 (0
文章还得出另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即:虽然欧洲殖民给殖民地国家带去了人力资本、技术、制度、国际贸易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影响, 但当定居的欧洲殖民者人数过少时, 殖民对当地产生的攫取性效应会更强。结果显示, 定居的欧洲殖民者占比低于4.8%时, 殖民制度的负面作用便会超过其他方面给殖民地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 结果便是这些国家比非殖民地国家经济表现要差。然而, 一旦欧洲定居者的人口比例高于4.8%时, 这些殖民地当下的经济发展比非殖民地的经济表现明显要好。
文章的反事实推断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近40%与昔日的欧洲殖民和移民有关 (欧洲除外) , 换言之, 殖民年代欧洲的六百万移民影响了今天超过50亿人口的地域的经济发展。这让人不禁咋舌!作者最后充分肯定了以往有关欧洲殖民的研究成果, 但本文却是首次直接从正面证实了欧洲殖民给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