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近5個月了，關於SARS-CoV-2（導致COVID-19的病毒）來源的爭論一直在激烈進行。早期的一組病例，與武漢的一個動物市場有關，最初表明人類感染來自動物。由於潮溼市場的環境，似乎人與動物的密切接觸可能為病毒從一個物種跳到另一個物種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就像SARS一樣）。
但越來越多的陰謀論充斥在世界各大媒體上，從指責一種邪惡的生物工程病毒到5G的出現是COVID-19的病因。然而，這些理論並沒有得到證據的證實。最有可能的起源，且得到世界上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支持，新型冠狀病毒不是來自實驗室，也不是某個瘋狂科學家制造出來的，更不可能來自野生動物市場，事實上，病毒可能來自蝙蝠。
我們怎麼知道非典是由蝙蝠引起的？
一般來說，疾病不會在物種之間自發地跳躍。但蝙蝠，特別是果蝠，是這一規則的例外。它們是唯一能夠充當多種病毒宿主的動物，可以打破這一屏障。人類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包括絲狀病毒（可以引起像埃博拉那樣的出血熱）和亨尼帕病毒屬（Henipavirus ），它們在澳大利亞和亞洲引起了小規模但致命的疾病爆發。來自蝙蝠的更為人所知的病毒是冠狀病毒，它會引起呼吸道感染。
最近的技術進步，如深度測序，已經被用來檢測和測序引起COVID-19的病毒，以及從野外蝙蝠樣本中獲得的其他病毒。這些研究提供了蝙蝠體內發現的病毒多樣性及其進化史的詳細信息。事實上，蝙蝠很可能是SARS-CoV-2的宿主，因為這種病毒與類SARS-CoV冠狀病毒相似。
我們怎麼知道病毒沒有從實驗室逃走？
雖然越來越多的共識和科學證據表明，SARS-CoV-2起源於蝙蝠，但有關其向人類擴散的性質的問題卻越來越多。根據外媒相關報道，最近的一份報告引發了實驗室病毒逃逸的恐慌。報告認為SARS-CoV-2是從人類的實驗室的病毒研究所逃逸出來的。
事實上，過去曾發生過實驗室意外暴露和逃逸事件，包括流感病毒和SARS冠狀病毒。然而，本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回應說，大量證據仍然表明SARS-CoV-2是自然產物而非偶然出現，沒有其他科學證據支持逃逸理論。研究繼續指出，確定SARS-CoV-2的宿主和潛在的中間宿主，因為這仍然是病毒出現的最合理解釋。
我們怎麼知道它不是從動物市場來的？
儘管武漢動物市場的環境樣本檢測出SARS-Co-2陽性，但沒有動物樣本檢測出陽性。最近的證據顯示，早在2019年11月，該病毒就已經在湖北省傳播，這比武漢市場出現該病毒的證據要早。因此，更可能的解釋是，它於2019年12月通過人際傳播出現在市場上。
病毒可能來自穿山甲嗎？
但是，穿山甲這個奇怪的例子呢？在馬來穿山甲（一種原產於亞洲的小型鱗片哺乳動物）中發現了類似於SARS-CoV-2的冠狀病毒。所鑑定的穿山甲冠狀病毒與SARS-CoV-2的基因組相似性為85.5%～92.4%。這種相似性僅次於最近發現的蝙蝠冠狀病毒RaTG13，後者的相似性為96%。這導致人們猜測穿山甲可能是SARS-CoV-2的潛在中間宿主，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確切的發現。但即使人類從穿山甲中獲得了SARS-CoV-2，其最終來源仍可能是蝙蝠。
我們能不能禁止銷售和食用野生動物？
儘管食用野生肉類確實為人畜共患病病毒向人類傳播提供了機會，但隨著人類越來越多地與動物接觸，大多數病毒傳播是由城市蔓延造成。森林砍伐和氣候變化使包括蝙蝠遷徙範圍在內的野生動物生態位最小化，迫使動物與人類的接觸越來越密切。
包括蝙蝠在內的野生肉類仍然是世界許多地區人民的重要營養來源。如果沒有適當的教育運動和可獲得的食物替代品，禁止銷售和食用野生動物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由於許多人依靠消費來獲取收入和維持生計，這很可能將這些活動推向地下。這將使追蹤動物與人之間傳播的源頭更加難以識別和預防。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阻止蝙蝠傳播疾病呢？
不幸的是，答案是我們根本做不到。蝙蝠佔所有已知哺乳動物物種的20%以上，在我們的生態系統和經濟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蝙蝠除了有助於授粉和種子傳播外，還負責控制農作物和森林害蟲。此外，人類對蝙蝠棲息地的侵犯有助於加強病毒外溢事件。
為了減少類似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的再次爆發，許多人呼籲消滅蝙蝠棲息地或消滅蝙蝠種群。但這些活動只會進一步威脅已經遭受糧食不安全的地區的糧食供應。因此，雖然我們仍然無法確定何時何地發生了蝙蝠SARS-CoV-2的外溢事件，但我們確實有一個遏制未來外溢事件的路線圖。這將需要加大對野生動物及其不斷變化的棲息地的監測力度，以便開發工具來預測這些事件可能在何時何地發生。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做好準備，在疫情爆發時迅速而準確地採取行動。
