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這個新西蘭人來到中國，一待就是60年。他為中國革命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戰士”“中國十大國際友人”。他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一月的基督城（新西蘭第三大城市），陽光明媚，正值盛夏最美之時。
行走在基督城一片灰色大理石的英倫建築中，隨處可見古老的歷史痕跡。路過一座大堂，彼時陽光斜照，大堂的黃色瓷磚堂堂發亮，我坐在白色藤椅上，瞥見了一個小銘牌：
大意是中國的老朋友兼人道主義者Rewi Alley先生，曾在1910至1915年間就讀於此。
認識白求恩、埃德加·斯諾的中國人有很多，但Rewi Alley（路易·艾黎）這個名字則很陌生，這激起了我極大的好奇心。隨著我進一步的瞭解，我發現對於這位與中國有緊密聯繫的新西蘭人，我們知道的都太少。
▲ 路易·艾黎肖像（teara.govt.nz）
1897年12月2日，坎特伯雷地區的斯普林菲爾德小鎮。這是路易·艾黎誕生的地方。
艾黎的家中充滿知識分子的氣息，父親是一名校長，母親則投身新西蘭的女權運動。
這種濟世精神影響了艾黎一家的人生軌跡，他本人及其兄弟姐妹皆投身在新西蘭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事業中，而路易·艾黎的大哥Eric則在一場戰爭中英年早逝。
▲ 路易·艾黎於1916年參軍（奧克蘭博物館藏）
兄長殉國的陰影沒有阻止路易·艾黎在1916年參軍的步伐。他被派往法國援助一戰，並憑藉其英勇獲得了一枚勳章。也就是在軍旅生活中，他接觸了援法的中國勞工團，冥冥中開啟了他與中國的緣分。
年輕時的路易·艾黎也像其他男子一樣崇尚戰爭，但他隨後便認識到：破壞性的戰爭終歸不是正途，他應該參加到其他更有建設性的事業。
戰後迴歸祖國的艾黎過上了典型的新西蘭人的生活：他和老同學合夥買了一個農場，種地牧羊。然而那時羊毛價格正處劣勢，他並沒能過上自給自足的生活。
▲ 1924年，艾黎在莫瓦蒂亞牧場
6年的農場生活，讓艾黎感到“孤單與掙扎”，在看到報紙上關於中國革命的報道後，決定再謀出路的他萌發了“要去中國目睹新的革命”的想法。
1926年12月，他把農場留給了新婚的老同學，隻身前往中國，這一去便是漫漫的60年。
1927年4月21日，中國上海。路易·艾黎走在車水馬龍的外灘，好奇地張望。
▲ 上海租界
我試著想象他作為外國人在中國的境遇，就像華人在海外遇到的一般：陌生的文化，缺少歸屬感等。但他還是找到了虹口滅火隊員的工作，努力工作之餘還學習中文，試著融入當地生活。
艾黎的努力沒有白費，一路從督察做到上海租界工部局工業科的首席工廠視察員。他認識了一些左翼作家如埃德加·斯諾克、安娜·斯特朗等，受到了他們的影響。
在目睹了上海租界諸多不公平剝削後，他心中的那股濟世精神重燃了起來，其中既有原生家庭和左翼工人運動的影響，也有他對戰爭的反思以及對人生的遐想。
▲ 上海租界工部局公職期間的艾黎
艾黎的第一步行動是改善中國勞工的生存與工作條件。在看到當時繅絲業童工們飽受折磨的慘狀後，他奔走其中，使得租界內的繅絲廠減輕了工人的負擔；他還和美國醫生馬海德一起，蒐集電池廠童工的尿液以研究他們鉻中毒的情況；調查紗廠工人的人身自由，對那些剝削工人並罔顧其安全的工廠主施壓。
艾黎還參加了許多賑災工作。從1929到1932年，艾黎一直在綏遠、湖北等發生天災的地方發放救濟糧食。
期間他還收養了一個養子Alan。Alan回憶，艾黎喜歡帶他在鄉間一起散步，有孩子跟在後面大叫“高鼻子”“洋鬼子”，Alan氣憤填膺，但艾黎卻寬慰他：“別怪他們。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就被外國殖民者壓迫了近百年，所以他們還分不清外國人中的好人與壞人。不必生氣，讓他們叫吧。”
在收養了Alan之後，艾黎又在武漢收養了另一個男孩Mike。他一生收養了很多中國養子，這種以德報怨的大愛精神一直貫穿他的一生。
▲ 艾黎一生收養了許多孩子。這是1937年艾黎（左一）和養子Alan與Mike在公園的合影（新西蘭圖書館 收藏）
1937年，在北風蕭蕭的武漢，剛從歐美旅行回來後的艾黎有些不安。
時局突變，繁華的上海租界慘遭侵華日軍的鐵蹄踐踏，一夜間成為“孤島”。戰爭炸燬了無數工廠，工人們失業。百業凋敝，局面危急。
