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絕不是日本,而是一個超級版的韓國+年少時的美國

【導語】美國雖然仍是全球最大經濟體,GDP總量高達20.8萬億美元,但增速也同比下滑了4.3%。相比起來,中國將是全球大國中唯一的亮點。

作者 | 君臨研究中心

文章轉載自君臨網(ID:junlin_1980),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不代表中制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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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IMF發佈了一份報告,預測2020年世界各國的GDP最新數據。

這是一幅疫情下的慘淡眾生相:日本GDP將同比下滑5.3%,德國同比下滑6%,法國和英國均同比下滑9.8%,印度甚至同比下滑達到兩位數的10.3%……美國雖然仍是全球最大經濟體,GDP總量高達20.8萬億美元,但增速也同比下滑了4.3%。

相比起來,中國將是全球大國中唯一的亮點。2020年,預計GDP總量將首次達到美國的70%以上,高達73%,相比於去年的67%提高了6個百分點。

上一次,GDP達到美國70%以上的,是日本。1995年,美國GDP7.64萬億美元,日本5.45萬億美元,兩國GDP比例為71%。此後,日本的太陽開始落下,知名的跨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全線收縮,兵敗如山倒。

這究竟發生了什麼?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

中國絕不是日本,而是一個超級版的韓國+年少時的美國

1995年巔峰期的日本,有多強大?在晚一年發佈的財富500強榜單上,日本上榜企業141家,僅次於美國的153家,幾乎打成平手。這一百多家企業,絕大部分可以納入四個板塊:綜合商社、金融地產、汽車機械、電子電器。

(1)綜合商社

這是日本的特殊產業,又叫財閥。

早年發跡於零售業,後來壟斷了流通領域,隨著日本的進出口貿易壯大,逐漸將觸角伸到海外,代理經銷、投資收購,無一不做。商社在日本經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舉例來說,當年中國基建大發展的時候,鐵礦石需求巨大,但這些鐵礦石都要從海外三大礦業巨頭(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進口。由於我國鋼企眾多,缺乏整合,而礦企整合度高,導致定價權被牢牢的掌控在海外礦企手裡。那十年間,礦石價格年年暴漲,而我國鋼企只能賺到一點可憐的加工費,成為了我國高層喉嚨裡的一根刺。

後來,即使由產業協會居中斡旋,也沒能得到一個理想的結果,甚為痛心。許多年後,我國高層吸取教訓,往往由更高層的政府機構出面,在重要的產業上用“集採”的方式跟外資談判。幾年前的高鐵,如今的醫藥,都是這個路子,定價權便從此轉移。日本的綜合商社,雖然是市場化的企業,但由於壟斷度高,起到的便是這個掌控定價權的意義。

壟斷到什麼程度呢?

在1996年的財富500強裡,日本五大商社以營收計,壟斷了日企的前五名。即使在全球企業裡,也是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如此驚人的規模,在對外貿易中自然擁有足夠的話語權。五大商社分別是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丸紅,住友商事,雖然名為綜合商社,但其實各執一方,經營的領域有很大差異。比如三菱,主要從事能源、汽車等,旗下擁有大量的煉油廠、儲油罐,加油站等設施。

伊藤忠主要從事紡織、食品等,旗下擁有永旺百貨、吉之島超市、7-11便利店等連鎖組織。丸紅主要從事電力、糧食等,是全球最大的糧商之一,在飼料、咖啡、釀酒等領域廣泛佈局。三井主要從事礦產、船運等,住友主要從事化工、機械等。以三井為例,為了掌控鐵礦石的定價權,三井很早就承擔起跟三大礦企統一談判價格的任務。

然後,又抓住機會入股了三大礦企之一的淡水河谷,成為了他們的股東,手拉手一起賺錢。買了礦之後,還承擔起鐵礦石的運輸,商船三井是世界最大的鐵礦石,LNG,汽車滾裝運輸船隊之一。

據業內估計,五大商社掌控了日本進出口貿易的一半左右,從進口採購到海外銷售代理,從產業投資到供應鏈服務,扮演了至關重要的產業組織者的角色。

(2)金融地產

跟今天的中國一樣,當年的日本也流行炒房。

因此這個榜單上,有著數量龐大的地產和金融公司,比如大成建設、清水建設、鹿島建設、積水住宅、大和房屋等建築地產公司。銀行和保險公司也相當多,進入世界前100名的36家日企裡,銀行保險公司有10家。

