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历史学与经济学，是两门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获益的学科。可惜的是，我对这两门学科，并无系统的学习经历；而幸运的是，我对二者怀有浓厚的兴趣。
种一棵树最好的光景，是十年之前；其次，是现在。
今天恰有兴致，探讨一个有趣的问题。
众所周知，泱泱中华数千年历史，王朝兴替，连绵不绝。很多人对古代封建王朝，可如数家珍，如果对历史时期的划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么一种宿命论式的历史现象，便会清晰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每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有其难以突破的生命周期。
在中国古代，这个生命周期的长度极限，大约是300年。万事皆因果。我们尝试以当代人的目光回顾历史，对这一现象作归因分析。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始于秦，按照历史课本的角度，此后典型、稳定的封建王朝有：两汉、唐、两宋、元、明、清。其中，元、清由于异族统治，有其特殊性，清末之大变局也超出了封建王朝的框架约束，故暂不予以讨论。两宋时代，由于实际的割据时局并未终了，典型特征为燕云十六州的长期陷落，北方门户洞开，导致华北及中原都缺乏实际有效的控制（所以徽钦二帝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被金人平推，留下靖康之耻），以大一统的条件为约束，亦不纳入讨论范围。
那么，满足“中华古代典型大一统封建王朝”条件的有：西汉、东汉、唐、明。
西汉终结于王莽乱政。如果把王莽作为西汉政治的延续，那么王莽新朝，终结于中央皇权与地方豪强的权力争斗。后起的刘秀可作为地方皇室宗亲的代表，建立了东汉。
东汉终结于宦官外戚乱政，加上以黄巾为代表的农民起义，使得地方豪强崛起，军阀混战，最终形成了三国割据。
唐朝衰落始于中期安史之乱，此后军权旁落，地方豪强并起，而中央宦官乱政，党争不休，最终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走向灭亡。
明朝衰亡始于党争，错误的税收制度加剧了地方土地兼并，直接导致后期税收崩盘，东北前线要军饷，中原百姓却只能逃荒，官逼民反，内忧外患，最终灭国。
一种常见的分析指出，王朝末期的衰落，本质上是供需平衡的逐步打破。通俗而言，中国古代农民的生活成本并不算高，能够吃饱饭，多半就会老老实实活着。换句话说，以最简单的供需关系来看，农民阶级应当形成粮食供给与粮食需求的闭环，在租赁土地、出卖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剩余的粮食收成必须让农民能够保证生存。而各王朝的末期，出于种种原因，农民逐渐失去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导致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小于基本的粮食需求，这就使得农民不得不反。
这一分析具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本文期望对这一分析作更深的推演。下面抛出本文的观点：
封建王朝的灭亡，本质上不是供需不平衡，而是原有分配制度的逐步瓦解。
首先我想要论述的是，以中国古代的农耕环境看来，绝大多数的时候，年度粮食收成用于养活所有人口，都是绰绰有余的。
一方面，古代和平时期的人口数量，长期处于温和演变，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是清朝之后的事，原因是南美高产作物（马铃薯等）的引入。所以不会因为人口在几年内的爆炸增长，导致耕地不足、粮食不够吃这种现象。以古代的医疗条件，多生小孩恰恰是为“不可避免”的夭折做准备；多数时候，人们活过四十就可以自称老夫。
另一方面，即使是土地兼并到不可逆转、流民四起的年代，被地方势力巧取豪夺的土地，绝大多数也仍然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存在，而所谓逃荒的流民，在全体农民人口中也并不是多数。通俗而言，村头地主强占了村中农户的地，有些农户气不过便逃走了，可是大多数软弱的农民还是会留在村里，给地主当长工——只要有人种，地主也不愿意让良田荒芜。只要产出的粮食在交了租后能剩一口，沦为佃农的老实人就不会逃走。而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其实还是大于粮食需求的。地方豪强也不是傻子，把农民都逼走了，谁来种地交租养活他们呢？考虑到我国古代优良的农耕传统，真正的粮食危机并不常见。
只有当多数农民交完租之后，发现剩余的粮食已经填不饱肚子时，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才会爆发。问题是，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并不能说，整体社会的“供应”是小于“需求”的。这并不严谨。若果真如此，便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在地方豪强手里，粮食始终是充裕的。也正是如此，李闯王每攻破一座城池，就开仓放粮，如果整体粮食需求真的缺乏到了一定程度，粮仓里又怎么会有粮食呢？只不过农民种植的粮食，没能分配到他们自己手里罢了。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封建王朝的最终灭亡，不是因为社会整体生产力的下滑，导致总的供应无法满足总的需求。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的迭代，整体社会的分配制度渐渐出问题，最终拖累整个国家。
