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歌手 · 当打之年》最终落寞。总决赛终于再次迎来了现场观众，结束了过去几期以来的「云现场」。而新开播的《傲骨之战》因为疫情，播完第二集之后暂时延播，团队散落在世界各地，正在远程协作剪出剩下的集数。
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杂志们的处境也十分尴尬。
时尚杂志已经是高度商业化的内容产品，其封面很多时候都是提前半年确定好，这背后涉及到同品牌客户以及拍摄对象、摄影师的多方协调。现在，有些杂志不得不选择推掉原本的安排，用创意来表达观点；但也有杂志依然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比如《GQ》的新封面是 Daniel Craig ，原本是配合新电影《007：无暇赴死》的宣传，但现在将近半年内，都有可能不会有他的新电影上线。
但很多杂志的举动，让人们意识到时尚杂志不再只是贩卖远离现实的内容机器。媒体们也意识到，似乎只有现在做出一点举动，才是在做「对」的事。目前，像 《Dazed》、《AnOther》 等杂志都将最新一期杂志免费公开在了网络上。
整个文化产业迎来至暗时刻。韩国最大的流行乐团体 BTS 取消了所有的演唱活动，大型艺术节活动西南偏南 SXSW 今年也暂停举办，另一大音乐节 Coachella 则推迟举办，戛纳电影节也推迟举办，中国的影院至今还未开放……
媒体行业则不得不采取裁员手段来保住自己的饭碗。美国媒体集团 Vox 继续裁员 9 %；杂志巨头康泰纳仕也被传将进行大裁员，且高薪职位将会有10% 到 20% 的减薪；康泰纳仕旗下杂志《VOGUE》也因此受到重创，这本杂志是该集团最赚钱的刊物，但也是最依赖广告收入的杂志，而这也将可能影响到 Anna Wintour 的职业生涯。
相比之下，赫斯特则是三管齐下，减薪、裁员，但也同时加大员工福利。同样的悲剧在中国也在发生，根据界面新闻，BoF 中国区遭遇全部裁员的境遇，而同样据透露，Yoho! 等媒体集团也在裁员中。
在去年，Vox Media 收购了《New York》杂志
传统媒体境遇难堪，而新媒体却在迎难而上，尤其是流媒体们。Netflix 第一季度迎来用户增长高峰。号称「短视频届 Netflix」的 Quibi 也在这个时候正式上线，首日下载量达到 30 万 。
2019 年，是数字媒体士气高涨的一年。抖音在全球市场持续增长，国内视频流媒体大力投资原创综艺，激战一触即发，时尚媒体都在尝鲜数字手段，以激发新的内容创意和商业模式。
依赖杂志内容来获得收入增长的康泰纳仕和赫斯特，也开始转变内容结构，将资金投入在了视频内容的制作和大型活动的举办上。
在去年，康泰纳仕已经在 Instagram 的 IGTV 上投入巨大，根据 Digiday 的报道，在接下来的计划中，康泰纳仕至少将推出三挡大的视频栏目，包括《GQ》杂志的时尚视频系列「No Wrong Way to Wear」，《Bon Appetit》杂志的旅行美食视频系列「Big Fat Weekend」，《Vogue》情感视频系列「Love Stories」。在去年，由 Condé Nast Traveler 制作的系列视频《Say I Sent You》已经在 IGTV 获得成功，并得到了 American Express 的赞助。
在中国，我们熟悉的传统媒体都将新的精力投注在了短视频这个最新也最热的风口上。
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新闻也成为了新的风口。目前，网易已经推出了网易数读，第一财经成立了数据中心，并推出了数据新媒体 「DT 财经」，腾讯的谷雨实验室也开始进攻数据新闻的领域。
此外，还有一个意外是，播客的收益正在增长。因为即便在当下，音频内容的制作不会因此而增加难度。但在播客市场，能够获得收益的依然还是那些显赫的媒体品牌。
品牌主正在削减广告预算，在各方面都变得保守起来，对于短期内经济复苏的不自信，和未来各种不稳定的局势的担忧，而最担心的则是，消费者行为的改变和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的转变，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品牌的生意。
对于媒体来说，他们其实很早意识到依赖广告收入，到最后只会是陷入死路。《卫报》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尝试搭建一个由读者自愿捐赠的方式来获取新的收益，但他们的内容依然是免费的，这是搭建「付费墙」之外的一种选择。
