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井水處，皆歌柳永詞。”作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力寫作慢詞的人，柳永在民間有著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大的影響力。但他這個大眾偶像卻始終入不了官家法眼，宋真宗、宋仁宗不喜歡他，和他一樣喜歡寫詞的晏殊甚至還羞辱過他。按理說就算是文人相輕，也不至於當面給對方難堪，
柳永究竟是哪裡得罪了晏殊呢？這還得從北宋文壇在對待“詞”這一文體時自我牴牾的怪現象說起。
晏殊劇照
宋詞在宋初文壇的尷尬處境
今天的我們在談論古詩詞的時候，往往會唐詩宋詞並稱，甚至因為宋詞結構錯落有致、聲調抑揚頓挫、措辭優美雅緻等特點，比起唐詩來，有不少人更偏愛宋詞。但在宋朝文壇，詞的地位其實很低。
- 詞乃詩之餘：翰墨之餘，作為歌詞
詩歌素來有文學桂冠之稱，早在先秦時期，《詩經》就是諸侯與卿士大夫在公開場合用來闡明觀點、證明學識的載體。孔子明確提出了“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觀點，後世文人皆奉為圭臬。
雖然六朝的詩歌文學一度流於浮華，所言空洞無物，但到了唐代，隨著科舉制度逐漸成熟，唐朝開始“以詩取士”，詩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拔高。自此，會寫詩、寫好詩不僅僅是一個文人才華與學識的體現，更是一種胸襟抱負的折射，同時具備了文學功能與政治功能。
唐詩代表李白
那麼詞呢？在當時，詞被視為“詩之餘也”，意思就是詞不過是詩人沒事兒做的時候隨便寫寫的東西，頗有點現代人工作之餘玩玩遊戲看看電影的意思。詩餘這個稱呼最早出現在南宋，當時經過蘇軾的大力弘揚，詞的地位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卻依然會被成為詩之餘，可見在更早的北宋初期，詞的地位有多低下。
- 詞為豔科：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妖嬈之態
詞自唐代誕生以後，主要有兩條發展路線，其一是以《雲謠集雜曲子》為代表的民間路線，其二是以花間派為代表的文人路線，但無論是哪種路線，寫出來的詞一開始都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濫鄭聲”，這也與詞本身的屬性有關。
詞與詩有許多區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詞原本是帶有音樂屬性的（《詩經》中的作品原本也大都與音樂掛鉤，但後世的詩則與音樂剝離開來，成為獨立的文學體裁），拿今天的情況來比，有點類似於流行歌曲。而當時承擔這份工作的基本上都是歌女，於是詞就逐漸演化成了風月場所用來助興的東西，其傳播者往往都是風塵女子，內容自然也就偏於豔俗。
溫庭筠是歷史上第一個大力寫詞的文人，溫庭筠出身於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為人風流不羈，整日流連於歌樓妓館，所寫的詞自然也就侷限於男女燕婉之私，充滿了風塵氣豔俗的特質。
溫庭筠
《舊唐書》說溫庭筠：“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詞”，也因此受到了主流社會的排擠，潦倒了大半生，但溫庭筠引領了花間派的潮流，把詞的寫作帶到了“豔科”
的方向。北宋文人的牴牾：看不起詞卻又喜歡寫詞
正如前文所言，詞從一開始就沒有被視為庸俗的東西，根本不登大雅之堂，用幾句話來形容就是：“詞植根於教坊歌女之口，揚聲於雕欄玉砌之間，寓形於風花雪月之中。”進入五代以後，經由南唐李璟李煜父子以及馮延巳等人的大力弘揚，文人寫詞之風逐漸流行起來，但他們所寫的詞大多也都逃脫不了“豔情”的藩籬，直到南唐滅亡，李煜詞風才為之一變，開始抒發國仇家恨，但這種寫法在當時並沒有掀起太大的波瀾。
宋初，詞在民間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在那些文人士大夫眼裡，有著根深蒂固的“詩莊詞媚”的觀點，在他們看來，詩寫好了，是可以名傳後世的，而詞呢，不過是一種僅僅流行於當世的娛樂之作。但宋初的文人同時又面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他們很想寫一些能名傳後世的好詩，但唐人已經把詩寫得盡善盡美了。
於是，以楊億、錢惟演等人為首的一批館閣文臣開始刻意追求詩的形式美，大力雕飾語句、聲調、辭藻，他們所創作的詩帶著明顯的整飭、典麗的藝術特徵，讀起來頗為炫人眼目，但在思想內容上卻比較貧乏，脫離社會現實，缺乏真情實感，這就是著名的西昆體。
