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井水处，皆歌柳永词。”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慢词的人，柳永在民间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大的影响力。但他这个大众偶像却始终入不了官家法眼，宋真宗、宋仁宗不喜欢他，和他一样喜欢写词的晏殊甚至还羞辱过他。按理说就算是文人相轻，也不至于当面给对方难堪，
柳永究竟是哪里得罪了晏殊呢？这还得从北宋文坛在对待“词”这一文体时自我抵牾的怪现象说起。
晏殊剧照
宋词在宋初文坛的尴尬处境
今天的我们在谈论古诗词的时候，往往会唐诗宋词并称，甚至因为宋词结构错落有致、声调抑扬顿挫、措辞优美雅致等特点，比起唐诗来，有不少人更偏爱宋词。但在宋朝文坛，词的地位其实很低。
- 词乃诗之余：翰墨之余，作为歌词
诗歌素来有文学桂冠之称，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就是诸侯与卿士大夫在公开场合用来阐明观点、证明学识的载体。孔子明确提出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观点，后世文人皆奉为圭臬。
虽然六朝的诗歌文学一度流于浮华，所言空洞无物，但到了唐代，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唐朝开始“以诗取士”，诗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拔高。自此，会写诗、写好诗不仅仅是一个文人才华与学识的体现，更是一种胸襟抱负的折射，同时具备了文学功能与政治功能。
唐诗代表李白
那么词呢？在当时，词被视为“诗之余也”，意思就是词不过是诗人没事儿做的时候随便写写的东西，颇有点现代人工作之余玩玩游戏看看电影的意思。诗余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南宋，当时经过苏轼的大力弘扬，词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却依然会被成为诗之余，可见在更早的北宋初期，词的地位有多低下。
- 词为艳科：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
词自唐代诞生以后，主要有两条发展路线，其一是以《云谣集杂曲子》为代表的民间路线，其二是以花间派为代表的文人路线，但无论是哪种路线，写出来的词一开始都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滥郑声”，这也与词本身的属性有关。
词与诗有许多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词原本是带有音乐属性的（《诗经》中的作品原本也大都与音乐挂钩，但后世的诗则与音乐剥离开来，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拿今天的情况来比，有点类似于流行歌曲。而当时承担这份工作的基本上都是歌女，于是词就逐渐演化成了风月场所用来助兴的东西，其传播者往往都是风尘女子，内容自然也就偏于艳俗。
温庭筠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写词的文人，温庭筠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为人风流不羁，整日流连于歌楼妓馆，所写的词自然也就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充满了风尘气艳俗的特质。
温庭筠
《旧唐书》说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也因此受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挤，潦倒了大半生，但温庭筠引领了花间派的潮流，把词的写作带到了“艳科”
的方向。北宋文人的抵牾：看不起词却又喜欢写词
正如前文所言，词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视为庸俗的东西，根本不登大雅之堂，用几句话来形容就是：“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寓形于风花雪月之中。”进入五代以后，经由南唐李璟李煜父子以及冯延巳等人的大力弘扬，文人写词之风逐渐流行起来，但他们所写的词大多也都逃脱不了“艳情”的藩篱，直到南唐灭亡，李煜词风才为之一变，开始抒发国仇家恨，但这种写法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宋初，词在民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那些文人士大夫眼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诗庄词媚”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诗写好了，是可以名传后世的，而词呢，不过是一种仅仅流行于当世的娱乐之作。但宋初的文人同时又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他们很想写一些能名传后世的好诗，但唐人已经把诗写得尽善尽美了。