此刻的艾黎認識到：如果不展開經濟自救，中國將輸掉戰爭。於是他召集了一批有識之士，發起了“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雖然國民黨方面態度冷淡，但艾黎受到了宋慶齡的待見，及美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的支持。
克服了重重困難後，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簡稱“工合”）終於在1938年8月5日於漢口掛牌成立。
▲ 路易·艾黎（右上）與宋慶齡的合照
工合的目的在於組織小型自立合作社，為工人創造就業機會，同時繼續生產商品以支持全國抵抗日軍與日貨。在建立初期，工合的人員和資金緊缺，全靠艾黎傾囊支持。這場大型的經濟救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的一本雜誌這樣描述：
工合的優勢很多。這些工廠可以轉移，容易掩飾且易於安置，不像大型工廠那樣容易成為日本轟炸機的目標。它們提供了軍事需要，而中國沒有其他可以如此高效地生產的來源……最重要的是，它們為大量西遷的難民提供了工作以期維持救濟。工合激發了這些小鎮的社會活力。
在抗戰期間，工合組織的數量激增，從東部的武漢、上海發展到西部陝西的寶雞、鳳縣，工業產量也大大提升。加上艾黎在海外的大力宣傳，協會獲得了大量的海外捐款。艾黎對中國近代工業做出了莫大的貢獻。
1942年12月，路易·艾黎在甘肅山丹協助培黎工藝學校搬遷。
早在工合運動期間，艾黎就對中國年輕人進行合作社所需技能的培訓，後來開始辦學，其中一所位於鳳縣的學校在喬治·霍格（George Hogg）的領導下欣欣向榮。但因當時學校受到日本人的武力威脅， 艾黎於1942年12月辭去工合職務後，協助學校遷往山丹，並命名為“培黎工藝學校”。
▲ 培黎工藝學校。圖片來源：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1945年7月，年輕的霍格校長因破傷風去世，深受打擊的艾黎開始接任校長。艾黎遵循他的導師約瑟夫·貝利（Joseph Bailie）的原則，鼓勵學生“創造和分析”，強調團隊合作和自律精神，融合工農業技能的學習。
有學生回憶，當時學校條件非常艱苦，艾黎帶領著孩子們一起幹農活，“建設學校”。這對早年務農的艾黎是再普通不過，但在孩子們看來，這位以身作則的校長是真正的榜樣。艾黎也曾表示，在培黎學校教書是他“最快樂、最富有成果的歲月”。
艾黎在1949年解放後繼續在學校教書，直到1953年搬去北京。培黎學校及其“創造分析”的精神仍紮根西北，流傳至今。
▲ 教書中的路易·艾黎。圖片來源：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1980年春，北京，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小樓裡。陽光斜照進窗，照出木櫃滿滿的書影和一位老人的輪廓。黑白格桌布上一臺收音機正在播放英語電臺，艾黎正在享用麥片和橙汁，這是新西蘭人喜歡的早餐——他仍然保持著自己獨特的生活。
艾黎在這裡一住便是29年，他的生活簡單得近乎單調。
▲ 路易·艾黎書房
我一直覺得艾黎是孤獨的。在他漫長的社會運動中，不少人稱他為“救世軍團光桿司令”，連好朋友埃德加·斯諾也曾不理解他；作為外國人，他在中國肯定沒少遭受偏見與誤解。
艾黎終身未婚，養子們盡心對他。只是有時候，這位老爺爺應該也會感到寂寞吧。
▲ 晚年的艾黎盡享天倫之樂（新西蘭圖書館 收藏）
也或許是這種孤獨，激發了他博愛的濟世精神和晚年無窮的創造欲。
他在北京醉心於自己的文學創作，翻譯中國古代著作，時不時還給當時的新西蘭大使擔任顧問——當時新中兩國才開始建交，對中國毫無瞭解的新西蘭大使遇上見多識廣的艾黎簡直如獲珍寶。
這種發揮餘熱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87年。那一年北京的寒冬，艾黎度過了自己最後一個生日後，生命定格在12月27日。
▲ 晚年的艾黎和中國孩子們在一起
我時常想，基督城和北京隔著一個半球，但那天下午在大堂的陽光，多麼像我在影像中的艾黎家看到的，那樣溫暖又強烈。
若時光能穿越，我多想走近他的書房，坐下來和他聊一聊，就這樣度過美好的一天……
作者：粽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