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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南派足球雜談第十篇。
蘇永舜，這位在老一輩球迷心目中被認為最優秀的本土教練，曾經帶領廣東隊獲得過三運會足球賽冠軍（1975年）、全國足球甲級聯賽冠軍（1979年），隨後執教中國國家隊征戰1982世界盃的亞大區預選賽，最後附加賽中1-2負於新西蘭隊而痛失進軍西班牙世界盃的資格。這是中國足球在2002年世界盃出線之前離世界盃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讓人惋惜的一次。不過，蘇永舜治下的中國隊留給老一輩球迷的記憶卻是讓許多人都終身難忘的，4-2逆轉朝鮮，3-0完勝亞洲冠軍科威特，4-2、2-0雙殺沙特，這幾場酣暢淋漓的勝利直到現在都讓許多球迷們津津樂道。
蘇永舜作為新中國最早一批大學生（中山大學），不管是作為運動員還是教練員，其個人的文化素養在足球圈內都算是相當高的。沉靜、儒雅、書生氣，是他給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們從蘇永舜執教經歷以及執教風格來看，儒雅、書生氣只是蘇指導留給人的表像，其骨子裡那種文人的孤傲、不合時宜的堅持自我、極端的浪漫主義其實都有跡可循。
蘇永舜
不合時宜的堅持自我
1959年的一運會，當時效力於天津隊的蘇永舜和天津隊眾多隊友都被劃分到河北隊，最後一場比賽河北迎戰八一，此戰河北只需平局就能穩獲一運會冠軍，而八一隊則只有取勝方可奪冠。賽前河北隊的備戰準備會上，領導和教練定下的比賽方針是“立足防守、保平爭勝”。而此時年輕氣盛的蘇永舜卻站了出來，說出反對意見：河北隊以前對陣八一隊的交手經歷，河北隊還略佔上風，一味的防守只會讓對方創造出更多的機會，我們還是應該像往常一樣堅持自己的戰術，以我為主。結果，原本是隊中鐵打主力的蘇永舜在本場比賽中被摁在了替補席上，直到八一隊1-0領先之後，他才被替換上場，不過此時卻為時已晚。最終八一隊將1-0的比分保持到了終場成功捧杯，而河北隊只能屈居亞軍。此戰之後，蘇永舜便下定決心，他日如果自己走上教練崗位，絕不“保平爭勝”。
蘇永舜
1973年初，仍在粵北山區的蘇永舜被一紙調令，借調回廣州，重新執掌廣東隊。借調，就意味著他隨時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如違反規定、戰績不佳）重新打回幹校。此時的中國足壇，正流行以訓練中跑量來衡量訓練課的質量，所謂的足球科研人員認為跑動距離越長則說明球員們訓練越努力，訓練質量就越高。於是，全國各個省隊、專業隊，今天你一堂課跑出17000米，我明天就跑出20000，甚至25000，都是一番大幹特幹的熱鬧景象。
蘇永舜卻認為圍繞著跑量而練，訓練課程不僅枯燥，對球員的技術能力也沒有提高，足球運動必須是圍繞著“控、帶、傳、接”這四個字的基本技術為基礎，再加上足夠的體能作為保障，只看跑量卻丟棄技術就是本末倒置。
不過，此時的國家體委經常派出技術人員到各個專業隊去進行跑量統計（監督）。無奈之下，蘇永舜也只能在訓練課中將跑量要求達標。不過為了提高隊中年輕球員的技術能力，蘇永舜每天清晨都會和黃福孝、陳漢粦兩位教練一起，帶著禤潔球、陳熙榮、歐偉庭、何佳、關至銳幾個年輕人進行控帶傳接的技術訓練。
除此之外，蘇永舜更是託朋友從特殊渠道購買當時在香港發行的一些足球雜誌，這些雜誌的內容都是介紹當時在西方國家的球星、比賽還有技戰術發展趨勢。而他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敢拿出來一個人偷偷的閱讀。要知道，在當時社會背景之下，一旦被上級發現他在閱讀此類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讀物，恐怕他的借調之旅也就此結束。而對於蘇永舜，失去的將不僅僅是廣東隊主教練一職，更將面臨著與好不容易才重新團聚的家人再度分離。
1974年世界盃決賽，克魯伊夫率領的荷蘭隊雖然在最後的決賽中惜敗於西德，但是荷蘭隊全攻全守的全新戰術卻給世界足壇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就連中國足壇也未能免俗。在當時掌管中國足球的部門是國家體委下的球類司，根據球類司的足球技術科研人員建議和要求之下，全國各省專業足球隊又颳起了一股全攻全守的技戰術改造風潮。此時的蘇永舜卻認為，中國足球當前的水平較西方世界無疑是落後的，中國球員的能力和技戰術水平根本達不到不區分場上職責，全攻全守的要求。