可以說，宋初的文人，寧願把這種貧乏空虛的西昆體詩奉為藝術品，也不願把詞捧得太高。歐陽修曾說：“三十年前，尚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樂而不知其非也。”（《答孫正之第二書》），作為文壇盟主的歐陽修，晚年一度後悔當年寫了那麼多詞。
歐陽修
但正所謂誰都逃脫不了真香定律，他們雖然嘴上看不起詞，但手裡卻沒有閒著。 無論是楊億、錢惟演還是《西昆酬唱集》中的其他作者，幾乎每個人都有詞作傳世，其中有些人流傳下來的詞甚至比詩還多。後來的晏殊、歐陽修、柳永、宋祁、張先等人也莫不如是，他們沒有魄力也沒有決心去提升詞在社會上的地位，但私下裡卻沒有少寫詞。
在北宋文人的眼裡，詩是陽春白雪，是高雅的士大夫文化，詞是下里巴人，是低俗的民俗娛樂，但這些士大夫，在真正創作的時候，卻又沒人能免俗，於是就出現了“看不起詞，卻又偏偏喜歡寫詞”的奇怪現象。
晏殊與柳永：太平宰相與白衣卿相
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張舜民《畫墁錄》
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柳永在地方當官已經好幾年了，按大宋律法，應該可以改官升遷了，於是寫了一首詞進獻給宋仁宗，誰知道卻觸怒了宋仁宗，改官升遷的事自然就泡湯了。但柳永並不死心，於是去拜訪宰相晏殊，想看看同樣喜歡寫詞的晏殊能不能給自己說點好話。
宋仁宗
到了晏殊府上，晏殊問柳永：“聽說你喜歡寫詞？”柳永回答說：“相公您不也喜歡寫詞嗎？”晏殊一聽，頓時不高興了：“我雖然喜歡寫詞，但絕對不會寫‘針線慵拈伴伊坐。’這樣庸俗的詞。”柳永聽了，只能悻悻而退。
晏殊與柳永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人，甚至柳永還比晏殊大幾歲，但兩人的人生旅途卻大不相同。晏殊14歲中進士，柳永則從25歲考到40歲都始終榜上無名，兩人一個是實打實的“太平宰相”，另一個是自稱“白衣卿相”。但
同為宋初大量寫詞的文人，晏殊和柳永之間的矛盾並不是因為社會地位和境遇的差別，而是源於對詞的態度不同。第一個不同，就是藝術風格上不同的追求。“針線慵拈伴伊坐”出自柳永寫過的一首《定風波》，大意是女子依靠男子坐著，連針線活都做得很慵懶。這首詞寫的是男女閨情，非常平民化、大眾化，並且以歌妓的口吻創作了大量豔俗之詞，於是惹得晏殊不喜。
晏殊也寫詞，但晏殊的風格是清麗、雅緻的，晏殊也寫過思婦詞，但其辭如“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與柳永“百態千嬌，再三偎著，再三香滑”風味不同，情趣迥異。
柳永《雨霖鈴》
第二個不同，是寫詞時體裁偏好不同。柳永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力創作慢詞的人，而晏殊一生專情與小令。一般而言，慢詞是指字數較多的詞，小令則是字數較少的詞。唐五代以來的詞皆以小令為主，晏殊繼承併發揚了小令的藝術特色，而慢詞主要是宋以後的產物，對傳統的小令詞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革新。晏殊工於小令，柳永喜填慢詞，所以雖然都喜歡寫詞，實際上他們並非同道中人。
結語
早年，柳永在宋真宗時期科舉落榜，曾寫下了“忍把浮名，換了淺酌低唱”這樣的句子，到了宋仁宗時期，又因為這句話被仁宗以“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為由而黜落。晏殊為何羞辱柳永？一方面確實是因為兩人雖然都是詞人，但是寫詞的偏好、風格都大異其趣，太平宰相自然看不起白衣卿相，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仁宗對柳永表示了罷黜的態度。雖然歷史上仁宗以好好先生的脾氣而聞名，大臣們當面把唾沫星子濺到他臉上也不會有事，但晏殊也斷不會因為一個柳永就跟仁宗頂牛，那不是直言極諫，而是不識時務。
所以，晏殊隨便找了個“針線慵拈伴伊坐。”的理由令柳永難堪的退下了，但晏殊與柳永這番對話中，卻不折不扣地反映出了北宋文壇對詞那種自我牴牾的心態。這種心態，源於詩在唐朝以後取得的高超地位，也源於詞與生俱來的低俗背景。這種情況，要一直等到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等人在詞的內容與題材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後，才會逐漸改善，才有了宋詞的萬千氣象，不過那又是宋詞發展史上的另外一段歷程了。
參考文獻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化史導論》
《二晏年譜》
《全宋詞》
《人間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