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晚，南京。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就任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而在就任的《宣言书》中，孙中山写道：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共鉴之！”（同上书第1-3页）
言出必践大丈夫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同上书第5页）
1月5日，孙中山发布《劝告北军将士宣言文》称：“一俟民国【国民】（原文误-引者）会议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区区此心，天日共鉴。”（同上书第11页）
1月15日，孙在给伍廷芳的电文中称：“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同上书第23页）
2月12日，清帝退位。
当时的孙中山并不放心，他在13日给谭人凤的电文中称：“前提条件，系委曲以求和平，若虚君之制犹存，则决不能承认。文虽愚昧，亦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伪共和之谬制。祈共鉴之。”（同上书第91页）
13日晚19时25分，南京总统府报房收到袁世凯发来的电报：“逸仙足下：鄙人衰病侵寻，敢冀非分。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所望国利民福，免资渔利，斯愿足矣。祈公亮之。”（《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571页）
14日一早，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两份咨文，一份辞职引退，一份推荐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
他随即给袁世凯发电报：“今日文偕各部总次长到参议院辞职，已得承诺。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同时，文推荐执事为临时大总统，明日二时参议院开选举会。先此电闻。”（《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3页）
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称：“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日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
同时，他在《辞职咨文》中附加了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不得更改；二、新总统到南京受职之日，本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收到的贺电
1912年3月8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施行。
不过，纷争早已埋下伏笔，此时才刚刚发作。
专使迎袁与壬子兵变
2月18日，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委派“迎袁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专使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团员包括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部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三十一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8人。
2月22日，9人偕唐绍仪从上海出发赶赴北京。
26日，专使到京。
27日，袁世凯在会见专使时表示：“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同时，他还说：“余非特至宁，并须赴鄂，与黎副总统晤商一切。”
但是，29日晚20点，突发事变。
曹锟统领的北洋第三镇一部哗变。哗变从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开始，乱兵先是劫掠了周围的蔬果摊贩，随即闯进内城。
城外乱兵入城与城内乱兵汇合后，开始了大规模抢劫。金银器店、绸缎庄和洋货店等售卖贵重物品的商铺纷纷被抢。更有城中无赖趁乱打劫，局势一片大乱。
至3月1日凌晨，变乱逐渐蔓延到了西城、北城，乱兵不仅抢劫商铺，东四一带更有商铺被纵火烧毁。
当晚，有乱兵出京与天津的驻军共同在天津浑水摸鱼，把天津华界的繁华商业街抢掠焚烧一空，商家损失高达1200多万两白银。只有租界及毗连租界的地段因有外国士兵把守，乱兵才没敢动手。
3月1日下午16时，袁世凯在北京召集会议，下令立即制止哗变，对乱兵进行弹压。
在袁的命令下，姜桂题率领的禁卫军对抢劫者格杀勿论，乱兵多人被当街打死，另有10名就擒后被斩首示众。
这场变乱前后闹了一周时间才渐渐平息。据事后统计，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3家银行及制币厂也遭劫掠，商民遭抢劫者有4000多家。
3月1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昨夕三时，第三镇驻城内两营，因误听谣言哗变，抢掠城内外街市，继以放火，旋经弹压，秩序业已回复。察专使所驻法政学堂，适在闹事左近，亦被抢掠，蔡公及同行诸君，均分途避出，幸各无恙，今晨移寓六国饭店。事出仓猝，又在夜间，防范不周，至为歉仄。除派员妥为照料并严惩乱兵外，特先电闻。希转知各省，勿听谣言。幸甚。”（《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12页）
3月6日，袁世凯又给孙中山发电：“自经此变，北方商民愈不欲凯南京受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南京政府亦鉴北事之方殷，谅南行之宜缓。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同上书第618页）
3月7日，孙中山复电：“经院议决，【允】（原缺字-引者）公在北京受职。其办法六条，除由参议院电知外，今日一再电专使转达尊处。请黎副总统代行一节，可以取消。尤望即依参议院所开手续，正式受职，速电国务总务总理员名，俾参议院同意，刻日派遣来宁，接收交代，早定大局。”（《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93页）
谁是兵变主谋？
谁是壬子兵变的主谋？传统观点是袁世凯，他密谋哗变，制造自己不能南下就职的借口。
尚小明先生就此有个新观点：“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看问题，他们担心袁南下会损害自身前途和既得利益，故而极力反对，导致袁在确定留守人员时遇到了困难。袁的长子袁克定并且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以及曹锟等亲信将领暗中策划了兵变，以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袁南下之事因此戛然而止。”（《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第116页）
我个人认为，尚先生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但推断多于实际史料支撑，观点还是站不住脚，无法推翻旧论。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唐绍仪曾亲口告诉他：“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后查兵变始末，其策建于段芝贵。初欲扩大拥袁为陈桥之变，后见南方军势尚盛，内有冯国璋之禁卫军不合作，乃缩小范围，令曹锟第三镇中密派一营哗变，藉以恐吓南代表。不知一发不可收拾，京中变兵，经禁卫军镇压击散，冯国璋恐兵变危及两宫，故全军出击，未几京、津、保全告变矣。曹锟为段芝贵所绐，愤极回天津原籍，因此密令由段芝贵黑夜亲手交曹也。曹归津，袁乃派人赍金佛十二尊赐曹锟，段芝贵亲往说之，始来京。”
其实，2月27日晚，袁世凯就对唐绍仪、汪精卫说过：“若赴南之后，北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1912年3月7日《民立报》）
而更重要的是，乱兵虽然肆意劫掠民间，但行动仿佛都有事前计划。首先，没有惊扰紫禁城；其次，没有扰及使馆区及洋人聚居区。但独独抢劫了专使蔡元培等人居住的法政学堂，大家的衣物文件都被“掳掠一空”。京师法政学堂的地址是原进士馆，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如今的西城区力学胡同小学。
尚小明先生的长文《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我也曾细读过多次。但我个人还是认为，以现有史料还推不翻袁世凯主谋哗变的结论。
《袁记约法》对《临时约法》的反动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第二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行。
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颁行，史称“袁记约法”，《临时约法》被废止。
《袁记约法》共10章68条，我们比较这两个宪法性质的文件，很容易发现其异同。
《袁记约法》与《临时约法》最大的不同有两处：一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二是改“参议院”为“立法院”，即，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下，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权力，而降低了代议机构的权力。
不可否认，这些改动在民初时期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其实际的积极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在实质上大大增加了大总统的权力。
从袁世凯后来设谋致《天坛宪草》胎死腹中和炮制所谓《大总统选举法》的事实来看，其意图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康涛
2020年9月17日于北京研磨时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