1975年的三運會，當其他隊伍開始進行全攻全守嘗試之時，蘇永舜卻堅持守舊，甚至給隊內的後衛線球員定下不許助攻的規矩，所有後衛拿球后第一時間傳給中場的陳熙榮、容志行、何佳等人，由他們來負責進攻組織。
未經歷過上世紀七十時代的人，可能難以體會其中的滋味。蘇永舜這種不合時宜，是冒著巨大風險的，這種風險不僅僅是他個人前途，對其家庭也同樣如此。
極致的浪漫主義
看過上世紀70-80年代尤其是75年之後廣東隊足球比賽的球迷朋友，一定對廣東隊比賽中那種地面傳控、兩翼齊飛，水銀瀉地般的進攻特點記憶深刻。蘇永舜執教時期的廣東，不管對手是誰，是強是弱，反正都是以我為主，開局就搶攻，決不龜縮防守。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5年廣東隊1-0力克來訪的西德奧林匹克隊，以及1980年在香港與歐洲冠軍西德漢堡隊3-3的平分秋色。
1980年廣東隊與西德漢堡隊賽後合影
“絕不保平爭勝”，“狹路相逢勇者勝”這兩句話幾乎可以說是貫穿著蘇永舜的執教生涯。這位看似文弱的儒帥，骨子裡的桀驁像極了希臘神話中的那些悲情的英雄們。
在蘇永舜執教生涯中，不管是在廣東隊還是在國家隊，他都不是一個擅長與球員主動交心的教練。在他看來，影響球員的最好方法就是以身作則，用自己的日常行為去感染球員，處事公平透明，這就夠了。在他治下的廣東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隊內的矛盾，而他處理的方法就只有一種，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桌面上，明明白白的說清楚，講事實擺道理。
在蘇永舜的眼中，他是相信人性本善的，甚至他一廂情願的認為他的以身作則能感染著其他人。然而人心其實是這世上最複雜的東西。
蘇永舜在廣東隊獲得成功的經歷，是有時代背景的侷限性 。在他二度入主廣東隊時，麾下的這批廣東隊球員，如容志行、陳熙榮等人都是出生於40-50年代，他們都經歷過動盪年代的洗禮，吃過苦也肯吃苦，也懂得為國家為集體奉獻甚至不計較個人得失。
容志行是中國球員的楷模
隨著改革開放之後，廣東隊每年的出訪，球員的見識越來越多，外界的誘惑也越來越多，新一代的球員也越來越難管理，這其實也是蘇永舜主動要求從廣東一隊主教練位置上退下來的原因之一。
1980年蘇永舜進入國家隊擔任主教練一職後，曾經邀請廣東隊隊長何佳重返國家隊，只可惜被何佳拒絕。因為此時的何佳已經準備去前往香港與妻子團聚，並將在香港繼續自己職業生涯。要知道，80年代國內專業足球隊的球員工資每月只有幾十塊，而當時在香港聯賽踢球的球員平均年收入約十萬港幣。蘇永舜對於何佳的這個決定表面上表示理解，其實在他內心卻並不認同，在蘇永舜看來，為國效力，為大家舍小家是非常容易做的一道選擇題。因為他自己就是如此，幹校四年被迫與家人分離，回到二沙頭後雖然不用與家人兩地分居，但是足球隊繁重的工作依舊讓他常年無法顧及家庭，每年也就只有放假時他才能好好的補償一下妻子兒女。好不容易從廣東一隊退下後在廣東省體委掛了個閒職，沒過多久又前往北京到國家隊上任。
何佳作為廣東隊隊長捧起首屆省港杯獎盃
當然，蘇永舜和何佳的選擇沒有對錯之分，這只是不同時代出生的人的不同選擇，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的”代溝“。
蘇永舜作為一名足球教練，他對於足球的專業領域上無疑是出色的，但是他的情商並不算高，對於人與人的鬥爭或者說更衣室的管理一點也不擅長。
甚至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蘇永舜是在中國足球職業化之後執教廣東隊，他的結局恐怕未必能比得上週穗安。
周穗安和彭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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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調侃，
嬉笑怒罵，
都是希望中國足球能好，
哪怕他彎路崎嶇，
哪怕他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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