在日本的經濟結構裡,產業的上下游聯繫極為緊密。從上游的金融資本,到中游的製造,到下游的貿易出口,往往一個產業只由少數幾個財閥把控,形成高度壟斷的結構。彼此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債權關係”,而是緊密度更高的“財閥式股權模式”。

這種類似聯合艦隊的模式,好處是在全球競爭中一致對外,抗風險能力更強。日本在戰後能夠得以率先崛起,在發達國家陣營裡一枝獨秀,跟這種產業結構的獨特性有著莫大的關係。

(3)汽車機械和電子電器

如果說,商社和金融是日本的底層操作系統,正是因為有它們的獨特性,才使得日本的製造業得以貨如輪轉、通江達海。那麼,汽車機械和電子電器,就是日本對外出口的兩把利劍。

汽車機械,包括了豐田、日產、本田、鈴木、馬自達、五十鈴、斯巴魯等八大車企,以及背後的一系列零部件、機床設備公司。

電子電器,包括了松下、索尼、夏普、日立、東芝、NEC、富士通、三菱電機等八大企業,以及背後的一系列電子、材料、設備公司。

這兩大產業,在1970-80年代崛起的時候,主要的對手便是美國。戰後的1960年代,是美國經濟的巔峰期,美國GDP約佔全球GDP的40%。以通用汽車為例,當時其擁有德國的歐寶、英國的沃克斯豪爾、澳大利亞的霍頓等多個子公司,在巴西、阿根廷、南非建廠,ROE處在15%以上,平均分紅比率在50%以上。

無論世界市場佔有率,還是盈利能力,都堪稱極盛時期。那時候,美國車擁有巨大的空間、強勁的發動機,非常適合美國人的長途旅行需求,對荷包豐滿的美國人充滿了誘惑力。但誰也無法預料,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和越戰帶來的通貨膨脹,嚴重的打擊了美國人的購買力。

隨後,低價、省油的日本車抓住機會,長驅直入。美國車曾經也想過跟日本車在低價上進行競爭,但很快就繳械投降了。他們發現,美國高昂的人力成本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以至於在同等質量的情況下,日本車必然能做到更低的價格。

不可否認,日本產品有著非常優良的品質,在細節上的微創新。但歸根到底,在多個行業都能獲得巨大的成功,主要還是依靠著發達國家中最低的成本競爭力,贏得了出口戰爭中的主導權。這種成本競爭力,並非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廉價工人成本。它是個綜合指標,包括研發成本、營銷和採購成本、融資成本等幾個環節。

研發上,你得有足夠數量的優質工程師,在薪酬成本上有競爭力,這就是所謂的“工程師紅利”。在對外採購原料,物流運輸和營銷傳播的時候,都有足夠的議價能力,這就要求你在貿易零售等相關行業有一定的整合,形成統一對外的聲音。一旦存在市場機會,想要燒錢擴張搶市場,你還得有一個足夠便利、並且低成本的金融市場做配套。

這顯然是中後期工業化國家之間,才能存在的較量。1970年代,日本的商社+金融的財閥結構形成,為日本工業品向全球市場的出口做好了準備。最終,依靠這套體系的綜合成本優勢,美國製造業在汽車、家電、消費電子、存儲芯片等各個領域相繼敗下陣來。

日本製造業走向了全盛時代。

中國絕不是日本,而是一個超級版的韓國+年少時的美國

1995年之後,日本GDP由盛轉衰。

許多行業,似乎是在一夜之間就不行了,相繼撤出了在世界市場上的存在感。人們對此充滿了疑惑,各種猜測紛至沓來。

最流行的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貨幣戰爭。

因為美國霸王硬上弓的廣場協議,使得日本貨幣大幅升值,由此引發了房地產和股市的泡沫,隨後泡沫崩潰,日本一蹶不振。這種觀點流傳十幾年後,近來闢謠的聲音開始出現。

話說,當年跟美國一起簽下廣場協議的,除了日本,還有英國、德國等歐洲的小夥伴呢。為啥他們就沒有崩潰?!況且,美國作為世界老大,幾乎每十年就來一次轟轟烈烈的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風暴也是來自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為啥他就沒有一蹶不振呢?