用更简单通俗的话来概述，就是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分化扩大，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摧毁封建王朝。
王朝初期，政治清明，统治者如果出身微末，往往懂得民间疾苦，能够知人善任，地方势力单薄。整个社会休养生息，并无苛捐杂税。所以农民能安居乐业，维持欣欣向荣的农耕文明。
至王朝中期，统治者权力交迭几代，已与民间社会分隔开来。而地方势力经过百年耕耘，多半已在当地扎根，盘根错节。地方势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代言人，比如藩王、地方宗亲、豪绅、世袭节度使等等。几代人的经营，足以把地方揽为本家本族的私有势力。此时农民开始失去土地，或以佃农身份苦苦挣扎，或依附于豪强世代为奴。
至王朝末期，统治者与民间彻底断绝联系，皇权不下乡。地方势力进一步增强，直接表现正是无休止的土地兼并，大鱼吃小鱼。而此时，如果中央能出现部分能力突出的政客，则可以用各种方式为国家续一波。譬如改革税收，削弱地方势力，保护农民，平衡权力等等，如此则国家尚有喘息之机。否则，一旦土地兼并打破临界点，农民就开始起义。
再加上一些地方势力自发作乱，或者中央权力斗争，或者外患，则会以恶性循环的形式加速王朝灭亡。比如东汉张角“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董卓、李傕、郭汜等接踵而起，名为镇压起义，实则扩充军备，把中央集团忽悠瘸了。比如唐朝末期节度使，握着皇帝的兵找中央要饷，不给？不给我先反一波。比如明朝党争不休，言官集团言之凿凿对后金主战——那么打仗总要军饷吧，结果江南豪绅收不上税，却给西北农民加租，这不就加出李自成高迎祥了吗。
所以说，分配制度开始承受不可逆转的破坏时，整个社会的节奏就乱了。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性的问题。地方豪强如果不兼并土地，不经营家族势力，那地方势力范围随时可能易主，你不干不能保证别人不干啊，到最后大家都这么干。给一部分人地方权力，那么获得地方权力的人就会世世代代地加固权力，让没有权力的农民最终沦为家奴；让一部分人先富，那么先富的人就会尽己所能地占领生产资料，然后让剩下的人陷入贫穷，这个路数一脉相承。
有人会问了，我们在讨论封建王朝的衰亡，那现在封建制度都不存在了，这种前人的教训，难道就没有解决的方法吗。
理论上是有的。课本上封建制度的接班者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本质还是剥削，只不过生产力的提升让剥削看起来变得温和，法制和人权的普及也逐渐洗净了制度里固有的血腥。整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解决，或者说延缓上述贫富差距增大、分配制度瓦解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以当世资本主义的龙头美帝为代表：
A、重塑分配制度。代表人物亚伯拉罕·林肯，解放黑人，让原本生来被奴役的黑人获得公民身份，直接粉碎了南方农场主的地方势力，间接解放了全国的生产力。作为美国的千古一帝，林肯的出现让美国走向世界一流强国。
B、改良分配制度。代表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修新政，压制自由主义经济（也就是用政府力量调整剥削关系），打击盲目竞争造成的产能过剩，由政府指导市场分配，向富商巨贾收重税救济贫民。作为美国的中兴之主，罗斯福承上启下，带美帝走出1929大崩盘的泥潭，进入新纪元。
C、用军事强权扩大分配范围。代表人物就是美帝称霸世界后的一系列大棒总统。主要的做法就是用大棒欺压世界，以金融手法剥削别国。蛋糕不够分，就做大蛋糕。贫民破产，就让别国买单。目前看来，这条路可能会走到黑，走到头。
但目前看来，这几种方法，最终都不可能彻底地解决分配制度的问题。即使是所谓的重塑，也并不会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何况，林肯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也一去不复返，到当今社会，还有谁愿意自己革自己的命呢。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逆，因为人性的本质就是博弈，你不成为大鱼，最后就会变成小鱼，你不吃虾米，最终你也是虾米。祸水外引，矛盾转移，金融政策，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就好比“供给X改X”“X带X路”，都不太可能解决房地产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少子化、老龄化，而在房产春风中获益最多的那一方，和古代大肆兼并农民土地的地方势力，又有何分别呢。
只不过当代生产力足够发达，绝大多数人还不至于饿肚子。在一些小国寡民的高福利社会，靠着贩卖本地自然资源、吸纳富人的税金，底层甚至还能活得不错——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分配制度得到最优改良的社会实验，可惜这样的实验方案，并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
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所以历史大概率会重演。
唯一的机会是，生产力突破极限，使得全社会每一个人的贪欲，都能够被逆天的社会生产力满足。这样的乐土，我们把它称为“按需分配”。
在活到这一天之前，也许我们这一生，都只能为成为“更大的鱼”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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