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末, 歐洲人發現了通往印度洋和美洲的航路。自此, 商業與貿易中心逐漸由地中海轉向大西洋, 出現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宗主國。它們的殖民擴張活動遍及世界各地, 近代殖民主義由此開始。
曾經的殖民地在當下的經濟發展可謂大相徑庭, 在過去幾個世紀中, 像剛果、坦桑尼亞等國的經濟增長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這些國家當前每天的人均GDP僅有2美元;而其他像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早已步入全球最富裕國行列, 這些國家每日的人均GDP可高達140美元, 差距不可謂不懸殊。
近些年, 出於對此類經濟發展分岔現象的思考, 學者們逐漸將目光移向與殖民相關領域的研究。但囿於相關數據的缺失, 鮮有學者能對幾百年前的歐洲殖民活動給殖民地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直接做出量化評估。
來自劍橋大學的William Easterly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的Ross Levine兩位學者開創性地統計了殖民年代歐洲殖民者在殖民地國家的人數分佈 (Easterly和Levine, 2016) , 並發現當前的人均收入和殖民時期於當地定居的歐洲殖民者人數有著顯著的正向關係。該文名為“The European Origi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發表於2016年的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該文綜述了大量有關殖民影響的研究文獻, 歸納出兩個推論:第一, 殖民時期來自歐洲的定居者人數與殖民地國家當下的經濟發展強正相關;第二, 歐洲定居者比他們的後裔們對殖民地國家當前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正面影響要顯著得多。好在當初殖民統治者們對殖民地的人口數據有著詳細的記錄, 在此基礎上作者首先統計構造了當年歐洲人佔殖民地總人口比例的年度時間序列數據。
文章認為歐洲殖民的主要影響因素有三:其一, 1500年歐洲探險家們尚未到來時這些殖民地國家的人口密度, 此可被用來度量宗主國的殖民者們可能遭遇的抵抗程度;其二, 由殖民者們帶來的傳染病 (如天花、流感等) 導致的殖民地國家本土居民死亡率;其三, 緯度——殖民地與赤道的絕對距離, 以此度量探險家們因為氣候原因為某片土地所吸引的程度大小。還有一些其他變量, 如貴金屬 (衡量某一區域是否因為有豐富的礦藏而吸引歐洲殖民者的到來) 、殖民地與倫敦的距離、殖民者的死亡率等也被用於檢驗過程。
檢驗結果表明:前三個變量基本上就可以解釋歐洲殖民的影響程度。例如, 在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美國, 當以上三個變量對於殖民者皆有利時, 歐洲人口占各殖民地總人口的比例均較高;相反, 若三個變量對於殖民者來說並非全部有利時, 歐洲殖民者的佔比就會較低。文章還考察了以往文獻中經常被用來解釋歐洲殖民的一個重要因素——殖民者死亡率, 但結果顯示殖民者死亡率與歐洲殖民之間的關係隨著所選取的樣本和控制變量的不同而產生變化, 即該變量的影響並不穩定。
作者還著重分析了殖民時期歐洲人佔殖民地總人口比例與殖民地國當前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 並發現這些殖民地國家的當前收入水平與殖民年代歐洲定居者的佔比正相關。但歐洲定居者佔比高於12.5%的殖民地樣本很少, 因此作者試圖去掉這些樣本並用非參數模型擬合, 再繼續去掉歐洲定居者為零的樣本, 並用同樣的計量方法重新擬合, 最後證實了殖民地國家當下的收入水平與殖民時期歐洲人佔比之間的正向關係 (見圖1-圖3) 。隨後, 作者考察了歐洲殖民對殖民地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 發現關鍵還在於政治制度和人力資本積累。
圖1 歐洲殖民定居者佔殖民地總人口比例 (橫軸) 與當下收入 (縱軸) 的關係 (全樣本)
圖2 歐洲殖民定居者佔殖民地總人口比例 (橫軸) 與當下收入 (縱軸) 的關係 (<12.5>
圖3 歐洲殖民定居者佔殖民地總人口比例 (橫軸) 與當下收入 (縱軸) 的關係 (0
文章還得出另一個有意思的結論, 即:雖然歐洲殖民給殖民地國家帶去了人力資本、技術、制度、國際貿易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影響, 但當定居的歐洲殖民者人數過少時, 殖民對當地產生的攫取性效應會更強。結果顯示, 定居的歐洲殖民者佔比低於4.8%時, 殖民制度的負面作用便會超過其他方面給殖民地經濟發展帶來的促進作用, 結果便是這些國家比非殖民地國家經濟表現要差。然而, 一旦歐洲定居者的人口比例高於4.8%時, 這些殖民地當下的經濟發展比非殖民地的經濟表現明顯要好。
文章的反事實推斷表明: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近40%與昔日的歐洲殖民和移民有關 (歐洲除外) , 換言之, 殖民年代歐洲的六百萬移民影響了今天超過50億人口的地域的經濟發展。這讓人不禁咋舌!作者最後充分肯定了以往有關歐洲殖民的研究成果, 但本文卻是首次直接從正面證實了歐洲殖民給當今的世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深遠而持續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