第二種觀點是近來流行的日美毛衣戰。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1985年以後,美國先後多次發起對日本的半導體傾銷訴訟,繼而對日本出口美國的芯片徵收懲罰性關稅,甚至不惜扶植韓國來對付日本。

故事一波三折,相當引人入勝。疑問是:毛衣戰真有這麼巨大的威力嗎?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何美國不乘勝追擊,將日本的汽車產業、韓國臺灣的半導體產業也統統斬落馬下、根絕後患?以上兩種觀點都只是表面現象,有關係,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種觀點相對更理性,沒那麼多腦補。

這種觀點認為,日本嚴重的人口老齡化,造成了本土市場的需求萎縮,以及對創新的抑制。誠然,這種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下面這個表為例,這是2019年的各國老齡化排行榜,指的是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

中國絕不是日本,而是一個超級版的韓國+年少時的美國

日本的老齡化程度世界第一,甚至遠遠超過歐美其它發達國家。但問題就在於,老齡化影響的主要是內需消費和創業型科技公司。對於當時由大財閥主導的,在全球市場行銷的日本製造業來說,為何突然就崩潰了呢?

並且,日本的老齡化,是在2000年之後才變得越來越嚴重的。在1990年代的時候,雖然也有這個問題,但只是跟歐洲處於同一水平。別人家的德國都沒有崩潰,為何日本就撐不住了呢?

中國絕不是日本,而是一個超級版的韓國+年少時的美國

科學邏輯的觀點,必須能解釋兩點:

第一,為什麼同樣是二戰之後重新崛起的國度,日本出問題了,而德國沒有?第二,為什麼同樣是日本出口的兩張王牌,電子電器產業出問題了,而汽車機械產業沒有?

遺憾的是,目前市場上能看到的所有觀點,都無法回答這兩個問題。

德國人口8000萬,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二,經濟規模略小,王牌產業集中在汽車機械、化工製藥等領域。這些產業,日本的優勢同樣很明顯,目前依然看不出來有衰落的跡象。

可以說,兩個問題的背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本的電子電器產業忽然就衰落了,而汽車機械產業卻沒有?

首先看汽車業,這個行業的護城河有兩點:

第一是奢侈品屬性,汽車很貴,很大程度上體現著一個家庭的面子,因此品牌很重要,價格敏感性不高。當然,這裡指的主要是中高檔車,經濟型車還是有價格敏感性的,也因此成了後發國家進攻的主要方向。

第二是質量屬性,安全和精密比技術的炫酷更重要,這就涉及到背後的經驗值,而經驗是需要時間去試錯和沉澱的。並且,質量這個東西,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感受到明顯的差異,所以為安全起見,很多人都只能選擇相信品牌。

可以發現,日本的產業結構中,凡是擁有這兩條護城河的,基本都毫髮無損,整體的保留了下來。比如機械、工業機器人、製藥、半導體材料和設備行業等,質量屬性很強,一些小眾的化妝品、JK制服等,也因為其奢侈品屬性而得以風靡。

這兩條護城河,本質上都指向了一點:高品牌依賴度,低價格敏感度。再看電子電器行業,這個行業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性價比上。

首先,性能很重要,背後反應的是技術門檻。比如日本曾經最重要的兩大產業,電視和電腦。電視的背後是屏幕(面板),電腦的背後是半導體。技術門檻確實很高,當時全世界僅有三四個地區能生產:美國、日本、韓國、臺灣。但又並非高到唯我獨尊的程度。

日本的電視屏幕有索尼、松下、夏普三家,半導體也有日立、東芝、NEC等多家企業能做。既然技術不是唯一的,那就尷尬了。這意味著,你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研發,說到底就是個人才數量+時間的問題,背後拼的是燒錢能力。當技術水平站到一個層面的時候,價格決定了競爭力。一旦淪落到價格層面的較量,日本就沒有任何優勢了。

1995年的時候,日本的人均GDP是4.34萬美元,是同期美國的2.87萬美元的1.5倍,韓國的1.26萬美元的3.4倍!

韓國這個時候開始進入面板和芯片產業,工程師的薪酬成本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韓國的財閥結構甚至比日本的壟斷性更強,三星、LG、SK等財團不僅壟斷上中下游,也有自己的銀行,無論是融資成本,還是營銷與採購成本,都不比日本遜色。

於是乎,經過十年左右的漫長價格戰,韓國逐漸在技術追上了日本,也依靠綜合成本優勢瓦解了日本在電子電器產業上的優勢。也就是說,韓國對日本的追趕,本質上就是當年日本對美國追趕模式的複製。

中國絕不是日本,而是一個超級版的韓國+年少時的美國

但美國和日本,又是不一樣的。

日本在1990年代之後,由盛轉衰,從此一蹶不振。美國卻在1990年代走向了新生,依靠軟件和互聯網產業革命,實現了逆風翻盤。憑什麼?