于是，以杨亿、钱惟演等人为首的一批馆阁文臣开始刻意追求诗的形式美，大力雕饰语句、声调、辞藻，他们所创作的诗带着明显的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读起来颇为炫人眼目，但在思想内容上却比较贫乏，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这就是著名的西昆体。
可以说，宋初的文人，宁愿把这种贫乏空虚的西昆体诗奉为艺术品，也不愿把词捧得太高。欧阳修曾说：“三十年前，尚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乐而不知其非也。”（《答孙正之第二书》），作为文坛盟主的欧阳修，晚年一度后悔当年写了那么多词。
欧阳修
但正所谓谁都逃脱不了真香定律，他们虽然嘴上看不起词，但手里却没有闲着。 无论是杨亿、钱惟演还是《西昆酬唱集》中的其他作者，几乎每个人都有词作传世，其中有些人流传下来的词甚至比诗还多。后来的晏殊、欧阳修、柳永、宋祁、张先等人也莫不如是，他们没有魄力也没有决心去提升词在社会上的地位，但私下里却没有少写词。
在北宋文人的眼里，诗是阳春白雪，是高雅的士大夫文化，词是下里巴人，是低俗的民俗娱乐，但这些士大夫，在真正创作的时候，却又没人能免俗，于是就出现了“看不起词，却又偏偏喜欢写词”的奇怪现象。
晏殊与柳永：太平宰相与白衣卿相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张舜民《画墁录》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柳永在地方当官已经好几年了，按大宋律法，应该可以改官升迁了，于是写了一首词进献给宋仁宗，谁知道却触怒了宋仁宗，改官升迁的事自然就泡汤了。但柳永并不死心，于是去拜访宰相晏殊，想看看同样喜欢写词的晏殊能不能给自己说点好话。
宋仁宗
到了晏殊府上，晏殊问柳永：“听说你喜欢写词？”柳永回答说：“相公您不也喜欢写词吗？”晏殊一听，顿时不高兴了：“我虽然喜欢写词，但绝对不会写‘针线慵拈伴伊坐。’这样庸俗的词。”柳永听了，只能悻悻而退。
晏殊与柳永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甚至柳永还比晏殊大几岁，但两人的人生旅途却大不相同。晏殊14岁中进士，柳永则从25岁考到40岁都始终榜上无名，两人一个是实打实的“太平宰相”，另一个是自称“白衣卿相”。但
同为宋初大量写词的文人，晏殊和柳永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因为社会地位和境遇的差别，而是源于对词的态度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艺术风格上不同的追求。“针线慵拈伴伊坐”出自柳永写过的一首《定风波》，大意是女子依靠男子坐着，连针线活都做得很慵懒。这首词写的是男女闺情，非常平民化、大众化，并且以歌妓的口吻创作了大量艳俗之词，于是惹得晏殊不喜。
晏殊也写词，但晏殊的风格是清丽、雅致的，晏殊也写过思妇词，但其辞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与柳永“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风味不同，情趣迥异。
柳永《雨霖铃》
第二个不同，是写词时体裁偏好不同。柳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慢词的人，而晏殊一生专情与小令。一般而言，慢词是指字数较多的词，小令则是字数较少的词。唐五代以来的词皆以小令为主，晏殊继承并发扬了小令的艺术特色，而慢词主要是宋以后的产物，对传统的小令词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革新。晏殊工于小令，柳永喜填慢词，所以虽然都喜欢写词，实际上他们并非同道中人。
结语
早年，柳永在宋真宗时期科举落榜，曾写下了“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这样的句子，到了宋仁宗时期，又因为这句话被仁宗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为由而黜落。晏殊为何羞辱柳永？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两人虽然都是词人，但是写词的偏好、风格都大异其趣，太平宰相自然看不起白衣卿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仁宗对柳永表示了罢黜的态度。虽然历史上仁宗以好好先生的脾气而闻名，大臣们当面把唾沫星子溅到他脸上也不会有事，但晏殊也断不会因为一个柳永就跟仁宗顶牛，那不是直言极谏，而是不识时务。
所以，晏殊随便找了个“针线慵拈伴伊坐。”的理由令柳永难堪的退下了，但晏殊与柳永这番对话中，却不折不扣地反映出了北宋文坛对词那种自我抵牾的心态。这种心态，源于诗在唐朝以后取得的高超地位，也源于词与生俱来的低俗背景。这种情况，要一直等到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人在词的内容与题材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才会逐渐改善，才有了宋词的万千气象，不过那又是宋词发展史上的另外一段历程了。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化史导论》
《二晏年谱》
《全宋词》
《人间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