根据 Digiday 的报道，在这次疫情期间，《卫报》的读者捐赠收入有了显著增长，但《卫报》未向 Digiday 透露具体数字，不过，《卫报》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已经明显下降，从三年前的 80% 收入占比降到了现在的 50%。通过收费机制的改革，以及支出成本的减少，《卫报》在2019年终于迎来了盈利。
搭建「付费墙」还是大部分媒体的做法，凭借优质的新闻内容，《纽约客》在去年继续获得收益增长，也是康泰纳仕旗下保持盈利的一家媒体，该杂志在 2018 年的时候就获得了 1.15 亿美元的订阅收入 。香港的媒体平台 Matters 则依托区块链技术找到了新的盈利点。
对于依赖广告收入的媒体来说，他们为了改善艰苦条件，已经向广告商们抛出了橄榄枝。英国的《the Telegraph》在新闻内容制作上往「好消息」明显倾斜，以此来讨好品牌。
付费墙或许也会成为中国媒体的一个新的首选。今年 1 月，微信正式开放了「付费」阅读功能，被邀请开通的公众号，可以设置先付费后阅读的功能。这也为自媒体们创建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像「头条号」等都加大了付费鼓励机制。
对比西方媒体的付费墙机制，中国的媒体严重依赖像微信、今日头条等这样的机构或平台，主动权被剥夺。当然，也有像《财新》这样成功吃到螃蟹的人。但并不是每家媒体都有像《财新》这样的专业内容度来获取读者。
其实根据几家盈利的媒体来看，内容的优质度始终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在收费机制上的创新，必须摆脱以往严重依赖广告收入的商业模式。
杂志和新闻媒体在近几年都有在试图改变。但媒体本身存在着一些难以突破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在时尚杂志和新闻媒体上尤其突出。因为这些媒体的定位群体是中产以上，而现在，社交媒体时代，整个话语权已经在向下渗透，尤其是随着「抖音」和「快手」的崛起，「土味视频」成为了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文化，在人人都能成为内容制造者的时代，塑造自己的特殊性，更加重要。
新媒体时代，做优质内容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胆量、敏锐度和钱。传统媒体行业的没落，败在商业模式难以持续，败在「影响力」的持续弱化，败在内容创新的落后。
面对媒体的商业模式，目前成功的道路有这么几条，一是像英国《卫报》依托于读者的捐赠，还有就是台湾《报道者》这样依托于公益组织和读者的捐赠；二是打造一个合理的付费墙机制，并保留部分免费内容，比如《纽约时报》，因为绝对的付费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媒体；但是打造「付费墙」也有其阴暗面，当大部分媒体采取这种做法时，对于读者而言，内容消费的成本因此增加，读者就会进行选择，最终会导致强者越强的寡头局面。
三是依托于新的技术形式来突破，打造社区化运营的商业模式，让用户成为内容的制造者、消费者和投资者，比如中国的《少数派》和 MATTERS。
内容上，从《纽约时报》和康泰纳仕集团旗下时尚媒体的转型来看，可视化、网络语言和互动的增加是必不可少的，视觉内容的增加十分有帮助，但深度的内容依然有着大量的读者群支持，像《好奇心日报》便曾是商业化最为成功的中国新媒体之一。
《好奇心日报》不仅拥有许多深度内容，而且还有有趣的视觉设计，和贴近年轻人的互动
此外，媒体的内部需要加强合作，以往编辑部的相对独立性需要被削弱，编辑部同数字部等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会让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此外，说到互动，美国新媒体 《QuartZ》在 App 的交互设计上非常突破。
而且，西方媒体近年来的成功对于中国媒体有一个值得借鉴的地方，必须打造自己的流量入口，打造自己的平台，不要过分依赖于互联网巨头们营造的平台媒介。
当然，在万事互联网化的当下，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必须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如果将读者视为互联网思维下的使用产品的用户，只会令内容的生产被读者这个「用户」主导，最终失去了媒体自己的价值观，也就失去了话语。
撰文：Junjie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