我們知道,高科技產業分兩種:輕資產的和重資產的。

重資產的,像芯片製造、面板、新能源車、光伏等行業,需要大規模的資本開支,投入到設備採購、廠房的建設等地方。由於有實體存貨,看得見摸得著,相對容易獲得銀行貸款,所以債務融資能力是核心競爭力之一。而新一代的工業化國家,如日本、韓國,通過發展起財閥式的債務+股權融資模式,實現了商業模式的升級,競爭力變得更強大。

輕資產的,像軟件、互聯網、人工智能、生物創新藥等,則是另一套發展邏輯。他們也需要大規模的資本開支,無論是研發,還是營銷,都是很燒錢的。但由於不存在實體存貨,而主要是知識產權,結果就是很難通過銀行渠道實現融資。

美國發展起來了另外一種模式,VC融資的模式。VC融資,本質上跟股市一樣,是一種股權融資的早期版本,更適合未上市的創業企業而已。在VC的支持下,美國的蘋果、谷歌、亞馬遜、Facebook、Netflix等科創企業雨後春筍般湧現,軟件和互聯網革命就此轟轟烈烈的展開。

美國經濟煥發了新春。那為什麼日本不去複製這套模式呢?也不是沒想過,譬如日本就有軟銀這樣的VC大佬,但大佬們很快就發現……

投日本互聯網公司的性價比太低了。輕資產企業,除了需要融資配套以外,還有兩個特點:

第一,網絡規模效應。

不管是軟件,還是互聯網,都有著很強烈的網絡規模效應,整個細分領域通常只能活下來一個,形成壟斷優勢。在這種情況下,足夠大的有壁壘的本土市場,是贏得生存的關鍵。日本市場不夠大,壁壘也不夠高,因此容易成為美國公司的入侵市場,存活幾率很低。於是軟銀寧願跑來中國搞VC投資,都不投日本的本土企業。

第二,知識產權保護壁壘。

有些行業,像生物製藥、芯片設計等,知識產權壁壘是一道很深的護城河,也跟上下游生態有緊密的關係。這樣,就保護了先發國家地區的優勢,使得後進國家難以依賴價格戰實現逆襲。

可以說,最近三十年,美國的人均GDP能實現翻倍增長,遠遠甩開了日本,主要的發動機就是這些低價格敏感度的輕資產型科技產業。而日本呢,輕資產的拼不過美國,重資產的又被低成本地區打敗,只能徒呼奈何。

中國絕不是日本,而是一個超級版的韓國+年少時的美國

當下的中國,時隔二十五年後,又一次站在了當年日本站在的位置上。GDP總量正無限逼近美國。

但中國絕不是日本,而是一個超級版的韓國+年少時的美國。

從人均GDP上來看,中國2020年的人均GDP只有1萬美元多一點,跟1995年的韓國相近。作為一箇中後期的工業化國家,中國的硬件基礎設施和底層操作系統都已經準備好了。

工程師紅利、集採模式帶來的低廉採購成本、政商關係緊密帶來的低廉融資成本,諸多因素都已一一出現。對於重要的產業,我國政府不僅提供政策補貼,還投錢入股。國家層面有大基金對芯片產業的入股,地方層面有合肥政府對蔚來汽車的入股……

不是財閥,勝似“財閥”。因此在重資產型科技行業方面,中國大陸的競爭力幾乎是壓倒性的。從過去的光伏、LED、面板、新能源車,到正大力燒錢中的芯片產業,成功都將只是時間問題。只不過,這個領域的對手,已經從美國變成了韓國和臺灣。

另一方面,從GDP規模和人口上來看,中國又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中國有14億人口,比整個發達國家陣營10億人口的總數還要多40%,跟少年時的美國類似。一百年前,美國崛起的時候,北美大陸相對於老歐洲,在人口規模上同樣是碾壓式的。

龐大的人口規模,帶來了巨大的市場,只要市場機制能充分激發人的創造力,這是任何科技產業都夢寐以求的沃土。正是這種規模性,讓中國成為了美國之外第二個成功複製了VC融資模式的地區。由此,帶來了中國互聯網、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輕資產型科技行業的一派繁榮景象。

既有低綜合成本優勢,又有規模效應優勢;既有類財閥式股權融資的優勢,又有VC融資便利性的優勢;既能跟東亞地區搶重資產型科技行業,又能跟美帝拼輕資產型科技行業。

對於美帝來說,這真是一個無解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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