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裡的這個男人叫穆罕默德·尤努斯，格萊珉銀行的創始人。1976年，尤努斯在走訪某鄉村發現，當地農婦每天從高利貸者手中貸款購買竹子，然後編織竹凳交給高利貸者還貸，每天只能獲得2美分的收入。如此微薄的收入使得當地人民陷入一種難以擺脫的貧困循環。這種境況使尤努斯異常震驚，原來生與死的問題是按“分”來計算的。後來他找出村裡42位有著類似困境的村民，將這些村民們的資金需求彙總後卻發現他們的需求一共只有27美金。尤努斯當即借錢給了這42位窮人。之後他嘗試向更多的窮人們提供小額貸款，這個試驗成功地改變了大約500位借款人的生活，普惠金融的理念也就此展開。尤努斯也因此在2006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這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P2P起源，其他版本還有英國的Zopa的網站，美國的Lending club。本質上都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礎上進行的演化。
P2P理想的模樣
P2P，Peer to Peer。我個人覺得，理解為點對點更為合適。不單單是人對人，更多的是債權點與債務點之間的對接。
而在此基礎上的P2P平臺，只是扮演一箇中介的角色，與如今的房產中介無他。作為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橋樑，完成部分風險審核，撮合交易，收取費用。投資人獨立進行決策， 享受收益，承擔風險。
這一模式在理論上沒有任何問題。平臺不接觸資金，每一筆債權都有相應的標的，債權人債務人一一對應，每一筆資金都有明確的流向，即使所有債權人都一起兌付，只要債權到期，也不會存在問題。
點對點、及時高效，也就代表著可觀的佣金；
打破傳統，挑戰權威，同時又能填補市場缺口；
這是每一個金融從業者的理想。
於是乎，P2P平臺在2011年後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卻忽視了現實中的悖論與衝突，陷入了畸形循環。
首先， 要麼剛性兌付違規，要麼，死。
理想的P2P模型中，平臺僅僅是中介，真正決策風險承擔的是投資人。
但如果P2P公司的宣傳語是“我這裡有個債務人要用錢，你們把錢借給他吧。中介費我問他要，他還錢以後本金、利息都是你們的。他要是不還，風險你們自己承擔。”
還會有人把錢投到平臺嗎？
於是，擔保也好，債權轉讓也罷，幾乎所有的平臺都在明示或者暗示剛性兌付。都在告訴投資者“放心，我這裡給你兜著底呢。”
可是，剛性兌付本就違背自然規律，沒有任何生意穩賺不賠。“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也沒有人願意多說。
平臺只是中介，如果連自己是誰都忘了，還要怪投資人不適格，沒有風險意識的話。
對不起，你沒資格。
違背自然規律，下場只有一個。
其次，收益與風險不匹配。
當年，美國華爾街的傳奇人物伯納德·麥道夫利用信息不對稱，龐氏騙局玩了20多年。收益差不多是12%左右。
而P2P平臺給投資人的收益率多少呢，恐怕年化收益10%以上的比比皆是。再加上平臺的運營成本、獲客成本、工資、提成、渠道費等等等等。一個P2P平臺能將資金成本能控制在15%以內，已經很不錯了。如果加上壞賬，呆賬，最終，平臺給債務人設定的利率恐怕已經達到年化20%。
那麼，誰會接受這樣的利率呢？
平臺很清楚，他們的目標受眾只能是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篩選下來的高風險群體。
平臺也很清楚，高風險群體的資金回收率，必然不高。
如果尋找低風險群體，必然無法維持運營成本，死路一條；
如果繼續接觸高風險群體，就必須降低投資回報，最終也只能被投資人淘汰，同樣死路一條。
一方面需要給投資人高額收益，一方面需要面對高風險標的，等於兩頭抽血。
彼時，國家相應政策意見出臺，但P2P想回歸本心，已經難上加難。
線下窟窿自己看了都怕，僅憑中介身份賺取佣金難以彌補；
開展線上業務擁抱監管，但合規的產品卻不可能有人買單。
兩個悖論，無法跳脫的循環，導致P2P平臺開展了一系列騷操作：
設立資金池，拆東牆補西牆；
“創造”優質資產，吸引投資人入局；
購買身份信息，設立空殼公司，虛構標的擁抱監管；
線上模式線下操作，剛信兌付承諾依據；
避開高風險群體，宣傳提前消費，美容貸、學生貸、消費貸，甚至裸貸。
直至714高炮被曝光、套路貸被定義為違法、各種暴力、軟暴力催收被調查。底層人民終於在提前消費的幻想中醒來。
但大部分投資人，還沉浸在高額回報中。從食客逐漸轉為待宰的羔羊，待割的韭菜。
直到P2P平臺宣佈良退。
之前也說過，P2P就好比地道的江湖菜，事物本身不存在好壞。只是引菜入京，卻忘了改善口味。
入冬了，願大家早日脫身泥潭，期盼下一個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